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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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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义与奋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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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牧师职责与意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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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很明显地，美国19世纪的环境导致美国有独特的基督教会形态，不论是组织上或是对牧师的要求上皆然。几百年来，基督教的首要传统从来是单一教会，而不是教派分立。但是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信仰各种不同教派的殖民团体，有“右派”的也有“左派”的，这些都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果。所以大家也早就知道，要在这片殖民大陆上维持一个单一教会极为困难。到了18世纪中叶时，整个社会都已习于宗教上的互相容忍，并通过立法来落实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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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教多元带来了教派林立，美国人摆脱了单一制式的教会，拥抱信仰自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各州，信仰自由使得原本在欧洲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在此得以稳定发展成为具规模的组织，虽然不似往昔“正统”教会一样强大，但地位稳固、组织有序，已不再是零散的派别而已。于是乎，在传统教会式微而各新兴宗派壮大的情况下，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最后演变成所谓的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1]美国宗派主义现象的本质是教会成了“自愿性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s）。教友们可以随意选择他们喜欢的教派，传统教会一支独大、强迫入会的现象已成过去。往昔在欧洲，教友们多半是随着家族传统进入教会，而国家对异端的迫害也等于是在强迫教友留在传统教会中，接受其教义与仪式。但是美国的教友们并非如此，他们不是生下来就必须接受上一代归属的教会或是礼仪，而是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决定加入哪一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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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择性并非空想。由于18世纪末美国生活的自由化，加上宗教改革打破了传统教会的建制与组织，所以在1790年，可能有多达90%的美国人都没有参加任何教会。但是随后几十年间，这种令人吃惊的“宗教无政府状态”被大大改变了，教友们各自归宗，选择适合他们的教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可以一再地自由做选择。加之美国人很希望与过去切断联系，对未来怀抱憧憬，且日益鄙夷历史，宗教上的宗派正可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美国在政治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欧洲代表了过去的腐败，因此美国需要超越旧大陆。新教的各宗派对于传统基督教的看法亦如此。[2]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历史并未发展出什么宝贵的制度形式和实践方式，而是充满了腐败与堕落，基督教原初的纯真精神已然不复存在。于是，虔敬者的职责不是保存传统留下来的形态，而是找寻可以恢复原初精神的方式。著名的长老会教友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在1844年写道：“自由的时代来临了，人类终将享有自由。传统的宗教形式或组织都是呆板的智慧或往昔的愚蠢，显然跟追寻自由风气、宽广视野的潮流不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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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目标是要回归基督教原初的纯朴精神，回归从《圣经》中寻找信仰之钥的传统，即使不喜欢美国宗教发展方向的人也无法否认这是它的核心所在。1849年，德国改革宗的发言人认为，美国人诉诸个人的阅读与理解《圣经》来寻求指引的方式无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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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权威性解释的必要抗议，尽管它也会同意过去的解释中有理的那部分。因此，衡量真理的真正尺度是个别教派的内心，而非过去的权威……一个真正的教派并不会在乎它过去不为人承认。它的目标在于从《圣经》中获得启示，从《圣经》通往天国……教会的历史传承对于这些教派来说并不重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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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教派联系起来的力量并非那些传统的力量，也就是说，并非过去的传统对教义的解释，而是新的目标或动机。既然各教派间的教义没有统一的必要，因此对于教义的严谨讨论在过去虽是教会中理性思辨的重要来源，如今却被视为对目前稳定状态的干扰，会造成冲突。所以虽然对教义的讨论没有被放弃，却被置于一些大家认为很重要的实际目标之下。[5]结果是，任何教派的主张只要会影响教派的发展传播，就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放弃。[6]一切以福音能被传播出去为最终考量。在当时，社会的变化很快很大，没有去教会的人数量很多，各教派都在争取新人，扩张是他们最优先的考量，其他的都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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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派分支都在争取的这些人，过去并没有宗教信仰，对教义或是圣餐仪式也没有特定看法。所以争取他们并不需要靠特定教义或是仪式。基督教最初成立时，宣教者所散发出的情感与热忱才是最有用的。奋兴派就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传统派则失败了。宗教情感上的振奋取代了严谨的仪规与对教理的认知。对于单纯的人，要用单纯的道理打动，激昂催促的牧师不对听众讲烦琐的教义，只讲最简单的选项：到底要天堂还是地狱？救赎系乎选择：罪人应该选择宗教，而不是宗教来选择罪人。因此只要是能让人皈依宗教的方法，就是好的。作为努力不懈拯救人的牧师，德怀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曾说：“你如何使人信上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他信了。”[7]早在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上的信念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了福音派的口中，虽然话说得有些糙。对于教友来说，要看在信仰一事上是否“实用”，一个检验方法就是看皈依的感受；而对于牧师来说，则是可否引导信徒皈依。牧师只要能成功让人信主，他说的话就是真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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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林立与福音主义都对牧师的制度产生颇大冲击。不论属于什么教派分支，各个教会多少都会尝试以教友为尊的公理会方式，或是地方主义的方式。地方主义与奋兴派的结合不啻大大鼓舞了异端或分裂团体：只要有最后成果，谁也不能说什么！这种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本派教友的地位。牧师已不能像以往一般从中央教会得到支持，其薪资乃是教友奉献而来，因此必须发展与教区教友的和谐关系。当然牧师还是尽可能地树立权威，但是美国生活的环境更有利于非专业教友控制教会内的事务。在南方各州，即使在牧师权威最大的圣公会内，也可看见权力逐渐转移到教友身上。于是各处出现的共同情况，是牧师们的表现由教友来评断，或可说牧师成了被教友“使用”的人。在18世纪时，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已经说过荷兰人对他们牧师的态度：“他们把他视为聘雇而来的人，如果表现称职，才可得到约定的薪资，但如果不是，就会把他解雇，即使因此聚会礼拜时没有人讲道也无妨，有些教堂甚至被关闭了好些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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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牧师们再也不能像在旧大陆时一般，依靠中央教会组织或他们的身份来立足，而是必须像个政客一样圆熟地处理教会事务，充分运用世俗的人际关系技巧。而那些善于鼓动宗教与民族情怀的牧师就可以致力于改造这个国家的心灵、使大西部的拓荒者皈依教会这两个目标。一位牧师说，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便靠着牧师来管理社会公共事业，在慈善部门间穿针引线”。大家常会以牧师“在社会改革的磨坊里做了多少看得见的工作”[10]来评判他们。因此社会学家悉尼·E. 米德（Sidney E. Mead）指出：“牧师此时实质上已失去传统的角色，而成为带着圣职、由上帝呼召而来的社会发展促进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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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牧师职务的终极评鉴指标乃是他到底拯救了多少灵魂。我们如何评判地方教区的牧师之优劣呢？一个就是看他“个人魅力”的多寡，看他能动员多少教友参加有名的巡回牧师带来的动人心弦的讲道；[12]第二种很讽刺，以“星级”打分来评断牧师，比我们评价电影的方式还早。当福音运动越发流行后，对于牧师的甄拔与训练就开始采用奋兴派的标准。往昔清教徒将牧师视为智识与教育领导者，现在这样的看法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福音派将牧师视为能在宗教上鼓舞说服群众的人。牧师的神学教育不再重要，只要具备基本的教义知识即可。往昔教会与世俗间在智识上的联结大幅减弱了，人们不再将宗教视为智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不注重理性学习，认为它只属于科学的范畴。1853年，有一位牧师抱怨道：“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如果牧师太有学问，就必然不够虔敬，而一位卓越的牧师必然欠缺智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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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音运动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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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只是非常概括的陈述，拿来作为对美国宗教的定论是有危险的，因为各区域的状况不同，而且美国宗教的现实情况复杂多样。但是我认为以上的概括大致能够描述美国普遍的教派分立以及福音派的发展。当然，某些保守的教会并未受到福音运动的影响，像是天主教或是路德宗，除了些微表面形态上的部分，其余部分皆未受福音运动冲击；圣公会则是依各地情况而受影响程度不一；至于长老会与公理会，则因福音运动而产生了内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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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比较美国刚独立时与1850年时的社会——前者只占有现在东部的区域，而后者幅员辽阔且教派分立之势已经形成——则会发现福音运动的扩展很是蓬勃迅速。在刚独立时，改革宗之中，圣公会、长老会与公理会是三个最大的教派。前两个是欧洲传来的，最后一个则是美国所特有。但到了1850年时，改变非常明显。当时全国最大的单一教派是天主教，但在新教内部，最大的现在是卫理公会与浸信会了——它们之前不过是非主流教派——其后才是长老会、公理会与路德宗。圣公会落至第八名，身为一个上层保守教会，它已无法在美国社会中维持自身的地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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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来说，改革宗在广大西部与新兴城镇的发展，都是靠较贴近大众的福音派而非传统教会。像卫理公会与浸信会的大肆发展，就是它们能够适应美国当时状况的明证。而福音派成功进入公理会与长老会内部，也说明它有改变传统教会结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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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是传播改革宗基督教的主要力量，而宗教奋兴则是它营造热烈氛围的方式。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奋兴派的浪潮横扫美国各地。第一波大约是从1795年到1835年，尤其盛行于田纳西州与肯塔基州这两个新边区，然后发展到纽约州西部与中西部各州。隔了没多久，大约在1840年左右，新一波浪潮又出现了，席卷大小城市，证明奋兴派绝不只是在乡间有市场，奋兴派牧师穆迪、比利·森戴（Billy Sunday）与葛培理稍后也明白了这一点。在1757年与1758年，奋兴运动达到高峰，但带来了许多纷扰。纽约、费城、波士顿、辛辛那提（Cincinnati）、匹兹堡（Pittsburgh）、罗切斯特（Rochester）、宾厄姆顿（Binghamton）以及一些较小的城市都可以见到奋兴派的身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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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音运动的成功不是只靠奋兴派。到19世纪30年代时，福音运动已经成立了一些社团，例如圣经学会、基督教教育学会、主日学校联盟与禁酒组织等，大多是跨宗派成立的。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宣教，使其不再对宗教冷漠、不信神，或使其脱离天主教信仰，当然最终是要让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变成福音信仰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新教内部的差异都在这共同目标下暂时化解了，大家合力克服无信仰者的消极、怀疑态度，或是对抗天主教。在教派合作没那么密切的地方，则由上述社团为有意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提供机会，而当牧师不想参加或介入某些活动时，社团会给某些积极的教友参与领导的机会。总之福音派在1795年到1835年间维持互相合作的态势，但到了1837年时合作的势头开始变弱，一方面是由于教派间的纷争扩大或是教派内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福音运动已达成其基本目标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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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显示，福音运动怎么看都是成功的。从数字可看出，福音派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展了了不起的皈依运动。18世纪中叶，美国国内的基督徒比例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低的。虽然美国关于宗教的统计数字是出了名的不准，但是据估计，在1800年左右，每十五人中只有一人上教堂，但到了1850年，每七人中就有一人。在1885年时，两千七百万人中有超过四百万人上教堂。在20世纪的美国，因为大多数人都上教堂，所以这些统计数字看起来不怎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所谓“上教堂”宽泛到几乎不再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当年的定义却是非常严谨的，所有的福音教派都要求信仰者有皈依的个人体验，并严格遵守宗教纪律。“上教堂”的人远多于教会成员，因为在1860年时，全美有人口约三千一百万，而教堂则足以容纳两千六百万人。[17]成就最辉煌的是卫理公会与浸信会，在所有领受圣餐的新教徒中，它们合起来占到将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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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长老会的芬尼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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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首先席卷了西部荒野地区，继而进驻较繁荣的城镇，美国的福音主义与奋兴派宗教版图于是显出三足鼎立之势：卫理公会、长老会与浸信会。想要了解美国的福音文化，就得看看这三个教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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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福音教派中，对智识最感兴趣的应算是长老会教友了，他们把新英格兰的公理会与殖民时期的长老会传统带到了西部。长老会与公理会在1801年签署联盟计划（Plan of Union），但这次结盟却使得公理会日后难以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顺利发展，这是因为联盟计划采用了加尔文派所理解的“两个教会”[*]理论；而马萨诸塞以外，尤其是纽约州及中南西部各州的所有公理会都不反对长老会的组织方式，所以它们就慢慢地被纳入长老会中了。但公理会的特殊文化与新英格兰式风格无疑还是在这些中西部的长老会中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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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通常很执着于它的教义。因为它乐意吸收商界企业人士，所以成为非传统教派中的精英教会。[18]长老会教友乐意于资助高等教育，期望能对他们的教会事业有所帮助，但是终究还是会因为执着于教义而与高等教育学府起了冲突。由于受到公理会的影响，部分长老会牧师开始宣讲“纽黑文神学”（New Haven theology），这是一种相当自由化的加尔文宗教义，宣讲神对大部分人类赐予的恩宠，采用福音派奋兴运动的精神与做法来传教。但是一些较老派的加尔文宗教徒，尤其是以普林斯顿大学及其神学院为基地的苏格兰或苏格兰——爱尔兰传统的教会成员，不接受这种新的观点。从1828年到1837年，好些争议及异端事件困扰着整个教会。长老会中的福音派领袖，例如巴恩斯、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阿萨·马汉（Asa Mahan）及比彻之子爱德华·比彻（Edward Beecher）等都被指控为异端。到了1837年时，新派被守旧派驱逐出去，从此全国的长老会教友就必须选边站，决定依从新派还是旧派。旧派认为新派除了在教义上与其有分歧外，还太过于同情和接纳那些跨教派宣教团体，又不积极反对在教会中日渐茁壮的反教权主义之同情者或煽动者。耶鲁大学、奥伯林学院与辛辛那提的莱恩神学院是新派福音主义的大本营。其中最重要的是查尔斯·格蓝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他是介于穆迪与怀特腓德两人所处时期之间美国最有名的奋兴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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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可算是说明“长老公理会福音主义（“Presbygational” evangelism）这个词意义之含混不清，或是让人难以对“宗教反智”遽下定论的好例子了。芬尼与他的同伴是新英格兰智识传统的继承者，所以很关切教育。奥伯林学院与卡尔顿学院都可被视为新英格兰传统被移植到中西部的产物，说明这个传统在此有多么受重视。其他的福音派团体中很难找到像芬尼、马汉与比彻这样知书达礼的人，毕竟在内战后还有什么人写得出芬尼的《回忆录》（Memoirs）这种水准的书呢？这些人的心由于不断咀嚼加尔文神学要义而变得坚毅，也由于需要发展出个人的神学理论而变得睿智善思考。可惜他们的文化观非常狭隘，他们对于教育也只是注重其工具性，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把所继承的智识传统扩大，反而把它限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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