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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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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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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杰斐逊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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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关系并不是个问题。开国元勋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国体是朝向民主发展，但是治国者都是上层阶级精英：在这个精英群体中，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权力。不过，当时的社会还不像今天一般科技化与专业化，所以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尚无法成为气候；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绅士的知识分子却在社会各个部门占据鳌头，例如律师界、职业人士界、企业界与政界。国父们是一群圣贤、科学家，富有教养。他们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在历史、政治与法律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足以解决时局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一个时期像当时一样，产生那么多充满智识的政治领导者，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与乔治·威思（George Wythe）等人。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贡献良多，打下了美国立国的重要基础，因此永久鲜明地树立了这样一个典范：有学问与智识的人，大可以不需要借助草莽的姿态来担任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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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竟然是由知识分子立国的，现在看来真是讽刺，因为在这个国家随后的政治史上，知识分子不是局外人、被人使唤，就是替罪羊。美国开国之初曾经有一群被杜马·马隆（Dumas Malone）称为“伟大世代”（Great Generation）的人，他们带领大家完成独立革命、制定宪法，历史上的美国百姓一向对“伟大世代”怀着极高的崇敬，地位也许仅次于林肯总统。我们当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过多久，百姓就突然忘记了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呢？为什么这些国父还在世时，在智识方面的声誉就成了政治劣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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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治渐渐民主化，统治精英的角色慢慢就被取代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智识的重要性之所以下降，完全是因为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在一场政党分裂发生后不久，精英阶层的内部显现出龃龉不和，并且行事开始不择手段。这批品德高尚、充满勇气、带领民众成功革命、顺利立宪的人，竟然在1796年因利益纷争而走上无可挽回的分裂之途，加之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激起的波涛有着不同反应，为此吵得天翻地覆，各行其是。[1]没想到，这个当初草拟《独立宣言》与宪法的世代，稍后竟然立下了《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这样保守反动的法律。“伟大世代”的领袖们不再团结，失去了他们的风范。尽管当初他们同属上流阶层，一起领导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有共同的理念与学养，但是现在却陷溺于不顾风度、甚至失去常识的政争中。许多政治上的争议，若不幸夹杂了某些夸张的指控，例如阴谋串通法国间谍、颠覆基督教、图谋君主制复辟以使美国回归英国统治等，就会演变成竞相煽动群众的勾当，简直令人不忍卒睹。国父们不了解政党政治该如何运作，也不知道忠诚反对派的作用，为自身的政治激情所驱使，陷入唇枪舌剑、彼此攻讦的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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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国父华盛顿都无法免于这种滥肆的攻击。但是第一位深受反智之苦的受害者却是杰斐逊，攻击他的人是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的牧师们。这些批评很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们含有对手们对杰斐逊的人身攻击，为此后美国政治的反智现象开了先河。1796年，杰斐逊有望接任华盛顿出任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发布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他，指出他不具当总统的资格。史密斯企图向人们展现，杰斐逊的教条式领导风格令人不安，甚至是危险的。他认为，杰斐逊是个哲学家，而哲学家在政治上向来有僵化教条的作风，试看洛克为卡罗来纳州起草的宪法有多么不实际，孔多塞的“政治愚行”，以及戴维·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具名参与费城民主协会（Democratic Society Philadelphia）等事，皆是例证。史密斯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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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家成为政治人物时，通常会显现以下几种特点：胆小、异想天开，固守某些原则下的理性思考，不能虑及人的真实本性；一意执迷于不切实际的理论，闭门造车，而非基于事物环境的既有状况采取符合实际的措施；思维迟钝，用到政府治理上的时候便优柔寡断，在情况急迫紧要、须果断决定迅速行动时往往犹疑不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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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品格，杰斐逊缺的正是这个。史密斯认为，哲学家在乎人们怎么称赞与评价他，视名誉为一切，而杰斐逊的能力“更适合以笔耕赢得文名而非治国”。至于华盛顿——没有人能找出这个人的缺点：“伟大的华盛顿，感谢上天，他不是哲学家。如果他是的话，我们绝对见不到他在军事上的显赫功勋，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在他的睿智领导下茁壮繁荣。”史密斯找出了一个日后在政治事务上批评智识主义的标准借口：只要是会思考的人，在面临重要决定时就一定趋于关注琐碎之事，不切实际。史密斯嘲笑杰斐逊，说他善于“把蝴蝶与昆虫钉在木板上制作标本，以及设计旋转椅”，史密斯还说，真为他或是这个国家着想的人，“不会把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从如此优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务的火坑内”。一个世代后，有人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羞辱亚当斯总统，我们可发现他所用的话正是史密斯用以羞辱杰斐逊的言辞：杰斐逊的某些优点“可能让他很适合出任大学教授，但绝不适合当总统和军队统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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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的攻讦中，还有另外一些关注点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文献。其中之一与军事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相关。论者认为，大部分公民德行都在于军事德行之中，即使在今天，从政的知识分子有时还得借助服役的记录来洗刷书呆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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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所有的规范与禁忌都瓦解了。有人攻击杰斐逊是只能空谈的书生，当然这只是对他的思想与人格做全面攻击的一小部分，这种全面攻击旨在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信仰与道德观的危险煽动者，一个如某位批评者所言的“没有良知、信仰或仁慈心的人”。有人指控他养了一个黑人少女，还和她生了混血小孩；有人指控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其实是贪生怕死的懦夫；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他一手鼓动的；有人说他曾毁谤华盛顿；有人说他有学拿破仑当独裁者的野心；还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与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更有甚者说他是一个法国教条主义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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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攻击杰斐逊的同时，也想将心智视为极端邪恶之物。杰斐逊的学问与思考此时竟成为指控他是无神论者的借口，这些人说，正是这两样东西让他在地球的历史一事上怀着与神学家不同的看法，还反对小孩在学校里读《圣经》。如果只是一个哲学家，杰斐逊有这些特质无伤大雅，但若是当上总统，则对国家或是宗教都大有伤害。[5]他善于抽象思考、他的文艺情怀，都使得他不适合从事实务性工作。谈到治国，他总是会搬出大套理论：“只要是本自经验的想法，他都会嗤之以鼻。”[6]有一个联邦党人曾说：“他的确是才华横溢的人，满腹学问，且精通写作。”此人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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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法国住了将近七年，大革命爆发的一段时间内，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对于道德、宗教与政治的批判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方面异常活跃……我们都认为杰斐逊先生是一位政治、道德与哲学方面的理论家。用法国当代的词汇来说，他是一个哲人（philosoph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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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一些知名人士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费希尔·埃姆斯（Fisher Ames）认为杰斐逊“跟多数天才一样，着迷于宏大理论与系统性思想，忽视一般人重视的浅显事实与常识”[8]。联邦党人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认为他是“危险、异端、乌托邦式的”法国哲学的信徒。丹尼承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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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才华，但它们是那种危险与虚假的才华。他虽博览群书，善于著述，确是个有学问的人，却应该退居山林。他的书房，而非内阁，才是他该待的地方。在他的小房间内，他大可研究博物、人种或是自然年鉴……如果身居政府要津，他那些抽象的、不实际的政治理念就一点用处也没有，甚至有害于国家。此外，他的观念非常法国，这不啻冒犯了整个美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宁可田园里长出草蓟而非黍麦，也不愿看见哲学家以空谈治国，或是因崇拜法国哲人而企图引导美国人民与可恶的法国人亲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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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则认为杰斐逊是个“过度理想化与不实际的政治人物，无法审慎地领导这个广土众民的新联邦”[10]。此话含意至为明显，就是这个新的国家不能让知识分子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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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的保守派牧师攻击杰斐逊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组织了一个他们很不喜欢的联盟。杰斐逊虽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同时也深好科学等世俗学问，却有不少福音派与虔敬派信徒与他接近，特别是浸信会教友。他们不但喜欢杰斐逊拥抱民主的情怀，而且因为身为宗教上的异见者，他们也欢迎他的宽容主张。他们不在意外界攻击杰斐逊无信仰，更在意主流教会对他们的钳制。因为对主流教会有共同的敌意，于是杰斐逊以及一些世俗知识分子就与虔敬派等信友们结成政治上的联盟。他们共同支持异于教会体制的世俗权力观：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主张理性批判，而虔敬派则支持宗教直观。于是，自由派与虔敬派暂时搁置了双方的分歧：一方不要一切教条，而另一方不要保守禁锢的教会体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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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拆散这个联盟，保守的牧师们企图向社会证明杰斐逊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威胁，很多信友因为各自的党派立场而深深相信了此事。虔敬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间的联盟最终还是瓦解了，一般人与知识分子间从此出现了隔阂，迄今难以弥合。可是在杰斐逊竞选总统时，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福音派中的民主势力所结成的这个联盟还是稳固的。在这个联盟瓦解后，在一向被教会内的父权领导结构制约的平民民主意识获得解放后，福音运动的力量产生的反智浪潮在每一方面都比原来教会对杰斐逊的攻击更致命和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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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之钥》：批判智识与财产阶级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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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的恶毒攻讦，以及之后通过的《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代表了若干富裕且有教养的联邦党人对于宽容与自由理念的背叛。不幸的是，杰斐逊或者杰克逊领导下的平民民主力量并未捍卫这些价值。这些平民党派后来变成了原始主义和反智民粹的工具，一味地对专家、绅士与学者倾泻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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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平等主义力量就已经显露出对于“专家”的不信任，一开始称其为政治专业化，后来则改称为专家政治。许多论者对于自由的百姓展现出的政治能力引以为傲，因此对于精英与富人操控政府的行为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是说得过去的。但他们不只怀疑政治被操控，很多人甚至对所有形式的智识都产生了敌意。的确，在美国早期的民间政治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股反智的潮流。在独立革命时期，某些著名的评论者就曾认为，如果要适当抑制那些富人与出身良好之人的权力以推动民主潮流，那么知识分子也应该包括在对象范围内。一位从马萨诸塞的乡下地区选出、参加1788年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对宪法草案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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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知识分子与有钱人，他们话说得好听，特别会粉饰太平，却让我们这些乡巴佬吞下苦果，还想只让自己进入国会大厅议事；他们想掌管宪法制定事宜，把所有的权力与金钱一手揽走，把我们这些小民一口吞掉，就像利维坦一样，主席先生；没错，就像《圣经》中的大鱼追逐吞噬约拿一般。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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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幸运地找到一位马萨诸塞北比勒里卡（North Billerica）的新英格兰农民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所写的一份政治小册子。这份文献显示出了一位聪明且强烈拥护民主的美国百姓对政治的看法。小册子名为《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具有杰斐逊思想的风格，写于1798年，当时党派间的对立气氛正浓。值得注意的是，曼宁（他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上学从来没有超过六个月）认为智识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力量，具有核心重要性。他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学问和知识对于保护自由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智识，则无法长久维系我们的自由。”[13]不过，曼宁主要是把学问和知识当作阶级对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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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智识与财产阶级深深的不信任。这些优越的阶级因为受过教育、有闲暇时间，不论是身为商人、律师、医师、教士还是国家官员，都可以借助职业上的优势来追求他们的利益，而辛苦的劳动阶级每日忙碌不休，无法像他们一样。因此曼宁认为，这些阶级通常都不喜欢民主，他们不断想要摧毁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妨碍了他们上下其手，牟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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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达此目的，不付出些许代价是不行的，但是他们首先会合作，透过结盟或是集会、通信等手段联络彼此。商人有商会，医师、牧师也有协会，司法及行政官员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而舞文弄墨之士与富裕阶级因为通常不用劳动，所以有时间彼此商量。他们所有的人因为利益联结在一起，而利益是最强韧的联结纽带，他们秘密联络，图谋夺取大众应有的利益，这一切都是用他们具有的知识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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