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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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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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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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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人与知识分子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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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里，美国知识分子都视商业活动为智识的敌人，而商人自己也都长久接受这种论调，以致到现在商人对智识的不友善已经被看成自然现象。当然，做生意与求知识的本质不同：二者追求的价值不同，一定会有冲突，而且智识对于任何机构或是权力机制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这两者的对立却会因一定程度的互相需要稍加缓和，因此也不到公开宣战的地步。二者立场不同固然造成冲突，但是一些历史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能够冷却或激化二者间的敌对关系。例如美国工业化进程就曾令商人在反智阵营中担任核心的角色，以致其他的反智者都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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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财富》（Fortune）杂志的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写文章抱怨，美国的小说家们在作品中一直极度歧视商人。他认为在美国的小说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粗鲁、没有文化、不知礼仪、腐败、掠夺成性、反动与缺乏道德之人。在许多跟商人或商业有关的小说中，张伯伦只发现了三本正面描述商人形象的作品：一本是由不知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所写，另两本是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拉帕姆传》（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多兹沃思》（Dodsworth）。[1]这两本小说的昙花一现正好证明了张伯伦的观点。《拉帕姆传》于1885年写成，这时商人与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敌对；豪威尔斯在五年后出版了《横财的风险》（A Hazard of New Fortunes），自此小说中常见的商人嘴脸开始出现，稍后他更是写了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批判文章。而辛克莱·刘易斯则在《巴比特》（Babbitt）中首度创造了美国小镇庸俗商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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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认为，大体来说，小说家对商人的描述是来自既定的刻板印象，而非来自对企业界的实地观察或是对商人的深入了解。但是张伯伦的指责很可能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商人作家，而小说中的商人与现实世界中的商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小说家们从未在商人世界中生活过，所以没有机会好好观察。其实双方对彼此都有敌意，很难说商人面对作家的攻击时没有自卫或是反击能力，或虽有但是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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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张伯伦的论点还是有点儿道理的：美国小说对商人的描述只是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看法，而这些看法多半是左派或是激进派的观点。内战后，美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商人与文人间的疏离关系也持续加深，而新政与进步主义时代之后，商人与自由派社会科学家的紧张关系更显尖锐。在太平时期，因为知识界没有深陷政治冲突之中，只是说商人庸俗就可以了；但是在面临政治与经济风暴时，二者的冲突加剧，而且商人的剥削会变得更为残酷。商人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永远相异：一边是一心只想着钱与权的人，只在乎势力大小与财富多少，善于吹捧与装出虚假的热情；另一方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美国社会文化，一心追求道德价值与素质。知识分子非常了解商人操控社会的高明伎俩：商人到处都是，他们捐钱给政党，拥有或是控制媒体与文化机构，出任大学董事会成员或是学区委员，还举办文化活动。基本上，他们遍布于社会各个掌握权力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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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人自视为成功者与慈善家，肩负着许多责任，也承受着某些从未经营过企业之人的轻浮批评，因此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说他们总是恣意妄行。商人们囿于福利国家的诸多冗繁措施，而这些并非出于其意愿；他们感觉受到工会强势的掣肘，而且受知识分子鼓动的大众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们。他们也许知道，早些年时，例如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时代，商界领袖多是颇具文化素养的。那时许多企业家都是全国性的知名人物，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值得别人学习。但从汽车大王福特开始，这种名声消失了。商人只有从政或是在政府任职时才会上新闻。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 威尔逊于1953年当国防部部长时上报纸的次数比早先在汽车界多了十倍。[2]有钱人还是可以参政，例如肯尼迪、洛克菲勒、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与G. 门嫩·威廉斯（G. Mennen Williams）等人，但是他们并非真正的企业家，而是继承了大笔财富的人，通常思想也较为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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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商人会认为知识分子刻意塑造了一个敌视他们的氛围，与其同路人一齐围剿他们，使他们的名声日渐受损。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抬举知识分子的能耐了。事实上，商人的名声不佳，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作为：他们创设了超大型企业，却在此巨大机构的营运逻辑下变得身不由己；他们不断宣扬美国生活方式与自由企业的观念，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以致个别企业的成就与特色都湮没在大众对美国式企业环境的刻板印象中。以前是伟大之人创造财富，现在则是伟大制度造就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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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知识分子与企业间的嫌隙有一个颇尴尬的内情，那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原本出身于商人家庭，却背叛了它。所以企业与智识间有一种不安的共生关系。对于艺术与教育的支持，美国政府远不如欧洲政府，因而文化事业大部分都靠企业来赞助，但即使在知识分子大幅度批评企业的同时，这种赞助也未尝减少。于是这些好批评企业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变得很尴尬：他们的作品与生计要靠这些大企业设立的基金会——例如古根海姆、卡耐基、福特与洛克菲勒等基金会——以及一些较小的慈善基金会赞助，但是一谈到最高原则与价值时，他们马上就双手握拳要与商人战斗了。智识与艺术上的自由意味着自由地批判与脱离常轨、自由地毁灭与创造事物，但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却都是受雇者，是被保护的人、是受益人，或者根本就是一个经营事业的人。而这种暧昧关系也影响到了商人。商人对自己的名誉很敏感，对批评害怕且愤怒，自傲于自己拥有的权力，却不得不承认奖掖教育与艺术对他们的名声有帮助。平白地说，他们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很深，认为自己有责任以自身财富襄助公益。他们也懂得尊敬知识，在现代的技术环境下，他们必须时刻仰仗知识才能做好事业。最后，他们当然希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这也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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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反智，或者狭义地说，商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是一种政治现象。但是若广义地将反智解释为对智识的不信任，则美国人在生活的各个面向与层次上早已习惯于“实用性”与直接经验的引导，这种心态确实对抽象智识的地位不利。美国各种阶级的情况不同，随历史发展的各时期也有不同，但是社会中经常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商人阶级是最讲求实际与实用的。就反智心态而言，我们当然得承认人总是应该有务实的需要，不应该轻视“实用性”的考量，只要不是过度的反智，或是太钻牛角尖地只承认经验而不顾或嘲讽其他要素。“实用性”可能是一种美德，只不过我们历史中曾出现过一种价值逆流，要鼓吹“实用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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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科技与进步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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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商业是美国反智的先锋，我并不是故意想要夸大。当然，美国一向有一些富人和大企业家乐于赞助文化，对艺术与教育的贡献很大，因此很容易针对上一句话找到反证。我们之所以强调商业领域存在的反智心态，并不是意指商业比社会中的其他领域更反智或是缺乏文化，而只是因为商业乃是美国社会中力量最强大、势力最广的团体。这里有两点事实：一方面是“实用性”本就是美国生活的最重要原则，另一方面是商人为美国的反智运动带来了比其他行业更大的力道。沃伦·G. 哈丁（Warren G. Harding）在1920年时说：“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国家。”他这句话也可被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名言佐证：“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3]至少在1929年之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焦点在于商业，因此我们的讨论才会聚焦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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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反智颇为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做符合民间的传统想法观念。例如商人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反映了一般人的看法。爱德华·柯克兰（Edward Kirkland）说：“人们对教育体系的看法究竟如何，可从他们的行为得知。他们不让小孩上学或是上大学。”左派的劳工运动领导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曾告诫他的儿子，既然大学教的东西不实用，日后必须从脑中除去，那还不如现在就直接去报社工作，以便早日跟实际社会接轨。企业大亨也可能跟小孩说过同样的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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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商业的文献中，我们常可见到对于“实用性”的强调，这透露出这个社会对于智识的害怕与对文化的厌恶很普遍。这种心态的成因在于美国社会对文明与个人信仰的两种流行态度。第一，大家轻视任何关于过去的事物；第二，在自立与努力追求个人成功的目标下，就连宗教信仰都成了“实用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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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对于过去的态度，这种态度受技术文化的影响很大。大家都说，美国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各式文化遗迹、废墟等——也就是说，没有祖先遗留的精神资产，而在欧洲国家，这些精神资产是伴随每个人成长的，它们所象征的历史文化感就连农民和工人也都知晓。而美国是一群逃离过去的人建立的国家，它的人民都是决定抛弃过去迎向新世界新生活的人。[5]这些人心里只想着未来，有着广袤的土地但是缺乏人力与技术。所以他们珍视技术知识与创新发明以便开发资源，享受未来的富裕生活。技术与技艺，也就是掌握产业顺利发展的“诀窍”（know-how），才是美国人迫切需要的。历史感是不实际的虚幻之物，应该被超越或抛弃。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不重视历史的心态其来有自，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被称许。美国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全然技术化和物质化的野蛮文化，把一切历史丢进垃圾桶。美国对历史的不重视只体现于平等主义与共和主义下对于王权与贵族旧社会、对于残酷剥削人民的反抗。它代表了反对迷信的理性抗争，以及对旧社会的消极与悲观的抗议。它体现的是一种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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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心态虽然并无反文化的意图，却造成了反文化的结果。它刺激了一种智识风气的发展，这种风气将历史视为不过是混乱、腐败与剥削等现象的博物馆，它催生了对任何不实际之思考与任何无助于进步之情怀的拒斥。这样的看法一定会导致一种心态，也就是生命的目的在于寻求生活的改善与进步。它也激发了一种自负心态，就是美国式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遭到了蓄意打击或排斥。[6]很多美国人竟然认为，文明的秘诀在专利局里。1844年，有一位应邀到耶鲁大学演讲的人对学生说，他们可以在专利局看到美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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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光辉的时代已然不再，过去只留下了一些痛苦的回忆。效用的时代（age of utility）要开始了，我们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可以知道，它会长久支配人类历史，闪耀着神秘自然的奇迹光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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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器生产时代降临后，效用与传统的界限会更加分明。美国基本上是与效用站在一起，与发明、进步、金钱、舒适站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机器生产时代会赶走守旧、落后、不适、粗野，但是大家通常不知道它也会创造不适与粗野，破坏传统、感情与美感。也许欧洲与美国在这方面的显著不同在于，欧洲一直有一种对抗工业文明的反抗传统，这个传统有各种代表人物，如歌德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雨果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与司各特等人。这些人宣扬对语言、地方风土、古典文物与自然风貌的热爱，以此对抗机器，他们延续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抗传统、对工业文明的怀疑传统，以及道德、美学和仁爱的反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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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这样的人。美国的确有人对无限崇拜进步的心态表达过逆反心理，尽管这些人自己知道他们在主流之外、孤立无援且发出的呼吁并无效果。霍桑在他的小说《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的序言中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认为在美国写作是困难的事，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没有秘密，甚至没有晦暗的一面，只有单纯日光普照下的普遍繁荣”。《白鲸》（Moby Dick）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其作品《克拉瑞尔》（Clarel）中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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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被科学欺凌摧残，走向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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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科学与进步主义只是“在制造新的野蛮人”。亨利·亚当斯可能也一样会用讥讽的超然心态看待美国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代表性。梭罗（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一书中表达了人类对于此种文明发展的抗议，预见了人类精神在铁路象征的工商业文明下的逝去与生命的消融。他不受美国社会对未来充满期待与热情的影响，反对这个社会持续地发展各种“现代化”的运动，追求扩张、科技与效用。在1853年，梭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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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整个事业，不是上进，而是西进，也就是朝向俄勒冈、加州，甚至日本；对这种事业，不管是经由徒步或是铁路，我都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不是某种思想的结果，也不是某种情怀的展现，根本不值得人们冒生命危险去追求，甚至不值得牺牲一副手套，还不如好好看份报纸更有意义。这种事业没有价值，只是一味往西部迈进而已。他们尽管追求梦想吧，我可不会参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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