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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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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分子”这概念，本身也在演变。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使用时，内涵可能大有差异。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手段的“知识分子”，与学界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一般来说，渡边先生的观察没错，好多人是从“阶层”而不是“机能”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的。这可能与整个中国的教育水平比较低有关。比如，五六十年代，中学毕业就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到了1980年代，大概念完大学的，才叫知识分子。现在呢，教育逐渐普及，成为“知识分子”的条件是不是又得提高？还有另一种说法，那便是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比如，从事脑力劳动的就是知识分子。科技发展正逐渐泯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加上近年博士下海教授经商屡见不鲜，使得这种划分也成问题。现在再用所受教育或从事职业来界定“知识分子”，已经不大恰当了。因此，目前一般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能指学历，也可能指职业，当然，还有一种——下面我要讲的——是从“机能”来理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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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刚写过一篇文章，谈论今日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其中提到1990年代的中国，同为大学教授，因其所从事专业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不一样，其心态与处境大不相同。其他从事不同职业的“读书人”，其命运及立场的差异，更是不言而喻。因此，我不主张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知识分子”的待遇或前途。过去所说的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今日干脆按其职业称之为人文学者、科学家、医生或诗人。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留下来另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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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88年前后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就出现类似的看法。那时主要是介绍美国人的观点。假定以思想创造、学术探讨、文化传播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那就不一定限制在某一阶层。就像渡边先生强调的，现代社会里，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和平，以及注重人权、环境保护等，这种对社会状态及国家命运的关注，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的限制。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原来固定在某一阶层，转为强调其超越特定阶层利益而关注社会整体命运，这种思路，当然得益于教育的相对普及，以及知识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所说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方才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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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四民平等”是个古老的概念，我只是借用一下。刚才我说读书人对社会整体命运的关注，因跟古已有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较接近，容易被人接受。可我立说时有两重意思，后面的推论可就不大为人理解了。我为什么借用“四民平等”这个词？如果只是强调各阶层都有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那大家可能都可以接受。可这话等于没说。我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不再设想读书人比别的阶层更优越，因而必然承当更大的责任。过去总是假定读书人能明理，有权利、也有义务出而主持公道，关心甚至掌握国家的命运。我觉得读书人的这种忧患意识、苦难崇拜以及社会责任感等，有自我英雄化的倾向。很美好，但有点虚幻。我想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我是大学教师，像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我有我的职业道德，也有我的利益追求；与此同时，我作为公民，仍然强烈地关心国家命运。可我不觉得，作为大学教师，我就天生比其他阶层的人必须、而且能够承当更大的责任。如果我那么说，那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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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我的说法很好理解，可是，跟已经充分专业化的日本不同，中国读书人仍保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参与热情。我刚才的说法，因而显得“境界”不高。表述这一意见的文章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发表在去年的《读书》杂志上，那原是三年前在香港一个会议上的发言稿。文章发表后据说好多人有意见，说是“逃避社会责任”。因为我在文章中，只强调“人间情怀”，而不用“社会责任”这个词。我想说的是，学者对社会及国家命运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心情”，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必过分追求“效果”。我以为，现代中国的读书人，已不是古代的国师或王佐，社会不再提供他们立法或执政的机会。没有这种权力与机遇，而又仍然保存这种幻想，还在大谈“不出如苍生何”，还在期待“登高一呼，应者影从”，有这种必要吗？换一个角度，我不代表“人民”，只是一个个体，一个公民，我照样可以发言。但这不是外在的“社会责任”，而是受良心与道德的支配。因此，我借用了佛家的“有情”与“不忍”，强调我之关注家国兴亡，主要是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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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我这话本身，便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不好说。中国有句话，叫“不谈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不谈政治”的背后，很可能是拒绝进入人家为你设定并一定要你进入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拒绝”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过，同样“不谈政治”，有人有“潜台词”，有人没有。不一定都将“不谈政治”解读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立场。我刚才所说的同时扮演学者与公民两种角色，比起传统读书人的“经天纬地”来，姿态是低多了；但其学术独立意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另一种关注，仍然与主流意识形态颇有差异。因此，“左右为难”，有人说你“逃避”，有人说你“居心叵测”。之所以执著于此，很大程度与我对学术功能的理解，以及对所谓的“公共空间”的追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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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知の共和国”这样的说法，但有“知识界”这个词。指的是知识者超越特定专业的局限，在一起商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比“文艺界”、“学术界”或者“教育界”还要广泛，而且不限于具体职业，强调的是借助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关注和参与社会。一般来说，像北京的《读书》、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以及去年创刊的《东方》，都可以看做是知识界的刊物。参与这些刊物的编辑与写作，往往是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这么一种“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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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中国的知识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就像您所说的，在这种文化空间中，永远不谈政治不谈经济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暂时回避特别敏感的话题，有利于刊物的生存与发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实是目前中国许多刊物的策略。可“问题”背后可能有“主义”，只是不便直接说出来而已。我关注的不只是民间刊物所发表的学术、文化、政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其实应该包括各种民间筹办的社团、学校、研究所等），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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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研究中国文化，而不从事康德哲学或罗马史的研究，有许多外在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外语不好，抽象思维能力不强等。还有一点，作为中国人而且主要生活在中国，我没有研究西学的自信。其次，我的气质，我的性情，以及我的教养，都适合于从事中学而不是西学的研究。这里当然不排除我本人对中国思想文化资源某种程度的迷恋。只是这种“迷恋”，无论如何不会勇敢到判定西方穷途末路，惟有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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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的逐渐强大，以及欧洲中心说的破灭，使得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再以西方权威为唯一裁判。过去当然也有选择，不过思想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的，“中国”只是研究对象。不出原理，只被观照。这种局面现在有所改变。过去在研究中，如果发现中国的事情与西方原理不合，必然追求中国为什么“例外”？现在转过来追问，既然涵盖不了中国的现象，这“原理”是否有问题？相对来说，指出西方学者的偏见容易，另立新说则没那么简单。几年前，有位朋友说过一句不太准确但很有气魄的话：国学出原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从事具体的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研究，表面上不如大谈西学者来得“理直气壮”，但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则更可能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这个问题不宜多说，对于成熟的学者来说，选择研究课题以及设计理论框架的利弊，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今天的中国学界，不乏挑战西方主流学术的雄心（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但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天下事，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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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喜欢讲国际性——起码表面上如此。因此，中国学者便常因其“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被质疑。我想稍为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不否认日本学界对西学的介绍与接纳，远在中国之上。而且确实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学术发展不甚了然，也不大感兴趣，因而视野大受限制。但此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对自认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因而不屑于去了解具体的中国的“中国通”不满。来日本前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欧洲的汉学家。他告诉我，他从事中国研究三十年，没买过中国人写的研究著作，只买资料书。理由是，“理论我们自己有”。像他那么直率的不多，但读汉学家著作而感觉隔膜的时候却不少。不是说只有生活在中国才对中国的事情有发言权，而是不能忍受“我出理论你出资料”这种研究策略。除了对研究对象的蔑视，还有明显流露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一元论观念，都让人感觉不舒服。我承认，这不完全是学理问题，还包括民族自尊。不过，中国确实太大，问题太复杂，不是随便三两条原理就能涵盖得了的；加上这十几年变化太快，像我们出国一年，刚回去时都不敢随便开口。谈“特殊性”，很可能是感觉已有的原理不适应，无法涵盖研究对象，但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者说，感觉到问题所在，而又无法马上推出令人信服并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原理。至于有些涉及国家利益，以及文化观念不同引起的争议，这里不便深加追究。有一点可以说，中国学者虽然不再是“国师”，但大都还有一种“担当精神”，谈论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多考虑可行性，看不起“煽情”之作，不敢乱唱高调，这与隔岸观火者的“冷静与客观”不大一样。有这么多现实的考虑，在国外公开发言时，交锋的确实不纯粹是学理。许多知识者在国内批评政府，在国外则反对霸权。有时自己都觉得挺好玩的。这在国外学者看来，是不是有点过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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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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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不大好说。一方面，在中国，这问题比较敏感；另一方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谈作为一个普通知识者对这问题的看法。首先，大众传媒所说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等，都是一种通俗化的表达，与学者的讨论民族问题不同。抽象地谈“民族”，渡边先生肯定比我了解得多。我想是否就谈“中华民族”，而且从中国人“民族”观念的形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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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讲“夷夏之辨”，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则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我查过有关文献，1900年章太炎《訄书》中有一篇《原人》，以希腊、意大利种族不同因而创建独立国家为例，论证“驱逐胡虏”的合理性。可文中使用的概念很混乱，有黄种、白种之别，有华夏、戎狄之分，还有异国、异种、异教之说。其中还夹杂不少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这跟后来所说的“民族”不大一样。我所知道最早谈论“民族主义”的，是1901年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其中提到养成我固有的民族主义，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算是比较完整的表述了吧？从1902年起，不少文章开始大谈“二十世纪乃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后来被革命派引申为“排满”，不过，一开始主要是强调抵抗外国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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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中国自古就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跟希腊、意大利或德国都很不一样。讨论民族主义，落实到中国的语境，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什么是民族”？笼统地说说“中华民族”好办，具体分疏则有许多困难，弄不好还有煽动分裂之嫌。相对来说，康梁等改良派比较慎重，而革命派着眼于排满，管不了那么多。前些天，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讨论梁启超之翻译《国家论》。原作者伯伦知理生活在多民族聚居的瑞士，主张不以民族、而以国民政治意志来构成国家。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故当年译介此书时不注意这问题。梁启超则相反，特别强调这一点，大概他脑子里有中国的民族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康有为与章太炎的争论。主张保皇的康有为称，满洲种族上古出自大禹之后，没理由排斥；一定要讲“民族”，则长江以南基本上都不是“炎黄子孙”，因《春秋》里以吴越为夷狄。不用说，我的老家广东更是“南蛮𫜤舌”了。照康有为这么一说，要讲“炎黄子孙”，大半个中国就必须划出去了？章太炎的反驳也很有力：中国人讲民族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而以历史民族为界。只要服膺我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信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就不是异族。古来的“夷夏之辨”，注重的都不是血统，而是文化与道德。即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这与现代意义上的以血缘或以种族出发来讨论“民族主义”不同。正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谈论“民族”，便面临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因而总是无意识地模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直到现在，即便是学者，也会大谈含义模糊的“中华民族”——记得您曾追问我，中国学者常说的“民族自信”指的是什么？是哪个“民族”的自信？我承认一般人谈“炎黄子孙”以及“民族文化”时，主要指的是汉族及其文化。但不等于说学者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缺陷毫无认识。只是为了“从俗”，而且考虑到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以及现代社会民族问题的敏感与复杂，故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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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介绍章太炎的观点时，没作价值评判。章太炎所说的“归化”带有明显大汉族主义色彩，而且主要服务于其“排满”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掌权的革命派马上抛弃“排满”的口号，提倡“五族共和”，就是汉、满、蒙、回、藏大团结的意思。谁当权，谁都绕不过这个问题。现代中国，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九千万，不是小事情。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可能是下个世纪中国最让人头疼的问题。现在大家，包括政府和民间，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可问题总是需要正面接触，公开讨论，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现在大家更愿意谈论“中华民族”，这基本上是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国民主义”，即是将这个国家的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种提法有其苦衷，也有其合理性，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各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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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我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是好是坏？这很难说。可以说是又好又坏。在我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民族主义是一种抵抗列强的有效武器，起码在这个世纪，曾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强化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妨碍其进一步走向文明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外来说，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可能是弱者；可对内来说，汉族则毫无疑问是强者。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共存的世界，前者总是会对后者造成某种压迫。尽管中国政府多方努力，完全的民族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多数与少数、强者与弱者、中心与边缘，感觉就是不一样。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并非完全绝缘，对“民族主义”的提倡可能带来的后果，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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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20世纪，中国是弱者，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反抗压迫，一般学者都会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有一个问题，“五四”那代人特别警惕“义和团情结”，反对狭隘的爱国心。此后几十年，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大家很少再提这个话题。中国比较弱的时候，这问题还不太明显；现在，中国正逐渐强大起来，知识者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人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大中华主义”。鲁迅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要不是圣人，要不是禽兽，难得以平常心待之。我想，对知识者来说，考虑问题应该有个提前量，现在就该认真反省这一百年我们提倡民族主义的利与弊，以及可能留给下个世纪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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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现代与传统》第7辑，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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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民族主义”及其他——答吴晓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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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很多关注您的朋友，都知道您去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与访问。这一年中您对日本以及西方学界形成了怎样的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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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国访学，主要接触的是国外的汉学家。汉学家中有许多了不起的学者，但汉学（或曰“中国学”）并不代表日本、欧洲或美国的最高学术水平。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但不必讳言，在国外，“汉学”只是一个边缘性学科。我们以往习惯拿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行比较，这很不公平。要比较，就应该以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水平，与日本人研究日本文化的水平、法国人研究法国文化的水平相比，这样才能大体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一般说来，每个国家研究本国文化的力量，相对比较强，也更能代表其学术水平与发展方向。所以，在日本期间，我除了与众多汉学家切磋专业问题外，更有意识地接触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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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侧重点有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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