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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学者如何面对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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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讲求经世致用、有时不免和光同尘的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普遍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超越，因其“格外爱惜羽毛”，对大众传媒的诱惑及其可能设下的陷阱，也就更为敏感。只要稍作观察，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学者，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厉以宁）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发表一些老生常谈或惊世高论，无论对错，均能博得一片掌声。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便说错了，也还算是好心办坏事。但如果是哲学家或史学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此做派，必定招来诸多非议。也就是说，在学界和公众心目中，人文学者应该更为持重、清高、超然些才是。让人文学者高居云端，不食人间烟火，如此“抬举”，使得人文学者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很难拿捏得好——要不太冷，要不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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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定义也在不断变迁。今天之热衷于观看电视里的肥皂剧，与一百年前的痴迷于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虽有电子媒体与印刷文字之别，作为受众，其心理状态与欣赏趣味却大致相同。至于文人学者，晚清的利用新兴报刊，与今日的频繁出入电视，其运作方式与社会功能也不无相通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别擅长利用传媒的“当代英雄”。比如，晚清时主持《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梁启超，便创造出一套“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8】；至于“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的李伯元【9】，除以《官场现形记》闻名天下，还创办了小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按照今日中国的职业划分，梁、李二位大概只能归入“传媒人”行列。此后，现代中国史上的学界名流，像陈独秀、胡适、顾颉刚等，也都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1990年代，最擅长利用大众传媒的中国文人，作家当推王朔，学者则非余秋雨莫属。差别仅仅在于，王朔作为成功的小说家及编剧，其借助传媒造势，以及偶尔“装疯卖傻”，一般读者都能谅解；余秋雨则没那么幸运，其学者身份既是其最初进入传媒的通行证，也为日后的备受攻击留下后患。可是，指责余先生表述夸张，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批评家，大概忘了，进入大众传媒且如鱼得水的余先生，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戏剧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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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凤凰卫视欧洲之旅的嘉宾主持，余秋雨用半年时间走过26个国家96座城市，并出版了记录这一旅程的全部感受的《行者无疆》。书甫上市，即大为畅销，可文化界反弹之声立起。如去年底《文学故事报》摘录《北京青年报》的《余秋雨又做思想秀》，还配发两则批评性的短文，其一为《学学钱锺书先生吧》【10】。将相信学问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而坚决拒绝接受任何电视采访的钱锺书先生，与余秋雨之在镜头前顾盼自如相比照，希望余能见贤思齐。此类扬钱抑余的议论，三年前也曾有过。这是一段有趣的逸事，值得稍为花费些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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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1998年第1期《文友》杂志上发表余秋雨的访谈录，其中有一段话激起公愤：“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我的体验、感悟是与生活的土地生息与共的，上电视其实是在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点上我不赞同钱锺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11】孤立地看，这段话并没有什么太离谱的，不外表达了余先生近年来的一贯见解，而且不无真知灼见，比如“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及中国学者中“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可因牵涉到与之风格迥异的著名学者钱锺书，再加上春风得意的余先生口无遮拦，不免招来一片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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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钱老闭门钻研为何遭余先生抨击”这样的严厉责问【12】，素来对批判文章不予理睬的余先生，“这次终于作第一次回应，因为事情关及读者无法作出判断的原始真实，又关及我素来敬仰的钱锺书先生”。余秋雨的三点说明，最关键的当属希望“澄清事实”的第二点：“去年到西安开会，我确实对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过一次书面总答复，一共好几页。我没有留底稿，西安新闻界的朋友应该能够找到这份答卷，我愿意对这份答卷负责。一翻答卷便知，记者问及‘回归学问’的问题时指的是陈平原先生而不是钱锺书先生。”【13】读到相关报道，我深感荣幸，能让一场酝酿中的风波很快平息，即便当一回替罪羔羊也值得。在学者有无必要“上镜”以及如何与大众传媒合作这个问题上，我与余先生确实有过交谈，且意见不太一致。可我不觉得有拿钱锺书来打压余秋雨的必要，因二人的路子明显很不一样，谁也学不了谁。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两条路不可通约，是否可以并存，或者说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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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撰写《学者的人间情怀》【14】，我曾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过于单调，颇有基于自家学术及道德立场排斥异己的倾向，尤其提到应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十年后，我想反过来，为另一种倾向辩护：走出安静的书斋，搁置专深的研究，投身到目前还略嫌粗俗但明显生机勃勃的传媒事业中。与麦克卢汉四十年前不遗余力地讴歌电视的意义，以致被后来者讥讽为“很容易滑到为控制传播媒介的公司利益进行辩解的立场上去”迥异【15】，我只是认同其技术进步必定“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16】，因而有必要尊重、理解乃至利用新媒介的说法。就好像民营企业“戴红顶子”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一样，随着高校体制的改革以及传媒人自信的迅速增加，会有越来越多原先脚踩两只船的学者义无返顾地走出校园。在我看来，这不是坏事，与其身在曹营心在汉，还不如“学学”余秋雨，干脆步出书斋，用全身心拥抱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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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我看来，最为艰难的选择，属于既想固守书斋，又不希望放弃面对公众发言的权利与机遇。这一选择，并非没有任何可能性，但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弄不好两头都落空。既保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书生意气，又不失为现代意义上“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置方能左右逢源（而不是狗熊掰棒子），确实需要花费一番心思。为了替这些做出如此“艰难选择”的学者壮胆，我提出两个假设：第一，大众传媒曾经而且仍将赞助现代学术；第二，学者介入大众传媒不妨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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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论述前，有必要略为介绍传媒研究的基本状态。借用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的说法，西方研究传播媒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后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将传媒看做具有影响传播对象行为和信仰的巨大力量，着力批评其使具有独立思考的“个人”变成随声附和的“群众”；194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中出现传播媒介无害论，称真正影响传播对象的不是媒介，而是社会群体，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必须通过这些群体的“过滤”方才发生作用；1970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大众传媒的内容以及传媒生产的过程上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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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传媒事业的自身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现有格局，当代中国的传媒研究少有上乘表现，其成果不太被看好。精细的技术分析基本局限于行内，引不起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兴趣；而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文学者，接受的又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1990年代以后，受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一时间成为时尚话题。但此类纠合着言论自由与政治参与，一方面鼓励和保障民众参与公共生活与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对国家机器行使批判和监督的巨大命题，如何落实在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倒是后现代学者之挑战精英趣味，表彰大众文化，使得传媒人原先备受诟病的“媚俗”与“表演”，如今成了颇为前卫的“反讽”与“叛逆”。尽管此类“过度阐释”不大被看好，但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偏见与道德压力已明显减弱。借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书名，当代中国学界对于“媒介”的态度，已经从“批判”转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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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媒介”，可以像麦克卢汉那样强调“媒介即是信息”【18】，也可以像戴安娜·克兰那样侧重媒介与都市艺术亚文化的关系【19】，更可以延续利维斯、阿多诺等人的思路，将其与大众文化相勾连。这些都是朝天的大路，值得专门家认真经营；我这里只想拾遗补阙，谈谈相对来说比较隐晦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的关系——有历史的回顾，有现实的刺激，也包含若干很可能是无法落实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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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众传媒能否赞助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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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并逐渐“引领风骚”，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因而构成一种新关系，其间双方的生活方式、政治表达以及审美趣味等，一直处于不断的对话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描述并阐释大众传媒的兴衰，乃理解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特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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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大众传媒，一般看重其与大众文化或都市文化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进去，很容易关注市场因素、“看不见的手”、肤浅与享乐、程式化与金钱至上等弊病。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传媒事业主要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精英”而非“大众”。套用郭沫若谈论“大众文艺”的名言，大众媒介“不是大众的媒介”，而应该“是教导大众的媒介”。【20】稍作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不断变迁的“大众传媒”形象：晚清至1920年代——“传播文明之利器”；1930—1940年代——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力；1950—1980年代——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代表大众的欣赏趣味。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大众传媒功能及重心转移的描述，采取的是叠加而非取代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此起彼伏”。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视，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传媒形式及实体，更容易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处于边缘地位者，其辐射及影响力固然有限，可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些。所谓的思想革命或文化创新，往往是由这些非主流的、同人性质的媒体发起或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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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实在无法回避。【21】如果一定要在文化领域找一指标，说明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差别，我宁愿选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并独领风骚。读书人的写作，从预想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转变成“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2】，不只是生产及传播速度加快，更包括阅读趣味与写作心态的变异。面对这一魅力无穷的新兴媒介，文化人罕有不动心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曾专业或业余从事过报刊或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先在报刊发表或连载，而后才结集出版的。至于文学风气的养成，文学潮流的推进，文学社团的诞生等，更是无一不与报刊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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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情况略有不同，学者们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不妨以讲台为中心；而一旦谋求走出校园面向公众，便不免与报刊这一新兴媒介挂钩。尤其是那些有志于学术革新或文化建设者，往往不满足于出版个人著作，而更希望改变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此时，借报刊提出命题，组织讨论，凝聚力量，形成潮流，有效地推动学术发展，便成了不二法门。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工作。1950年代以后，记者／编辑与作家／学者分属不同职业，前者偶有坚持创作或研究的，后者则很少再涉足传媒事业。直到进入199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不少或学有余力、或心有旁骛的学者，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报刊、出版、电视等事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布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学者介入大众传媒的热情，还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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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不是指邓实主编《国粹学报》或胡适编辑《国学季刊》，此乃学术工作的自然延伸。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人学者的介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学灯》如何南北呼应，1930年代《申报》和《大公报》的文学及文史副刊又怎样纷呈异彩。从戈公振撰《中国报学史》起，新闻史家一般都会提到文学副刊的意义；至于大众传媒如何赞助现代学术，则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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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学术成果的发表面临很大压力。当时的报纸纷纷开辟文史方面的专刊，邀请著名学者担纲主持。如胡适为《大公报》编“文史周刊”，顾颉刚为《益世报》编“史苑”，谭其骧为《东南日报》编“历史与传记”，赵景深为《中央日报》编“俗文学”等。除钱南扬文所列举的【23】，其时“讲考据的报纸副刊”，还有朱自清为北平《新生报》所编“语言与文学”周刊。朱先生率众弟子王瑶、季镇淮、范宁等，纷纷在此周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师生共同经营某一学术园地，形成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很普遍。不算是“小圈子”，因其同样收录外稿；但有稳定的作者队伍，而且往往以师生关系为纽带。这是大学教授突破校园限制，面向社会所开设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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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之所以开设学术性的“文史周刊”，很可能基于以下三种考虑：第一，那时的读者修养及趣味较高，愿意欣赏此类简短的述学之文；第二，札记体流行，文史学者的考据趣味，促使其撰写此等解决小问题的短文，如王瑶发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上的，便是《魏晋诗人的隐逸思想》、《读司马相如传》、《谈古文辞的研读》、《颜谢诗之比较》等。第三，办报者注意到这种供需关系，更希望借学者大名以壮门面。那时讲考据的副刊，编者都是一时之选，而且专业分工明确。至于学者为何愿与传媒结盟，有学术出版物很不景气、学者需要补贴家用等外在因素，也与主持其事者相信“文化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希望借此营造“读书俱乐部”，抵制假大空的论述有关。【24】因副刊篇幅有限，边界明确，必须论题集中，文笔简洁。此类文章虽有趣，但不可能吸引大量目光，毕竟还是小众文化，一旦报纸需要核实成本考虑销路时，很容易夭折。故此类副刊存在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能延续三年两载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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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发表园地，这只是传媒赞助学术最表面的成绩。我关注的是，传媒之帮助引领学术潮流。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胡适的创办《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原先的设想是办成刊登文学、译作、新书评介等的文史专刊，但因主持人追慕“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学者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两个人合办了一种不朽的杂志，叫做《读书杂志》”【25】，自然而然地，此专刊最后以讨论国学为中心。1923年5月6日出版的第9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钱玄同、刘掞黎、胡堇人等纷纷介入论争，一时间，如何看待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不到一年，胡适在第1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已经在总结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了。【26】而实际上，由《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起的古史讨论，确实也是民国学术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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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学界与传媒结盟的佳话，同样与顾颉刚有关。1924年11月出版的《歌谣周刊》第69期上，发表顾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此文的基本框架来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但材料大为扩张，且突出故事中心的几次转移，顾氏着力于解释何以有如此变革，而不是简单地嘲笑传说之无稽。文章发表后，引起各地学者的广泛兴趣，纷纷参与资料的收集与考订。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历史演进”思路明显来自胡适；而同一故事横向的分布、交流、演变，因涉及地域、风俗、阶层、文体等，有赖于各地文史学者的热心参与，否则，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这方面，《歌谣周刊》的鼓吹、联络、刊发、总结，不只有效地推进了具体课题的研究，同时诱使整个学界关注传说，对于“俗文学”作为一学科之迅速崛起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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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及《歌谣周刊》提供发表的便利，而顾颉刚又初生牛犊不怕虎，愿意将尚未成熟的假设公之于众，在激烈的争辩中逐步自我完善，而是像清人那样追求“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27】，那么，许多新颖但不成熟的观点很可能胎死腹中。从《新青年》开始，新文化人就很喜欢借“通信”或“随感录”等形式，公开发表属于“大胆假设”而尚未“小心求证”的“思想草稿”。如此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这种学术心态，不只催生了《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具体著述，更重要的是活跃了学界的思维与气氛，刺激了学术潮流的形成。而所有这些，与传媒的介入与鼓励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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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曾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28】。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29】，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述学文体”的迁移，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撰述之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大众传媒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单谈文章风格还不够，大众传媒对于现代学术的“赞助”，还包括学者发言的姿态、引发潮流的过程、理论嬗变的契机，以及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途径等。如此“赞助”，效果明显，但不见得全是正面的。这取决于学者介入传媒的时机，更取决于学者个人的趣味与定力。与大众传媒结盟后，逐渐放弃自家立场，为名利所诱而随波逐流，或故作惊人语以欺世盗名，等而下之甚至混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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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0年代以前的学者来说，所谓与大众传媒结盟，主要是指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报刊及出版事业。最近二十年，随着电视霸主地位的迅速确立，对于学者的主要诱惑，一转而成为是否“触电”。过去以“浅俗”著称的报纸上的专栏文章，而今比起电视来，明显地小巫见大巫。一般来说，越是新兴、越是活跃、越是受众多的媒体，越可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且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积累而显得粗俗不堪。电子媒体的春风得意，使得不少纸质媒体调整方向，有可能因希望做深做细而进一步谋求与学界结盟。也就是戴安娜·克兰所说的：“电视出现之前，广播网和杂志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于几乎毫无差别的大量受众。一旦电视开始被广泛接受，其他类型的媒体被迫使它们的活动面向专门化受众。”【30】面向专门化的受众这一传媒发展的大趋势，意味着有的媒体会越来越俗，有的则反其道而行之，变得日渐高雅起来。就连电视本身也不例外，像日本的NHK、香港的阳光卫视，或者像《失落的文明》、《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片，都因锁定某个特定阶层，为适应其学识与趣味而强化文化色彩、淡化娱乐功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是中国的电视事业，也已经走出只求温饱的“初级阶段”，正努力寻求与学界合作，以便在“文化品味”方面“更上一层楼”——这也是近年不少学界朋友纷纷“触电”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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