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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拒绝”与“同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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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到的不少电视人，都表示愿与学界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可同时又都承认，这种合作十分艰难。拍摄《失落的文明》那样的专题片，或者制作《思想家》那样高水平而又能吸引观众的谈话节目，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的电视人来说，仍属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的状态是，除了长官意志，再就是镜头的权力太大了。电视人过于迷恋技术，以致作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萎缩。镜头后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思想与文化情怀，此乃当代中国电视的通病。近年总算引进了不少学者的声影，不过或为名誉顾问，或只限于镜头前的表演，而很少真正影响其整体叙述。更可怕的是，编导为附庸风雅，开始滥用专家。所谓“专家”者，即在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专长，脱离了特定语境，专家真的是“一无是处”。电视人为了节约开支，再加上不是所有专家都愿意上电视，于是出现一种很不应该的局面——电视上的“专家”大都变成了“通人”，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一直说到“快餐文化”。如此浅入浅出，打着专家的招牌，说着任何头脑正常的普通观众都懂得的常识，对“专家”的声誉是个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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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像《失落的文明》或《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节目，背后一定有不少名副其实的专家介入，否则，单靠电视人，没有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加入WTO后，大量涌进中国的，不仅仅是娱乐性的大片，也包括此类科学、艺术、教育的专题片。而这些专题片里隐含着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对于塑造21世纪中国人的形象与趣味，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努力提高中国电视制作水平，真的是时不我待。这方面，学者其实是有责任的——单责骂中国电视浅薄，或者引用闻一多的《死水》解气【31】，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倒过来思考并追问：人文学者能为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贡献什么？如何利用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人类知识及最新科研成果——后者既牵涉知识普及，也影响到学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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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学者有条件地介入大众传媒，我的思路主要来自“五四”新文化人的成功实践，即希望通过这一所谓的“雅俗对话”，造就更多胡适所设想的“舆论家”。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除专业目标以外，往往喜欢借介入教育改革或报刊出版来体现其人间情怀。因这两者比较容易转化自家的专业知识，而且便于沟通象牙塔与公众生活。我曾举胡适之创办《独立评论》为例，认定此等工作“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32】，说明传统中国文人的自我期待——超越专家，关注天下兴亡，服务公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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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与世界接轨”声中，朝野上下，颇多从经济实力着眼，希望组建庞大的传媒集团，以抗衡外国资本的进入。我却更看好、或者说是怀念“小而美”者。在我看来，传媒越大，越容易被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反而是同人性质的报刊、出版、演出、电影制作等，更有可能体现一代人的精神突围与文化创造。后者由于不符合规模经营的大趋势，如今普遍不被看好。想象着将文化经营与建设的大权全部交给政府和商人，学者应该安坐书斋从事高深的专业研究，这一思路我以为不无问题。即便自己分身乏术，我也愿意为那些以理想主义情怀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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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都有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情怀”，我之所以不避拗口，在这陈述句中加了个决定性的状语，是深知其中的陷阱。作为中国学者，与传媒结盟，难；与传媒结盟而不影响自家的主业，更难；与传媒结盟还希望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无疑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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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有的只是失败的教训。最近几年，我与传媒有过几次约会，可都是无疾而终，唯一的好处是明白了学者介入传媒的艰难。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开专栏“掬水集”，以及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所开专栏“看图说书”，都算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前者谈论小说家所撰小说史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者研究小说插图，一度中断便难以为继。这还都只是属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转移的缘故，并没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只是因安静而随意的书斋生活，确实与报纸的定期供稿之间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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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曾应某电视台之约，策划关于世界著名大学的介绍。当时的设想是，接着“老北大的故事”的思路，以小见大，以事写情，以景物烘托精神，上则传播文化理想，中则介绍大学体制，下则渲染大学风光——起码也能做到好看、好玩。先是认真斟酌，征求不少见多识广的学界朋友的意见，确定哪些大学历史悠久且有自家品格，值得向中国观众推荐。而后又约请好些出身各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帮助规划，再分头寻找最佳撰稿人，要求兼及大学历史、文化理想以及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为每个专题寻找既懂历史又晓现实，还得对这所大学有感情、对电视有兴趣的撰稿人，真不容易。被约请者也真当回事，开始查阅大学档案，收集素材，编写底本，还征求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忙碌了大半年，忽然发现节目制作人不见了——不是节目搁浅，而是嫌这么弄费时费力，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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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教训，回过头来看余秋雨的“千里走单骑”，便有另外一番体味。想象余先生急来抱佛脚地乱翻书，或者看着他在如此漫长的征途上定期推出格言，感觉有点可惜。在专业分工如此细密的今天，要求戏剧史家余秋雨先生极目远眺，纵览整个人类文明，实在是勉为其难。有可能是余先生过高估计自己的学习能力与抒情才华，但也可能是电视台厉行节约的缘故。此事放在欧美或日本的电视台，非动员诸多专业的学者介入不可；只有在中国，才可能由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包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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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用论战的笔调，狠狠嘲弄那些希望改造电视的骄狂的文化精英。为该书麻省理工学院版作序的拉潘姆，对麦克卢汉的此类刻薄语言十分欣赏，认定后人的反批评“都是多余的废话”【33】。我却不这么看，心比天高的文人雅士可能对大众传媒缺乏必要的理解，但也可能深知大众传媒的弊病，对其骄横与傲慢不以为然，希望补弊纠偏。除非你以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已经尽善尽美，否则，就应该允许部分梦想家“精益求精”。所谓学有余力出而经世，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确实含有改造与提升这样的精英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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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曾说过，“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这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办好报刊【34】；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则坚持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集资创办《独立评论》，“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35】。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以及“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主义情怀，至今还很让人怀念。介入大众传媒的学者，如果不见风使舵，不说过头话，拒绝将“激进”或“守旧”作成可以取悦大众的“卖点”，而是以平常心以及丰富的学理立说，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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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之于大众传媒，难处不在“拒绝”或“同化”，而在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相对来说，学者介入纸质媒介，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较大；电视制作的机制更为复杂，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小些。即便如此，也不是毫无可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以为是学者介入大众传媒时宜采取的姿态。大众传媒之追求最大受众与最大利润，决定了其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必然为金钱而牺牲趣味。对于传媒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理解；而作为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则很难接受。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同路人”不妨分道扬镳，反正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灵活机动的姿态，对于学者与传媒双方都有好处，起码不至于闹到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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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希望日渐紧迫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应该导致文化价值的单一；可所谓的“文化多元”，是否成为镜花水月，端看文化人的努力。看看近期哈利·波特系列产品的成功开发以及媒体的由衷赞叹【36】，我很担心文化生产中经济因素的考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好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中，不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介入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制作者。随着制播的分离，电脑以及摄制技术的日渐普及，镜头的神秘色彩逐渐消退，文字与影像的距离不像以前设想的那么遥远。除了在书斋或现场接受访谈，或模拟课堂演讲，学者还可以更多地介入到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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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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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9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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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又收入《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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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乃提交给浙江大学主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02年5月19—22日）的论文。此前此后，曾以同题在北京广播学院（1月16日）、四川大学（4月18日）和北京师范大学（6月5日）作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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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规定：SSCI和A&HCI收录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每篇40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不包括摘要），ISSHP收录论文，每篇30分；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每篇20分；国内重点学术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每篇5分；非核心期刊论文及一般性报刊文章，每篇2分。一个责任教授三年科研量为：SSCI、A&HCI收录论文一次或《中国社会科学》论文1篇，40分；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篇，40分；重点学术期刊论文3篇，3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6篇，30分；非核心期刊论文15篇，30分；学术专著1部，或译著、教材、古籍校注、工具书2部，80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个，或省部级一般项目2个，60分；10万元横向课题1个，10分；获省部级二等奖一次，60分；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10分；国内学术会议4次，20分；地区性学术会议5次，20分；共390分，平均每年133分，超过最低标准13分。见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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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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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曙山：《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兼析〈中华读书报〉的不实报道及其错误观点》，《学术界》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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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第275页，新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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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柯恩编，朱立民等译《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书店，1988）；昆廷·斯金纳编，王绍光、张京媛等译《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布莱恩·麦基编，周穗明等译《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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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称：“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第261页）而对于接受者来说，电视上的“教育”之不同于教科书或课堂讲授，很大程度在于其受教育的过程相对来说“轻松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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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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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1年3号，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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