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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武侠小说到功夫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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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举金庸为例，因其在中国学界以及一般读者中影响最大。这有小说本身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魅力大有关系。金庸创办《明报》，撰写过大量影响极大的社论，也可以说是成功的企业家。正因为不只是小说家，更兼有新闻家的敏感、政治家的见识，以及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其作品的流通与转化非常成功。以前大家说到“新派武侠小说”，都说是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家”。而现在呢，“三驾马车”几乎变成“一枝独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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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金庸与政界、学界、商界的良性互动，就以外文译本、卡通绘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的制作为例，就能明白其影响为何历久不衰。尤其是电影、电视的不断重拍，绝对与作者成功的经营之道有关。最近十年，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金庸的轰动性新闻。对于畅销书作家来说，“风起云涌”容易，“持之以恒”则很难，如何制造悬念，让观众对其保持长久的兴趣，绝对是门艺术。如此困难的事，金庸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而且基本上不落痕迹。唯一失败之举，在我看来，乃评点本的处理失当。此事的是非曲直，作家与出版社，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我的基本看法是，出版社钻了空子，但没违规；作家先考虑“名”，后才意识到“利”，转弯转得太急。因箭在弦上，金庸用近乎辱骂的口气批评那些热心参加评点的专家学者，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此举得不偿失。对于公众来说，学界的评价固然重要，影视的影响更大。对以往众多影视的改编表示不满意，并以一元钱的价格将《笑傲江湖》的拍摄权拱手出让给中央电视台，此举赢来巨大的社会名声以及长远的经济收益，实在是聪明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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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改编金庸小说或其他作家所撰长篇武侠小说，比较容易获得成功。但如果改编成电影，那就很难说。因篇幅限制，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讲述那么多复杂的故事；加上电影导演一般比较有独立性，不愿意仅仅局限于诠释原作。我们都知道，徐克拍《笑傲江湖》和《东方不败》，拍得很好看，但与原作相去甚远，基本上只保留了人物名字及大的叙事框架，至于绝大部分细节乃至主要情节，都是编剧和导演的创作。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要将一部两三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如何处理，都会被小说的热心读者斥责为“丢三落四”；与其这样，不如剪其中一小段，然后根据电影的特性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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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正是这么处理的。电影是根据王度庐创作的长篇小说改编的，但做了很大的改动。王度庐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是五部人物及情节互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与电影有关的，主要是小说《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电影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为何压抑自己的爱情，说不清楚，必须回到小说《宝剑金钗》。李与俞相爱，可俞已许孟思昭，只好割断情缘。后来李与孟结为莫逆之交，强敌来临时，已经发现李、俞情感的孟，为保护朋友孤剑出击，不幸身亡。为感激挚友高谊，李、俞于是发誓终身不娶不嫁。至于小说《卧虎藏龙》，主要人物及情节线索本来是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和沙漠大盗罗小虎的爱情悲剧。几年前，大陆曾有人将小说改编成《玉娇龙》，而且拍成电视连续剧，但并不成功。这回的电影编导，对小说大动干戈，将李、俞和玉、罗两条情节线扭合在一起，突出前者而淡化后者，最后甚至将李慕白置于死地，换来观众一掬同情之泪。所有这些改编，对于电影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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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部在欧美影坛大获成功的电影，在中国本土却颇受冷落。因为是得大奖，大家都看，或进电影院，或看VCD/DVD。看过之后，批评家们意见分歧很大，总的来说，艺术上评价不高，只认可其商业操作。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如此东方色彩很浓的作品，在东方反而不太受欢迎——不是“否定”，而是“冷落”。必须回到当代中国的阅读环境，才能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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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打斗场面与特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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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过，武侠小说与电影的结盟，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得到一般市民的欢迎，票房收入很可观。可在新文化人看来，此类作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侠客身上，属于白日做梦，只能麻醉人们的心灵，绝对不利于思想启蒙与民族独立，于是展开猛烈的抨击，称其为“拜金主义”者或“文丐”制作的“迷魂汤”。随着“五四”新文化人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或者说掌握了话语权，“武侠小说（电影）趣味恶俗”这一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进一步强调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未能有效地传达“先进思想”的武侠小说（电影），于是销声匿迹。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文学艺术具有娱乐功能得到承认，这时候，武侠小说及电影方才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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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众最多的电影为例，侠客的重新登场，马上得到一片喝彩声。当初万人空巷争看《少林寺》的景象，比今天世人之谈论好莱坞大片，要壮观得多。可从一开始，重新复出的武侠电影，就与中国人对于武术的热爱联系在一起。许多武侠电影迷，迷恋的是其中的武打场面乃至武术套路。除了1990年代中期的《双旗镇刀客》是个异数，绝大部分武侠电影的主角都是武术名家出演。这样“真刀实枪”的打斗（虽然明知这也只是表演），观众才觉得“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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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武侠电影，其实更接近李小龙、成龙那样的功夫片。1980年代后期，香港拍摄的《新龙门客栈》曾在内地掀起观赏的热潮，张曼玉、林青霞等受到影迷的热情追捧。但徐克等人所拍武侠片，过多倚重镜头的变幻以及特技表演，一旦熟悉那根将演员吊在半空中，以便表演各种高难动作的绳子，观众的好奇心大为减退。想到都是特技或电脑帮的忙，本来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观众，当即平静下来，开始挑剔演员的表演技巧，比如林青霞为何总是面无表情，像个“死美人”？相反，对于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观众普遍看好，不在于其中若隐若现的“爱国主义”主题，而是打得实在，打得好看。其打斗表演，虽也是花架子，但看得出来龙去脉，故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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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在国际影坛上也获得好评，为何在国内不被看好？在中国人看来，这电影故事不新鲜，人物造型不新鲜，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的特技（比如竹梢打斗那一场）也不新鲜。类似的特技摄影，徐克几乎已经玩到头了。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观众更愿意看到实在一点的打斗场面，而周润发此前的表演太成功了，以至观众很难适应剑侠“李慕白”这一需要舞剑（而不是弄枪）的新角色。分开来看，这电影确实没有一点是“前无古人”，可导演李安用一种外国人能够读懂的电影语言、能够欣赏的表达方式，诠释一个不太新鲜的侠客故事，依然是一种极大的本事。李安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调动武侠小说及电影的各种元素，组合成一部有情有义、有文有武的“外语片”——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对于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卧虎藏龙》都是外语片。这种又“像”又“不像”，或许正是其畅行天下的最大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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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卧虎藏龙》也是一种成功的商业制作（相对于李安的其他作品）。因为获大奖，就硬要发掘其高深的艺术内涵，或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刻意回避其商业色彩，我以为不太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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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演讲开头提到的，外国人从武侠小说和功夫片入手了解中国，当然有偏颇，可聊胜于无。入门书不太准确，但很有趣，这就行了。在游戏中学习，通过学习自我修正。这就好像1980年代末的中国观众，很多是通过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了解美国，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开始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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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可供阅读与鉴赏的作品实在太多，武侠小说及电影只是其中之一，没必要赋予这一“阅读”过于沉重的责任。诸位如果有空，或者工作太累，不妨拿看武侠小说及电影当休息。接着开头提到的那位日本女孩的思路，学好汉语是为了看原版武侠电影；看了武侠电影，你会觉得你还不了解中国，于是你还得读很多书，走很多路，想很多的问题。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有一天早上你醒来，会突然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那远比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更加复杂，更加神秘，也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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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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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29日，笔者应邀在北师大为七八十名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做专题讲演。原先准备的讲稿不合用，只好删繁就简，腾挪趋避，关键处还得请美国教授代为翻译与诠释。学生们对讲座反应很热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免去我的回答，而保留美国学生的提问，因那可见外国人的阅读口味。提问主要集中在“游侠”与“武功”，而不是“小说”与“电影”，但背后隐约可见文化背景及文学趣味的差异：（1）《卧虎藏龙》中的女侠武功极高，这样的描写很好，这在中国的武侠小说和电影中，是不是特例？（2）男侠和女侠既然那么要好，为什么不干脆结婚？（3）中国的和尚、道士是否都武功高强？为什么侠客动不动就说少林、武当？（4）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的创作有什么凭借，会不会像美国的西部电影一样，也是一种模式化的写作？（5）据说武功很高的人，能用古琴杀人，这是真的吗？（6）电影中的武打大都是特技，这点我们知道；小说对武功的描写是否更真实可靠些？（7）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里整天杀人，有没有人说，这样血腥的场面对青少年成长不利？（8）大陆前些年请香港的袁和平来帮助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就因为此前拍的《三国演义》中的打斗场面太实在，一点也不好看？照此说来，中国人还是喜欢好看的特技，而不是实在的武功。最后一个问题是教汉语的中国教师提的，看来我的“实在”二字有点武断，最好改为“有现实依据的艺术想象”。这大概也是个人趣味，我对武侠电影过多借鉴警匪片的枪战场面以及科幻片的声光电化不太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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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万象》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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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怀念“小说的世纪”【1】——《新小说》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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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在“新小说一百年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可我更想说的是，这次演讲，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进入晚清文学及文化的研究领域，曾为搜集资料东奔西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回“中央”大学的“突然袭击”，让客中无书的我，重新“背起书包上学堂”，泡在幽雅舒适的台大图书馆里，认真“做功课”，感觉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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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两个月前，在北京学界为纪念《新史学》一百周年而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上，我曾谈到，应该将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与约略同时刊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对照，考虑“史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真没想到，这样的机遇，竟让我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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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曾应邀分别在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做学术演讲，那是这两所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组织的系列活动。贵校的历史建构，与南大等略有差异【2】，但三者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点谁也不会否认。假如你们也像南大那样，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算起，那么，今天的“百年祭”，就不仅仅是为了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应该包括了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重镇“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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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回到今天演讲的题目《怀念“小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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