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4910423e+09
1704910423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5]
1704910424 二 何谓“Seminar”
1704910425
1704910426 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
1704910427
1704910428 抗战中,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文论十笺》。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
1704910429
1704910430 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对我很有启发性。1997年秋,我曾专门赴宁,向已赋闲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请教。谈话中提到,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作为讲授“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教材,程先生很高兴,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很可惜,岁月蹉跎,“读本”至今没有完成。不过,把程先生教授“文学理论”的这个方式,转为讲授“现代中国学术”,我还是略有推进的,那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
1704910431
1704910432 这门课,形式上是讨论课,或者叫“Seminar”。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又基本上被遗忘了。为何大发感慨?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两年多后,北大公布《研究所简章》,开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虽拨了点经费,但难以为继,很快风流云散;因而,蔡校长日后回忆,谨慎地称之为“拟设”。直到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才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还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俄)、伊凤阁(俄)、陈寅恪、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歌谣、风俗调查、方言调查、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此后,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1704910433
1704910434 可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等缘故,中国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独立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如此宏图大业,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实。此前,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也是为了跟国际学界接轨。最近几年,随着高校大量扩招,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各类研究生37万人。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连博士生总数也都“天下无敌”。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
1704910435
1704910436 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1704910437
1704910438 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止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1704910439
1704910440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对听讲者来说,压力大大增加。以我的观察,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普遍要求很不严格。单以阅读量来衡量,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我们也开参考书目,但没他们多,而且不抽查,看不看都无所谓。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不可能只带耳朵,或者睡眼惺忪。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学会倾听与争辩,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讲,是学不到的。我不太相信“快乐教育”之类的说法——幼儿园可以,大学不行。并非“不打不成器”,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哪些课必修,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这些一时看来“枯燥乏味”的课程。提倡给学生“自主性”,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而不是随意缺课,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梦乡。
1704910441
1704910442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看今天这个样子,原先设想的讨论课,十有八九又要泡汤了。
1704910443
1704910444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6]
1704910445 三 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1704910446
1704910447 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1704910448
1704910449 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文章中,专门谈及修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1704910450
1704910451 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1704910452
1704910453
1704910454 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初期白话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评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地,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1704910455
1704910456 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1704910457
1704910458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7]
1704910459 四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1704910460
1704910461 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1704910462
1704910463 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1996年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皇皇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19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1704910464
1704910465 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1704910466
1704910467 这门课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
1704910468
1704910469 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1704910470
1704910471 当然,谈论中国现代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1704910472
[ 上一页 ]  [ :1.7049104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