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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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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谓“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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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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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文论十笺》。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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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对我很有启发性。1997年秋，我曾专门赴宁，向已赋闲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请教。谈话中提到，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作为讲授“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教材，程先生很高兴，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很可惜，岁月蹉跎，“读本”至今没有完成。不过，把程先生教授“文学理论”的这个方式，转为讲授“现代中国学术”，我还是略有推进的，那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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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形式上是讨论课，或者叫“Seminar”。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又基本上被遗忘了。为何大发感慨？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两年多后，北大公布《研究所简章》，开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虽拨了点经费，但难以为继，很快风流云散；因而，蔡校长日后回忆，谨慎地称之为“拟设”。直到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才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还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俄）、伊凤阁（俄）、陈寅恪、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歌谣、风俗调查、方言调查、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此后，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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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等缘故，中国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独立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如此宏图大业，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实。此前，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也是为了跟国际学界接轨。最近几年，随着高校大量扩招，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各类研究生37万人。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连博士生总数也都“天下无敌”。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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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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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止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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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对听讲者来说，压力大大增加。以我的观察，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普遍要求很不严格。单以阅读量来衡量，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我们也开参考书目，但没他们多，而且不抽查，看不看都无所谓。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不可能只带耳朵，或者睡眼惺忪。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学会倾听与争辩，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讲，是学不到的。我不太相信“快乐教育”之类的说法——幼儿园可以，大学不行。并非“不打不成器”，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哪些课必修，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这些一时看来“枯燥乏味”的课程。提倡给学生“自主性”，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而不是随意缺课，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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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看今天这个样子，原先设想的讨论课，十有八九又要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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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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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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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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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文章中，专门谈及修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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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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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初期白话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评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地，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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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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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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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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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1996年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皇皇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19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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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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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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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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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谈论中国现代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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