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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写”抑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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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其中得失，尚未得到认真的分疏。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乃行路的拐杖，帮助我们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拐杖变成了包袱，丫鬟长成了小姐，需要人来细心伺候。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家刘永济曾抱怨现在的学制仿自泰西，你想教文学，就一定要编什么“文学史”。在他看来，学文学的，需要默契于心，神游千古，而这就好像轮扁所说的，“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抱怨归抱怨，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于是刘永济也有了《十四朝文学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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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重写文学史”，既是文学革命或文化革新的惯用手段，也和新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此事可高可低、可雅可俗，也有人是出于版税方面的考虑。因此，我所理解的“重写”，接近于“重建”，即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学术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兼及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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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作为课程的文学史，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圣。刚开始创建新式学堂时，曾经有过争论，我们需不需要编“教科书”。比起《古文辞类纂》等“读本”来，“文学史”的教学效果好，可批量生产人才，这是优点。但也不无遗憾，章太炎《救学弊论》等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如今的文学教育，并不像传统书院那样以自学为主、因材施教，而是倚重文学史等教材，手段是“耳学”，目的是“速悟”。说得好听是知识系统化，说得不好听呢，就是章太炎所批评的，学生所得“不能出于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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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到钱锺书的聪慧，抛开世人热衷的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转而营造精致的“文明的碎片”。你甚至不能想象，钱锺书会写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中国文学史”。可钱先生学不来，差别不只是学识与才气，更包括时代与机遇。诸位能做的，就是在学习、阅读、研究“文学史”时，多留个心眼，明白关于“文学”的知识，并不都在“全国通用”或“面向21世纪”的教材里。不管这书是谁写的，也不管人家如何吹到天上去，最多只能说是“适应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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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五月间，我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华东师大等作专题演说，谈论百年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在与各校师生的讨论中，我的思路逐渐清晰。“文学”该如何“教育”，让学生们而不是教授或家长，觉得有趣而且必须，心甘情愿、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这始终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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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注的“文学教育”，不仅对中文系生命攸关，在整个大学校园里，同样至关重要。文学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之外，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称其“关系重大”，一点都不过分。这里引入历史的维度，探讨各种可能性，涉及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至于在中国，作为“著述”的文学史，该如何向年鉴学派学习，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于叙述史实与表彰先进，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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