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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学术随感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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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坦然面对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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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清志士之预言“瓜分惨祸”截然相反，今日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对新世纪充满信心，畅想未来时，多喜形于色。这自然是好事。因为，百年中国，难得如此舒心展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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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话说回来，百年前的“危言耸听”，终于唤醒国人，拯世济难，挽狂澜于既倒。今日中国，则难得再有“盛世危言”广泛传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满怀希望，而极少设想抵御难以抗拒的灾难性打击。从晚清有识之士声泪俱下地预言亡国灭种的时间，到今日普通民众坚信往后的日子将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百年间，中国人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把苦难和屈辱留给20世纪，昂首阔步，迈向那据说注定属于东方的“新时代”，这种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的场面，着实令人感动，可也不无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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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核子战争等等具体问题，单是熬过了“九九”必定苦尽甘来的期待，便与老祖宗关于盛衰盈亏的认识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格格不入。既然已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个民族必定能修成正果，得到丰厚的回报，此种想象，属于小说《西游记》，而不是现实人生。不否认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不排除下个世纪中国人可能扬眉吐气，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于充满光明的“新世纪”的过度渲染与期待，掩盖了现实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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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将别有一番滋味。数九寒冬及其相关习俗的形成由来已久，起码南朝梁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已有此说。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和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等，都曾提及民间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明末刘侗等《帝京景物略》的描述，除了兼及歌与图、俗与雅，文字清新，口气幽默外，比同类记载多出的最后几句，尤其深得我心：“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味，对于恶劣环境的抵御，以及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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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历史发展“规律”之争，也不谈“进化”与“退化”、“循环”或“无常”等大理论，作为人生态度，我欣赏东坡居士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国人，不妨以泰然、坦然的心境，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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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5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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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1999年12月31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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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感于“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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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成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礼，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连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都不太干净了，这世界还有什么“净土”可言？正是由于此前公众对大学以及大学教授的期望过于殷厚，乍一听“学术腐败”这样刺耳的提法，才会显得异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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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界中人，早就有所觉察，呐喊、建议、冷嘲、抨击，起码也有十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大环境改不了，连小环境也有日渐恶化的趋向。在我看来，所谓“学术腐败”，指的不是滥用职权、接受贿赂、贪污公款等应该由司法机关来查处的罪行或过失。这方面，大学教授无权无势，普遍很难“大有作为”。当然，也可自我解嘲，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但如果略作变通，将某些学者著书立说时的着意造假、变相抄袭、仗势欺人、废话连篇，以及为谋求发表、出版、获奖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作为“学术腐败”来描述，我相信许多同行都深有同感，不觉得是什么“危言耸听”。至于为何将某些读书人之缺乏“职业道德”，或曰“学风败坏”，与鸡鸣狗盗之徒的“假冒伪劣”相提并论，那是因为二者都缘于同样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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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有之的“学而优则仕”，加上现代版的“学而优则商”，使得读书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迅速增加，这本来是大好事。可由于红黄黑三道（从政、经商与戴博士帽且固守校园）的实际收入悬殊，教授们不再满足于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读书人成堆”本来就有的毛病，如果再添上官场的做派，商场的手段，焉能不令人扼腕。在如此浮躁的时代，独独要求教授们“心如止水”，是不现实的。好吧，那就退一步，暂时搁置“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就讲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如果连历来相对正直高雅的学界，都抵挡不住歪风邪气的侵袭，那么，所谓“世风日下”，将是无可挽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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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话说多了，不但讨人嫌，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因为，问题明摆着，用不着目光如炬，稍有悟性的人，都明白症结所在。可要真正解决，却没那么容易。管不了别人，那就“从自己做起”。1990年代的中国，致力于重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则的，是一批并无权势的读书人，以及其创办的各种学术集刊。比如，《学人》、《中国文化》上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书评》、《现代与传统》上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争辩，都可看做学界同人进行自我反省以及寻求突围的“悲壮的努力”。我曾经应邀广搜此类文章，编成一册《学术史与规范化》。本以为可以“立此存照”，可出版社后来另有所谋，慷慨地补偿了我的“经济损失”。要不，关于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挣扎与努力的记忆，不至于如此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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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学界的“自我清洁”，必须双管齐下：在杜绝“假冒伪劣”的同时，更加关注并扶植健康力量的成长。今日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何普遍对“学风败坏”啧有烦言，一是“假冒伪劣”的面积太大，已经溢出可控范围；二是这些弊病大多没有得到及时的揭露，更不要说有效的制止；三是泥沙俱下，学术的正面形象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套用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年轻一代多半并非故意走歪路，而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模仿目标。这一点，1990年代蔚然成风的学术史研究，在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树立榜样，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困惑方面，可能不无小补。另外，匿名评审制度（包括研究课题、博士论文、学术期刊等）的引进与逐渐推广，有利于培养正气，从制度上杜绝各种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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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站在“学术打假”第一线的书评，至今仍处境艰难。最近几年，学术集刊上，偶尔也发表严肃的批评文章，再加上新闻界迅速跟进，社会影响很好。可欢欣鼓舞之余，必须明白，整本整章的抄袭，实在是太拙劣了。而抵制学风败坏，一旦超越“人赃俱获”的“抓贼”，便举步维艰。过去是杂志不敢登，现在则是作者不想写——为一则书评开罪于人，实在不值得。碰上睚眦必报的小人，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仅限于报纸上对骂的，即便理据不足，也还光明磊落；真正可怕的是打小报告，写匿名信，散布流言飞语。这就迫使批评者只好“柿子拣软的捏”——起码知道对方对自家生存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如此“百有禁忌”，必然使得批评的严肃性及其力度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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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时兴的“酷评”，会有很好的市场效应，但不见得能解中国学界被“假冒伪劣”困扰之围。相反，我担心“酷评家”夸张的姿态以及过于轻巧的言说，会使真正有见识能文章的学者掉头而去——或为避趋时之讥，或干脆就是羞与为伍。若如是，则实在太可惜了。毕竟中国学术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一大批能体贴、有见地、讲道理的好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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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11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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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0年3月24日《南方周末》，题目改为《学界“世风日下”》；另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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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谁来监督中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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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中国学界不断出事，一会儿造假，一会儿抄袭，外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圈内人更是心惊肉跳，以致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学界真的“没治了”。这里，不妨借用钱锺书《围城》里的妙喻，猴子上树之前，屁股也是红的，只是没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万众瞩目，红屁股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大众对中国学界的丑闻——当然也有成绩——日渐强烈的关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学者形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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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使得中国学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疗救的可能。两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评的扶正抑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相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对于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论事，而更倾向于思考整个中国的学术环境，谋求制度方面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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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学界把脉，不难找出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有些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根源于管理体制。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由学术史而规范化的一系列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这种基本上属于圈子里的讨论，无法转化为制度建设，就连模仿美国学界编纂“写作手册”（《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上王笛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对《芝加哥手册》的详细介绍，可参阅），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无心犯错这样具体而微的计划，也都被认定为“过于琐碎”，不够“高瞻远瞩”而只能流产。可在我看来，学术良知的养成固然重要，技术细节以及学术纪律的强调，同样必不可少。还有，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必须退耕还林——这当然是玩笑话，针对的是目前高校晋升职称时的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如今“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规定逼出来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述，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论文和著作，我以为是不合适的。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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