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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37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56]
1704911138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学术随感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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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40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57]
1704911141 一 坦然面对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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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43 与晚清志士之预言“瓜分惨祸”截然相反,今日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对新世纪充满信心,畅想未来时,多喜形于色。这自然是好事。因为,百年中国,难得如此舒心展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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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45 可话说回来,百年前的“危言耸听”,终于唤醒国人,拯世济难,挽狂澜于既倒。今日中国,则难得再有“盛世危言”广泛传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满怀希望,而极少设想抵御难以抗拒的灾难性打击。从晚清有识之士声泪俱下地预言亡国灭种的时间,到今日普通民众坚信往后的日子将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百年间,中国人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把苦难和屈辱留给20世纪,昂首阔步,迈向那据说注定属于东方的“新时代”,这种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的场面,着实令人感动,可也不无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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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47 不说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核子战争等等具体问题,单是熬过了“九九”必定苦尽甘来的期待,便与老祖宗关于盛衰盈亏的认识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格格不入。既然已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个民族必定能修成正果,得到丰厚的回报,此种想象,属于小说《西游记》,而不是现实人生。不否认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不排除下个世纪中国人可能扬眉吐气,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于充满光明的“新世纪”的过度渲染与期待,掩盖了现实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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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49 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将别有一番滋味。数九寒冬及其相关习俗的形成由来已久,起码南朝梁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已有此说。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和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等,都曾提及民间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明末刘侗等《帝京景物略》的描述,除了兼及歌与图、俗与雅,文字清新,口气幽默外,比同类记载多出的最后几句,尤其深得我心:“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味,对于恶劣环境的抵御,以及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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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51 撇开历史发展“规律”之争,也不谈“进化”与“退化”、“循环”或“无常”等大理论,作为人生态度,我欣赏东坡居士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国人,不妨以泰然、坦然的心境,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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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53 1999年12月25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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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55 (原刊1999年12月31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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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57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58]
1704911158 二 有感于“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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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60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成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礼,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连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都不太干净了,这世界还有什么“净土”可言?正是由于此前公众对大学以及大学教授的期望过于殷厚,乍一听“学术腐败”这样刺耳的提法,才会显得异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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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62 至于学界中人,早就有所觉察,呐喊、建议、冷嘲、抨击,起码也有十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大环境改不了,连小环境也有日渐恶化的趋向。在我看来,所谓“学术腐败”,指的不是滥用职权、接受贿赂、贪污公款等应该由司法机关来查处的罪行或过失。这方面,大学教授无权无势,普遍很难“大有作为”。当然,也可自我解嘲,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但如果略作变通,将某些学者著书立说时的着意造假、变相抄袭、仗势欺人、废话连篇,以及为谋求发表、出版、获奖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作为“学术腐败”来描述,我相信许多同行都深有同感,不觉得是什么“危言耸听”。至于为何将某些读书人之缺乏“职业道德”,或曰“学风败坏”,与鸡鸣狗盗之徒的“假冒伪劣”相提并论,那是因为二者都缘于同样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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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64 古已有之的“学而优则仕”,加上现代版的“学而优则商”,使得读书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迅速增加,这本来是大好事。可由于红黄黑三道(从政、经商与戴博士帽且固守校园)的实际收入悬殊,教授们不再满足于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读书人成堆”本来就有的毛病,如果再添上官场的做派,商场的手段,焉能不令人扼腕。在如此浮躁的时代,独独要求教授们“心如止水”,是不现实的。好吧,那就退一步,暂时搁置“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就讲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如果连历来相对正直高雅的学界,都抵挡不住歪风邪气的侵袭,那么,所谓“世风日下”,将是无可挽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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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66 但是,这种话说多了,不但讨人嫌,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因为,问题明摆着,用不着目光如炬,稍有悟性的人,都明白症结所在。可要真正解决,却没那么容易。管不了别人,那就“从自己做起”。1990年代的中国,致力于重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则的,是一批并无权势的读书人,以及其创办的各种学术集刊。比如,《学人》、《中国文化》上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书评》、《现代与传统》上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争辩,都可看做学界同人进行自我反省以及寻求突围的“悲壮的努力”。我曾经应邀广搜此类文章,编成一册《学术史与规范化》。本以为可以“立此存照”,可出版社后来另有所谋,慷慨地补偿了我的“经济损失”。要不,关于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挣扎与努力的记忆,不至于如此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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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68 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学界的“自我清洁”,必须双管齐下:在杜绝“假冒伪劣”的同时,更加关注并扶植健康力量的成长。今日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何普遍对“学风败坏”啧有烦言,一是“假冒伪劣”的面积太大,已经溢出可控范围;二是这些弊病大多没有得到及时的揭露,更不要说有效的制止;三是泥沙俱下,学术的正面形象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套用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年轻一代多半并非故意走歪路,而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模仿目标。这一点,1990年代蔚然成风的学术史研究,在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树立榜样,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困惑方面,可能不无小补。另外,匿名评审制度(包括研究课题、博士论文、学术期刊等)的引进与逐渐推广,有利于培养正气,从制度上杜绝各种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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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70 遗憾的是,站在“学术打假”第一线的书评,至今仍处境艰难。最近几年,学术集刊上,偶尔也发表严肃的批评文章,再加上新闻界迅速跟进,社会影响很好。可欢欣鼓舞之余,必须明白,整本整章的抄袭,实在是太拙劣了。而抵制学风败坏,一旦超越“人赃俱获”的“抓贼”,便举步维艰。过去是杂志不敢登,现在则是作者不想写——为一则书评开罪于人,实在不值得。碰上睚眦必报的小人,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仅限于报纸上对骂的,即便理据不足,也还光明磊落;真正可怕的是打小报告,写匿名信,散布流言飞语。这就迫使批评者只好“柿子拣软的捏”——起码知道对方对自家生存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如此“百有禁忌”,必然使得批评的严肃性及其力度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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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72 至于最近时兴的“酷评”,会有很好的市场效应,但不见得能解中国学界被“假冒伪劣”困扰之围。相反,我担心“酷评家”夸张的姿态以及过于轻巧的言说,会使真正有见识能文章的学者掉头而去——或为避趋时之讥,或干脆就是羞与为伍。若如是,则实在太可惜了。毕竟中国学术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一大批能体贴、有见地、讲道理的好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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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74 2000年3月11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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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76 (原刊2000年3月24日《南方周末》,题目改为《学界“世风日下”》;另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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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78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59]
1704911179 三 谁来监督中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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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81 最近这几年,中国学界不断出事,一会儿造假,一会儿抄袭,外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圈内人更是心惊肉跳,以致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学界真的“没治了”。这里,不妨借用钱锺书《围城》里的妙喻,猴子上树之前,屁股也是红的,只是没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万众瞩目,红屁股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大众对中国学界的丑闻——当然也有成绩——日渐强烈的关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学者形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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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83 或许,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使得中国学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疗救的可能。两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评的扶正抑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相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对于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论事,而更倾向于思考整个中国的学术环境,谋求制度方面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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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185 为中国学界把脉,不难找出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有些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根源于管理体制。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由学术史而规范化的一系列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这种基本上属于圈子里的讨论,无法转化为制度建设,就连模仿美国学界编纂“写作手册”(《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上王笛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对《芝加哥手册》的详细介绍,可参阅),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无心犯错这样具体而微的计划,也都被认定为“过于琐碎”,不够“高瞻远瞩”而只能流产。可在我看来,学术良知的养成固然重要,技术细节以及学术纪律的强调,同样必不可少。还有,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必须退耕还林——这当然是玩笑话,针对的是目前高校晋升职称时的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如今“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规定逼出来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述,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论文和著作,我以为是不合适的。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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