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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学的“实”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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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出版的《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封面上，赫然写着：“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那虽是责任编辑从我书中挑选出来的“警句”，倒也很符合作者的趣味。以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从历史记忆、文学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是我一贯的思路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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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就被一则所谓的“采访”给消解了。据称，我曾对《财经时报》记者说：“纯粹做数量的分析，北大并不比很多学校强，但是在声名上北大要胜于很多学校。在实的方面北大不占优势，然而在虚的方面北大有优势。”接下来的解读以及发挥，则是北大“徒有虚名”。采访确实存在，大学的“声名”，也为我所念兹在兹；可惜记者断章取义，把我关于“虚”／“实”的辨析，完全搞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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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香港高校是如何“确立品牌优势”的，记者开列了一组数字：北大毕业生“最低的月薪还不到2000元钱”，而港大呢，“平均月薪1.4万多港元，最高月薪达7.4万多港元”。我没做过调查，不想就薪金问题说三道四；但我质疑这种立论方式——谈论大学“品牌”，不该只是局限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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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种“眼见为实”的趣味，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包括大学自身。以现有的评估体系为例，能否数字化是个关键。相对于大楼，大师是虚的；相对于经费，学问是虚的；相对于科研成果，教学水平是虚的；相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是虚的；相对于校园面积以及实验仪器，历史与传统是虚的；相对于毕业生薪金，人格理想以及精神境界更是虚的。世人的选择是，“避虚”而“就实”，恨不得一切都折算为数字或者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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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人“实实在在”的眼光来打量大学，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比如，我就确信，关注大学的“虚”——比如“大师”、“学问”、“教学”、“人文”、“历史与传统”、“人格理想以及精神境界”等，不仅必要，而且急需。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大学，普遍都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学生家长这么盘算很正常，大学校长这么谈论则有问题；至于连社会贤达也都如此鼓吹，那可就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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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感于此，我才会再三地为那些看得见但摸不着的“虚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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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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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6年8月2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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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话”为什么不“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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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当有人闹矛盾时，你总能听到这样的规劝：“有事好商量，有话好好说。”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这“事”若有油水，才不跟你商量呢，“法庭上见”；这“话”如果“好好说”，谁愿意听？不弄出个语出惊人，起码也得是“掷地有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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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么一来，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夸张怪诞、耸人听闻的信息，仿佛不如此便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文人们自然不甘落后，写文章时，也都尽量说狠话，下猛药。一时间，乱哄哄，你方骂罢我登场。至于看客呢，则普遍大呼“过瘾”。似乎惟有如此“刺刀见红”，才叫好文章。要是你看不惯，那只能证明你脑筋僵化，或者缺乏娱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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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句颇具杀伤力的“狠话”，那就是：“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这里的“将来时”，在具体论述中，被替换成了“过去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水准，早已不是北大、清华可比的。”理由很简单，人家钱多，硬件好，薪水高，教授全世界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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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鳖”，不敢就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是否“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跟人家争论；但我知道，晚清以降，那么多归国留学生，并非都是在国外（或香港）混不下去，才灰头土脸回来的。至于最近二十年，那么多“海归”，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等方面的成绩，是否就一定比不上留在国外或转到香港的，套用一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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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和港大，到底哪个更“一流”（在我看来，都不是），本来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你爱说香港的大学特棒，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批评北大、清华，那更是时尚的话题。可单单这么说，都还不带劲；用港大来打北大、清华，那才叫精彩。于是，“扫”字一出，尽显英雄本色。其中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充满蔑视的目光，以及“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气势，着实让人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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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香港的大学在大陆招收本科生，确实能产生鲶鱼效应，对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好处。尤其是以往独霸招生市场的北大、清华受到挑战，更是符合一般人的阅读期待。可一个“扫”字，带出了很多情绪性的反应，模糊了问题的焦点，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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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这么说，那你是太不了解大众传媒的写作策略了。撰写专栏文章，已经不再是书斋里的独白，也不是咖啡馆里的对话，更像是广场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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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的特点，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来描述，大致是这样的：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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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一旦入文，必定影响学者的思维与表达方式；而这，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其实，演说之影响文章，更值得关注的是，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剑走偏锋。熟悉演讲的都明白，台上台下，能否成功互动，十分要紧。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可以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现场效果”，是演讲者与听众共同营造出来的。而这种“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你的思维以及笔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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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16日，北大成立“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雄辩会，章士钊应邀做了专题演说，原想讨论“调和论”之是非，可下面的这句话，更让学生感觉受用：“无论何种题目，两极端之说，最易动听；一经折衷，便无光彩。”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演说需要条理，需要智慧，需要幽默感，过于理性、稳健、缜密，其实是不合适的。某种意义上，演说与杂文相通，应该说狠话，下猛药，借题发挥，激情奔放，甚至不惜包含“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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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说到杂文，再到博客写作，世人越来越喜欢“最易动听”的极端言论，而很难再接受平心静气的条分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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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困惑是：在痛快淋漓之余，我们还能认真思考并准确表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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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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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8期，7月31日，改题为《为何人人都爱“说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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