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11320
八 怀念“小书”
1704911321
1704911322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一方面却是图书市场的畸形繁荣——我说的是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每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中国也都能分一杯羹，这确实让人欣慰。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心里都有点打鼓。
1704911323
1704911324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高码洋的刻意追求。高定价，大折扣，这种策略，属于慢性自杀，这点，我相信出版业者会有共识。至于目前图书的过度包装，则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1704911325
1704911326
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GDP，这样做隐患无穷。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在《光明日报》上打广告，“日出一书”，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羡慕得不得了。现在连地方出版社都远远超越这个目标。可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就是那么大的阅读量，看你怎么分配。就好像摊大饼，面粉就这么多，希望面积大，那就只好摊薄了，撑开去。弄不好，吃坏了胃口，再也不读书，那可就麻烦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三分之二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还有，人家会说，你自己的书出版了，敢情站着说话不腰痛。过去北京的公交车很挤，在车下的都喊“再往里挤挤”，已经上车的则说“别挤了别挤了，里面没地方了”。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1704911327
1704911328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说句玩笑话，现在世面上新出的书，绝大多数可以拦腰砍一刀，去掉一半的篇幅；电视剧那就更不用说了，砍三分之二都没问题。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为什么？
1704911329
1704911330
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大通病。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得那么厚，肯定下了很大工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有时候，并非工夫下得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的。来不及精细雕刻，连汤带水一起上，你要什么，自己挑吧——整个一个“资料长编”。作为大趋势，书越写越厚，不是好兆头。在我看来，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1704911331
1704911332
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大书多了，都是皇皇巨著，但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自身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为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1704911333
1704911334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时代的书，都是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一出手，没有三四十万字根本打不住。真的是这样吗？
1704911335
1704911336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人，住在东大，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总题为“东京读书记”的随感，其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四十二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1704911337
1704911338
其实，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对发行的压力很大。如果还是以发行的码洋来计算提成，当然谁都愿意卖贵的书。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不是“戏说”，而是像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那样，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着，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1704911339
1704911340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还是觉得，必须改变目前书越出越厚、价越定越高的出版风气。只看到这种出版风气有利于码洋的剧增，而没意识到这是在饮鸩止渴，则出版业危乎殆矣！在目前的中国，“杂志书”能否具体操作，我不敢说死；但“礼品书”必须抑制，却是确定无疑的。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新书”装帧简朴，但并不寒碜；三联书店1980年代出版的小书，就多有这种味道。
1704911341
1704911342
（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10月23日）
1704911343
1704911345
九 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1704911346
1704911347
我认为大学应该是思想库。这么说是因为大学和社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任务跟一般决策性研究机构不同。第一，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不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及经济得失负责，这只有大学做得到。第二，大学更讲知识综合，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很多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及趣味也都并不一致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点很重要。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应该只出小计谋。第三，大学怎么影响社会？我认为，大学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的命题。
1704911348
1704911349
之所以谈“思想库”，那是因为社会对大学有这样的期待——大学应该深刻地介入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1704911350
1704911351
我国的大学在办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拼命争硕士点、博士点，并以这作为评判大学优劣的标准。好不容易争到手，领导面子固然好看，可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为什么？原本用在本科教学的资源，被挪用来培养很可能不合格、或者学非所用的硕士、博士。这是被评比逼出来的。领导要政绩，成果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便成了硬指针。
1704911352
1704911353
其实，大学发展应该多元化，有以学理研究为中心的，有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有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院为中心的，一定要分开。不同类别的大学，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与评判标准。即使北大、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你也不能把全国的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都变成北大、清华了，那你很快就会发现，缺少另一方面的专门人才。
1704911354
1704911355
我看过一些文章，从科研经费、学科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方面来判定谁是世界一流大学。按这种标准，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没有一流大学，因为钱不够。我有一个想法，所谓“世界一流”，除一些必要的硬指针外，还得看其对本国、本民族社会进程影响的程度及贡献，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标准。
1704911356
1704911357
我认为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在我看来，大学最应该千姿百态。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北大、清华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没有一个“标准大学”，更不存在中国大学全都必须追摹的“榜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办现代大学，一开始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再转而学苏联，现在又回过头来学美国，言必称哈佛、斯坦福。学是应该的，但必须记得以下两点：第一，大学要接土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1704911358
1704911359
1919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
1704911360
1704911361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在我看来，兼容并包和大学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
1704911362
1704911363
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大学缺乏的也许正是一种“精神”。况且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清华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1704911364
1704911365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1704911366
1704911367
（原刊《瞭望》2007年第10期，3月5日）
1704911368
[
上一页 ]
[ :1.7049113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