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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惠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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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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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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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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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万物各就各位，我的祖先埋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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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可文：《氏族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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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可文：《氏族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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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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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对中国的历史性给出一个哲学解释。中国的精神世界乃是经史一体，经史互为表里，离史无以言经，离经无以述史。因此，以哲学的方法论去思考何为中国，必涉及众多相关知识，涉及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古文献、民族学等诸多问题，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李泽厚先生、裘锡圭先生、黄平、张宇燕、杨念群、许宏、张文江、李零、吕祥、关凯等诸位师友的帮助。特向诸位师友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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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要向苏秉琦先生致敬。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概念不仅是对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的传神描述，也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我将其作为思考中国的一个问题起点。许宏先生提出的“最早的中国”概念是另一个问题起点，尽管“最早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形成过程，未必有一个如同始发站的确然起点，但“最早的中国”的概念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凝聚力起点仍然富有意义。我在本书中论证了一个“中国旋涡”的解释模型，用于解释商周以来至清朝的古代中国的生长方式，上接“满天星斗”之远古中国阶段而止于1840年（或者1900年）即将转型进入现代游戏的王朝暮年，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古代中国如何形成一个具有难以拒绝的诱惑且一旦加入就难以脱身的博弈游戏，谓之“旋涡”，以及中国如何在旋涡中以“变在”存在论而创造了作为方法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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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先生、李楠女士和王文婷女士，他们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同时我也要感谢赵涛先生、何菊玲女士和王星女士，他们所在的杂志分别发表过此书的部分内容。艺术家邱志杰特为本书封面书写了“惠此中国”，我也要感谢他的高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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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以及《天下的当代性》的相关课题研究都得到了凯风基金会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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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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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引言 述史以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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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具有属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或者说，具有把抽象的时间变成具体的历史的自觉意识、自主能力和创造模式，这种历史就具有“历史性”（historicity）[1]，非常接近中国历史观念中关于历史变化之“道”与“势”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历史为文明运作之“事”，历史性为一种文明之“道”所内含之“势”。任何一个文明的历史性都表现为三个基本问题：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将如何？高更有一幅名画的题目表达了与此同构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又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之间构成互相解释，其实可以合成一个存在论与历史哲学合一的问题：一种存在是如何被创作的？这意味着，对于具有自觉意识的存在（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言，存在不再是如其所是（as it is）的自然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存在，于是，“存在”（to be）的问题转换为等价于“因作而在”（to be made to be）的问题。“作”就是去创造一种“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使一种存在成为不可还原（irreducible）为一般存在概念的历史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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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总是一种主观解释，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除非完全排除其中的人文意义而写成类似自然史或动物史的叙事，可是那样的话又对人类历史的历史性无所说明，也就对生活意义毫无说明，绝非我们试图理解的历史。然而，历史解释不是私人趣味，而是共同命运的证词，因此，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必须被限制在一种具有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中。这意味着，历史解释必须选择（或者默认）一种哲学。不可怀疑的原则在于先验性，可是，历史性直接就拒绝了先验性。这是一个难题，甚至是一个悖论，但幸亏不是逻辑悖论，因此并非无解。维特根斯坦讲过，哲学解决问题无非就像给瓶中苍蝇指出逃离瓶子的瓶颈出口[2]。我试图为历史性找到的瓶颈出口是一种“存在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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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存在都不可能拒绝存在本身所蕴涵之意图，可称为存在的本意，即存在本身必然蕴涵的或曰“分析地蕴涵”（analytically implies）的存在诉求。分析地蕴涵意味着有一个逻辑标准，即排除任何附加含义而仅仅从x本身的含义推出x所必然蕴涵之性质。当把分析蕴涵用于存在论，我们发现，存在的本意就是“继续存在”，除此无它，因此可以说，存在就是为了永在（to be is to be for good）。尽管任何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的命运和故事都是偶然的，但都必然追求超越历史性的永在性[3]，而所有的偶然故事及其命运都因其永在的诉求而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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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的约束”要求在理解一种存在的诸多诉求时，以存在的本意为准。当存在论问题被约束为关于人的存在论问题时，存在就落实为做事（to be is to do），无事可做就等于不存在。做事所谋者，必定是利于存在的最大资源或最大利益。经济学和博弈论通常所理解的最大利益指物质利益，物质利益肯定是生存之本，但未能全面表达生活所求。事实上，总有某些精神诉求也同样是必要需求，即非要不可、宁死不弃的精神生活，因此，利于存在的最大资源应该理解为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两者合取（conjunction）的最大值，其中自有两者之间因事取宜、因时而变的比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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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生活中，存在论的约束具体表现为人类行为以理性选择为主导。表面上，喧嚣或变乱事件似乎在历史中最为显眼，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非理性行为在创造历史。其实，最利于保证存在的是理性行为，出于存在之本意，人们最可能采取理性行为，事实说明，对人类生活具有长久决定性影响的生产方式、技术发明、制度创建、规则制定、习俗形成都是集体理性选择所致。按托马斯·谢林的说法以及肯·宾默尔（Ken Binmore）的解释，那些俗成之事都是人们一致选择所生成的“聚点”（focal points）[4]。因此，理性行为不是都付笑谈中的故事，而是真正需要理解的历史问题。集体理性选择正是对历史性的建构，其理性表现为一种行为的可模仿性和可重复性。只有一种行为能够经得起普遍模仿和不断重复，才是能够形成存在方式的行为，或者说，才能形成长存的“人道”。具有可模仿性和可重复性的行为之所以是更为有效的存在方式，就在于此种行为模式不会导致报复（自取其祸），或者说，报复性趋于最小值，因而能够形成稳定连续的历史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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