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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四章 文言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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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文言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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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说,文言形成以后,成为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功过是价值的评定,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想多从常识着眼,舍小取大,只说说估计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前面多处谈到文言的性质,谈性质会触及优点,优点就是功。这样,谈文言的功,就难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着重的是怎样评价文言,怎样对待文言,有些意思又不能略而不说。调和的办法是在轻重方面打打算盘,凡是已经说过的就轻轻带过,够上新意的就多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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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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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太大,想分割为三段说。先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总和,现在还可以看到或推想到的。痕迹由无形到有形可以分成若干等级,如道德观念、生活爱好之类是无形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中间的,万里长城、宋版《文选》之类是有形的。照理说,既然是痕迹,就应该不论有形无形,不论时间远近,都算;可是习惯上总是指有形的,时间不很近的,这里从习惯。遗产价值有高低,甚至不该有而有的也有价值,那是历史价值。无数的遗产之中,用处最大因而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写在书面上的语言。因为: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实录一类书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之中,价值最高的是挂“书面语言”牌号的那一个库藏;而说到书面语言,就汉语说,有文言,有白话,而绝大部分是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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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积累”。文化是人为了生活的方便和合理而创造的。创造能力主要来自知识,有知识才能够了解并利用旧有的文化,再往前走。这就可以证明,为了人类能够进步,文化的积累是如何重要;而积累文化,主要是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方式。例如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生的,传孔门之道,著《孟子》七篇,是靠已经有了书面语言的《论语》。司马迁著《史记》,记春秋战国年间事如数家珍,是因为早已有了书面语言的《左传》《国语》等。还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古代有所谓六经,实际是五种,因为《乐经》有目无书,所以后来儒生虽然大讲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可是韶乐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谁也说不清楚。这里所谓积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创造了就存下来,如《孟子》七篇;另一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精益求精,如《水经注》的注《水经》。积累的途程之中免不了损失,还常常是大量的损失。如《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书,存到今天的已经是极少数:梁元帝江陵失陷,一次就烧毁图书十四万卷;又,中古以前,著作都是靠抄写流传,作而不抄不传的当然很多,那就是昙花一现,消亡了。我们现在图书馆里的库藏是幸存的一些,是三千年来积累总和的一部分劫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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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幸存的也够得上丰富了。现在说“丰富”。这不容易说得言实相称,因为一方面是量太大,一方面是内容包罗万象。先说量。旧时代最后辑的一部大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辑这部书,另有企图,是消除反清思想;而且戴着有色眼镜,如认为不雅驯的不收;还不能不有遗漏。可是就是这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四库全书》之后,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有人编焚毁书目,大网小网捞,自然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总之,文言典籍的量确是大得可惊。再说内容的包罗万象。这更不容易说,因为太复杂,不是少数文字所能概括;勉强说,总难免挂一漏万,或浅陋而不合实际。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算作举例。一是总览。我国图书编目,隋唐以来都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子、集是粗略地按内容的性质分;经不然,是由于出身高贵。这样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之,都不能反映内容的具体性质。典籍是文献,我们利用文献,最渴望知道的是里面都讲些什么。这太复杂了。旧时代有人大力研讨文献,把文献的内容分为若干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共二十四类。这像是很全面,其实不然,因为他注意的只是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物,就都略去了;而这些,书面语言中记得并不少。这样看,我们无妨夸张一点说,在我们的典籍库藏里,不管你想从中找什么材料,它总不会使你失望。二是看一部分。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是前人活动的情况,这就可以翻看四部中的史部。其中最显赫的当然是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几部正史。其次是史部的其他小类(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的书。此外,史部以外的许多书中也会有有用的材料,因为书面语言是人写的,其中总会提到人的活动。总之,就部分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看有些人认为稀少的。这是指科学知识。有人说,我们东方的典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科学方面的材料很贫乏。这显然也不对,例如许多彗星(包括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运行情况,是参考中国的大量记录才弄清楚的。天文以外,现代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我们的典籍里找到丰富的资料(详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说丰富是实事求是,而这功绩的大部分是同文言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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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有大价值,是因为有大用。大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自然,文化遗产中难免有糟粕,囫囵吞枣地都接受不合适。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应该批判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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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汉语文化的威力同文言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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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谈文化遗产,遗产指存到今天的那一些;至于文化,那就比遗产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因为还包括没有存到今天的。这丰富的文化,或从习惯,说灿烂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为汉语的文化。称为汉民族的文化像是也可以,但不确切,因为一个民族常常是许多不同民族混合的产物,汉民族尤其是这样。民族混合,历程不是聚物成堆,而是以其一为中心融合为一体。为中心,要靠具有优越条件。这包括很多方面,人、地、财富、兵力等都是,可以总称为或撮要称为“文化”。在一种文化系统之内,语言可以不只一种,但最好是一种,因为这有利于调和和坚韧。三千年来,我们用的语言是一种——汉语,文化是内部调和、结构坚韧的,这文化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汉语的文化。本节题目说到“威力”,汉语的文化确是有威力,表现在多次有失败危险而一直没有失败。远古的时期文献不足,可以不提。《论语·宪问》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一带还不是十分巩固。可是这危险度过了,而取得的是秦的统一。汉魏以后,大危险不只一次,元、清两朝是土地全部丧失,南北朝和辽、金两朝是土地部分丧失,可是这危险也一次一次地度过了,而取得的仍然是统治地位的恢复和汉语文化的继续繁荣。经过多次危险而能够不失败,原因自然不只一种,但我们总可以想到,其中最有力的是汉语文化占上风。例证可以找到很多,只举一些突出的。一个是北魏孝文帝,羡慕中原文化,以至于迁都洛阳,用政令改国姓(改拓跋氏为元氏),强制臣民变胡为汉。一个是金章宗,所爱的不只汉语文化的诗书礼乐,还大玩其书画等文物。一个是纳兰成德,阔公子,在康熙朝任侍卫,当然通满语,擅长武功,可是他偏偏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靡靡之音,写小词的成就,许多人推为清代第一。这汉语文化,就零零散散的说当然任何事物都在内,大至铜雀台、华清宫,小至东坡肉、绣花针,只要此高于彼,彼就愿意甚至不能不舍彼而取此。但是在各种事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各种事物都不能离开的是书面语言及其内容,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有书面语言就不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这书面语言的绝大部分是文言。我们随便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这方面,文言的势力是如何大。如洛阳龙门造像都是北魏贵族搞的,可是作记,他们不用鲜卑语而用汉语文言。又如清朝早期的皇帝当然都熟悉满语,可是康熙、雍正的上谕多用汉语写;乾隆就汉化得更厉害,而是到处用汉语文言题律诗、绝句了。这种种情况都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是借了灿烂文化的光才平安地生存下来,而这灿烂文化的形成,文言是有汗马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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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文言是好的交流工具和团结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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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以后,我国的疆域扩大很多,其结果是人多了,方言的差异加大了。不同地区的人不能不交往,交往不能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共同的语言,口头上的,我们知道得不多;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书面上的,推想通行无阻的正是书面上的,就是所谓文言。文言作为交流情意的工具,能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前面第三章已经谈到,不重复。这里想说说它的另一项作用,是联系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人,使他们感到同属一家,因而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团结。这方面的例证也是随处可见。总的说,两三千年来,以中原一带为中心,我们的无数前人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和各种生活环境,他们地位不同,苦乐不同,思想不同,可是都觉得自己是华夏的一员,愿意团结一致,为华夏的绵延和繁荣而努力。这种思想感情是怎样培养成的?显然是因为生在一个文化系统之内;文化系统是一个,其表现,甚至其重要因素,当然是使用共同的语言。这种书同文、车同轨的气氛,甚至不该协调的时候也还可以看到。如南北朝时期,庾信是南朝人,流落到异族统治的北朝,想回南,因为能文,北朝硬是不放。再举个较近的例,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代,作金朝的官,可是看他的作品,诗文,论诗,编《中州集》,一点没有自外的气息,后代人读他的诗文,也没有把他看作外人。这种团结一致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与共同使用文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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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文言曾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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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节谈文言的功,都是从文化整体方面着眼。这一节想换个角度,说说它直接给人做了什么好事。人有过去的,有现在的。先说过去的。文言脱离口语,很多人不会,用不上,所以只能说会写的。对于这一部分人,文言充当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确是成绩突出。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因为:一是实例举不胜举;二是表达的微妙之处,大多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里说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先说表达思想,《庄子》和《文心雕龙》之类,内容那样深远、微妙,实在难于写清楚,但还是写清楚了。不只清楚,而且能够突出要领,辨析入微,这用的是文言。再说叙事,《左传》和《史记》之类,写事件经过,写人物活动,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比真的更真切,更生动,这用的也是文言。还有抒情,那就花样更多,用散文的形式可以,用韵文的形式也可以。用韵文,写成赋可以,写成诗词常常更好。韵文是用意求美的文字,其中蕴藏的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历代的文论、诗话词话等常常谈到,这里不能介绍,因为材料太多。其实就是散文,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也是随处可见,例如很多人都念过的《庄子·逍遥游》和《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量那部分,前者述说大鹏高飞,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后者述说夜里纵酒的情况,是“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都是用语不多就写出一种不容易想到、更不容易描画的景象。就是这样,两三千年来,文言用它的无尽藏的表达手法的宝库,为无数能写的人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并且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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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文言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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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欣赏,前面3.2.7节已经谈到。欣赏当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你通文言,就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作品吟诵,以取得艺术享受。这都可以不再说。这里想补充一点点意思,是我们现在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为什么还要费力读文言作品。接受文化遗产的事前面也已经说过,这里缩小范围,只说欣赏。欣赏文言作品,要先学会文言,这不是很轻易的事。学,不轻易,学会了,有好处,这就是近年来,有些人主张学,有些人反对学,相持不下,实行方面也是长期在歧路口徘徊的原因。我想,实事求是,可行的办法不能不在相反的方向之间,是不要强制学(这行不通),也不要强制不学(这不合算)。从积极方面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学,容许没条件的不学。所谓条件,是能够抽出时间、专业需要,有兴趣读古文献、喜爱中国文学之类。有条件而不利用,不应该;利用,学会了,去欣赏,收获会很大。关于艺术享受或说艺术熏陶的价值,人人都知道,可以不说;应该说说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去求艺术享受。理由可以有很多,我想主要是:第一,近在眼前,举实例说,欣赏李白、杜甫总比欣赏拜伦、雪莱方便得多,亲切得多。第二,宝库中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第三,因为文言和现代汉语是异中有同,所以容许边欣赏边学,或说欣赏与学合一;这个好机缘,如果不利用,以致一生虽然没少同文字打交道,可是没读过《史记》《文选》以及李杜诗、苏辛词等等,也实在可惜。为了避免遗憾,最好还是尽力求能欣赏;而如果真有了欣赏能力,那就可以到古典文学的大海里去遨游,以取得无尽的艺术享受。这享受的取得,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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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言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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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脱离口语,只能为上层人服务,又所写都是仍旧贯的,不能不搀有旧时代的糟粕,所以不能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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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助长文白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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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是使口语和书面语走上两条路,而且,由于文言顽固不化,两者的距离渐渐加大,以致没有合流的希望。合流是不分家。这里要说明一下,不分家是可能一致,不是事实上一定一致。“一致”的问题很复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一致必要,但也可以说不必要,因为说必要,那就不能不先假定口语是简洁有序的,而口语常常不是这样,那显然,为了书面语的简洁有序,就不得不安于不一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口语简洁有序并非不可能,所以书面语照口语写,有时是可能的(小说、戏剧的对话意在传真,不要求简洁有序,是另一回事)。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看“五四”以来的现实,书面语是经常同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的(有意扭扭捏捏的那些是文病,不算)。不过这终归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只听不看还是能懂。不一致而能听懂,是因为它和口语属于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点工,是口语的净化,或说是同净化的口语一致。同净化的口语一致是一对一的一致,加工的结果也无妨说是一致,是基本上一致。文白不分家的一致是大量的基本上一致加少量的一对一的一致。这一致的优越性是只听不看能懂。文言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因为它和口语用的不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文白不一致的害处,“五四”时期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了很多。这里可以总的说一下,是口语和书面语可以用一套,应该用一套,可是用了两套,自然是不经济,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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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大过是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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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脱离口语,自成一套,难学,因而学会能读的人不能不是少数,会而能写的当然更少。关于文言难学,旧时代记载不多,因为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学会了的人写的。但是我们翻翻各朝正史的选举志,就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公私有各种形式的学校,而培养出来能够取得秀才、明经等头衔的是极少数,推想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了。近代情况是一些年高的人还看见的,低的有学塾,高的有书院,学的人不少,从赵钱孙李而“四书”“五经”,十年寒窗,学会而能用的究竟有多少?这由《笑林广记》一类书里可以透露一点实况,是读和写,经常闹笑话。绝大多数人不学,少数人学而不能学会,于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想一想,这损失是如何大。两千多年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文言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人民群众不学它,不用它,当然也就不知道重视它。自然,在旧时代,多数人失学,责任不当完全由文言负。不过,假使它不脱离口语,它就不会这样难学,能够利用它的人就会多得多。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我们都承认,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值得欣赏,可是看看近代的文人以外的识字的人民群众,他们大多读的是《水浒传》《今古奇观》之类,而不是《史记》《文选》之类,原因很简单,是白话容易学,容易懂,文言难,学不会。再说另一方面的“写”。因为风气是,除了俗文学作品之外,表情达意要用文言,人民大众就只好不拿笔。总之,文言虽然也是交流情意的工具,可是它的交流范围有限,是流而不能通畅。这缺点是由文言本身来的,责任当然要由文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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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阻碍白话作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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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由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到宋朝,前一种进口货变化、发展,成为话本系统的小说,加上元明清三朝,成就很不小。仍是话本形式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等,扩大为章回体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势力可以说不小。但是还不能说是已经同文言平起平坐,因为是“俗文学”,俗,当然就为大雅所看不起。例如:一是正牌的文人都不干。大概只有俞樾是例外,他曾修改《三侠五义》——但那是修改,不是作。二是不只不干,还怕玷污了雅,不敢沾。如讲古文义法的人,有不少曾谆谆告诫,不许入小说、语录语。三是更深一层,连写的人自己也承认是俗而不雅,因而有不少作品虽然传世出了名,可是作者却不敢出头露面,以致后代治文学史的人不得不费力考索,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等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言压制,白话作品的量就不会这样少,成就也就会高得多。可多而少,应高而低,这责任也应该由文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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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思想方面有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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