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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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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名为《李太白醉写黑蛮书》的年画。年画取材于《警世通言》第六回故事,讲的是李白醉草国书,吓退渤海使者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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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渤海国王派使者入唐参拜玄宗皇帝。正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番邦使者来朝,唐玄宗欣然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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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玄宗接过国书,展卷一看时,脸色沉了下来,眉头微皱对使者说:你家大王的请求朕已经知道了,待朕考虑考虑再说。打发了使者后,善于察言观色的臣子问玄宗遇到了什么烦心事。玄宗二话没说,把渤海国书给他们传看。看了国书,大臣们都傻了眼。原来国书是用渤海番文写的,皇帝不认识,大臣们也没人认识。这愁坏了大唐君臣,该如何答复使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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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内翰贺知章出班启奏说,蜀人李白乃天纵奇才,或许能看明白。玄宗答应让李白上朝见驾认国书。玄宗十万火急,召来李白。参拜完毕,李白捧过国书,便对着君臣叽哩哇啦读起来,读完后,又向目瞪口呆的满朝君臣用汉语翻译了一遍。玄宗这才明白国书的内容:渤海国王想让玄宗皇帝把高丽的地盘让给他。并威胁说,如若不肯,便要带兵前来厮杀!听完之后,玄宗又喜又怒,心情复杂:喜的是大唐竟有李白这样贤才,怒的是渤海蕞尔小国竟敢冒犯天朝。玄宗问李白,能否用相同的文字代拟一份国书。李白说没问题,但他有个要求,让曾经羞辱过他的宠妃杨玉环研墨,宰相杨国忠掌扇,宦官高力士脱靴子。玄宗欣喜之余一一答应了,并当场拜李白为翰林学士,让他以大唐开元皇帝的名义告诫渤海国王:渤海不要自不量力,若惹恼了唐王陛下,唐王陛下将派出天兵将小小渤海国踏为齑粉,到那时后悔就晚了。次日,李白对着渤海使者宣读一遍其国书。使者见李白能读渤海番文,又见李白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做声,接过国书灰溜溜回国去了。渤海国王听了使者的汇报,又反复看了国书,认为大唐国有神仙相助,赶紧写了降表,愿自降为臣,向大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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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叫做“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直接取材于这个故事的年画,天津杨柳青叫《醉写番表》见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四川绵竹则叫《李太白醉写黑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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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蛮书”写成“黑蛮书”,并非偶然,它大约来源于川剧《醉写黑蛮书》。因其内容涉及抵抗外侮,在外敌入侵的民国大背景下,为了激起民众抗敌情绪,成都总府街的露天戏台上就时常上演该剧。而戏社对外的海报上写的也是“李白醉写黑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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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字出现一次情有可原,为何这个别字屡次出现却没被人发现呢?其实,川剧和年画里的“黑蛮书”就是“吓蛮书”,在四川方言中,“吓”读为“黑”,现存最早的四川方言词典《蜀语》记载:“惊畏曰嚇。嚇音下(即‘吓’),又音黑。”像四川方言“豁哄吓诈”,即读为“豁哄黑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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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有句歇后语叫“张飞扯倒提——吓人一跳”。乍一看,这个歇后语的前后文毫无逻辑可言。“扯倒提”是川人对做空翻的说法。张飞做空翻与吓人一跳有何关联呢?其实,这里也是运用了川人读“吓”为“黑”的方音现象:桃园结义三兄弟,刘备白、关羽红、张飞黑。黑张飞做个空翻,便是黑人跳了一下,也就是“黑人一跳”,正和“吓人一跳”读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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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所说的:“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版,第1页。美术属于“视觉艺术”,原本与方言是八竿子打不上关系的。但是,方言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正可以用来比拟四川方言对四川文化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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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一章 四川方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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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川方言下定义,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尽管四川各地方言的语法和词汇大同小异,但是语音上却是复杂的。仅以成都市为例,除了龙泉驿等地零星有客家方言岛外,成都市区的老湖广话和大邑、崇州、邛崃等市县的南路话在语音上又有所差别。“南路话”是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以南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参看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56页;以及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而同属南路话区域的大邑、崇州,两地语音也有所不同,如大邑读婆字为pó,而相邻的崇州则读婆字为pú。不但相邻两县读音有所差别,就连同一县境内,城内和乡下的方音也不一样:“城乡风异,言语攸殊。……乡读白黑郭陌之阴声,城读阳声。”(《重修广元县志稿》卷15)同一县境内,城南、城北的方音也会不一样,如彭山县:“方音亦南北互异,南境者近眉(山),如读‘桑’为光韵心母音,读‘仓’为光韵清母音,读‘丢’为柳上平音等是;北境者近新(津)邛(崃),如读‘八’为格韵帮母音,读‘发’为格韵非母音等是。”(《重修彭山县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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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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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的起源和定义都是难以言说的,倒是其历史流变可以简单谈谈。四川方言的演变史,可以用以下几个故事、几首诗和几本书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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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纸贵”说的是西晋读者对左思《三都赋》的青睐程度。左思花了十年时间,用三篇壮丽的辞藻,分别穷形尽相地描绘了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三都赋》写成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于是左思请当时名士皇甫谧为该赋写序,又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经过名家的注解,《三都赋》这才盛行开来,以至于人们争相买纸传抄,洛阳的纸因此而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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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逵的注解成全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成全了四川方言研究者们。刘逵在注解描写成都的《蜀都赋》时,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里的一段话:“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蜀王本纪》到后代便亡佚了,这短短的“左言”二字便成了先秦时期蜀地方言情况最早的记录和高度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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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明先秦时期蜀地方言的情况,先得理解何谓“左言”,而要理解“左言”,关键是要理解这个“左”字。“左”是什么意思呢?语言学家李鼎超先生说:“左手不中用,故引申谓乖剌曰‘左’。”李鼎超:《陇右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至今川西方言还常把某人性格孤僻不合群,有乖于常人,叫做性格有点“左”。那么“左言”又是什么意思呢?1976年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论及蜀地“左言”的问题时说:“‘左言’,谓不同于汉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这里的“汉语”是指古代的官话“雅言”。“左言”便是相对于“雅言”来说的。中原是雅言,雅是正的意思,蜀地是左言,左是不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方言有乖于中原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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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左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伐蜀,把四川纳入秦国的版图。紧跟着,秦惠王又派张仪为蜀郡太守修筑成都城,秦惠王的孙子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修筑都江堰。经过这两任蜀郡太守的治理,蜀地才与秦国文化乃至于中原文化有了全面的接触。在沟通交流中,蜀人学会了与本地方言不同的秦国语言。因此刘逵注《蜀都赋》说到蜀地“左言”之后,紧接着又引用《地理志》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所说的“与华同”,其实只是与统治蜀地的秦人语言相同,故而在扬雄的《方言》里,蜀地方言也就成了秦晋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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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所以扬雄《方言》中提到梁益方言的地方很少。有学者就曾指出:“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语言,一定所知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非常接近。”刘君惠、李恕豪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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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一个“颇”字,便说明它与中原雅音有相同的部分,同时它还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因为四川方言与中原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中原人听到四川方言往往觉得别扭。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他在二十余岁时走出蜀地,来到大汉王京长安,当上了孝景帝的武骑常侍。由于乡音一时间没法改变,他在学习使用京城“通语”还不熟练时,在两种语音转换上不自然流畅,造成了一种方言性的口吃现象。他其实并不口吃,也不是结巴,只是他的口音中间杂了与中原方言不同的四川方言语音罢了。试想,如果司马相如是生理性的口吃,汉武帝为何还在建元六年(前135),委任他为使者出使西南夷呢?试想,一个口吃的外交使者,在外交场合说话期期艾艾,怎么“舌战群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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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上汉朝大一统政权的旁落和语言上上古音向中古音的嬗变,蜀语开始渐渐远离中原官音了。这一趋势可以从北齐学者颜之推的一段经历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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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益州,有天天气晴好,他与众人在坝子里晒太阳。有人看见远处地上有个小亮点在晃,便问此是何物?身边有个仆人赶紧过去察看。仆人回来用蜀语口音说:是豆逼。众人相顾愕然,不知仆人说的“豆逼”是何物,叫他去取来一看,原来是一粒小豆。再问在场的其他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豆逼”,但皆不知应该作何解释。于是颜之推才引经据典地说:“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即‘皀’字),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颜氏家训·勉学》)原来“豆逼”就是豆粒,听颜之推这么一解释,众人皆欢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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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如下端倪:“豆逼”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蜀语词汇,但它曾经却是一个官话词汇,并以“豆比”(即“豆逼”的异文)的形态出现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因为蜀地交通闭塞,所以蜀语经历的语音学转向相对滞后,因此保留下大量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这些保留在蜀地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对几百年后的南北朝人士来说,已成了难以理解的蜀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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