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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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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名为《李太白醉写黑蛮书》的年画。年画取材于《警世通言》第六回故事，讲的是李白醉草国书，吓退渤海使者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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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渤海国王派使者入唐参拜玄宗皇帝。正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番邦使者来朝，唐玄宗欣然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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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玄宗接过国书，展卷一看时，脸色沉了下来，眉头微皱对使者说：你家大王的请求朕已经知道了，待朕考虑考虑再说。打发了使者后，善于察言观色的臣子问玄宗遇到了什么烦心事。玄宗二话没说，把渤海国书给他们传看。看了国书，大臣们都傻了眼。原来国书是用渤海番文写的，皇帝不认识，大臣们也没人认识。这愁坏了大唐君臣，该如何答复使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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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内翰贺知章出班启奏说，蜀人李白乃天纵奇才，或许能看明白。玄宗答应让李白上朝见驾认国书。玄宗十万火急，召来李白。参拜完毕，李白捧过国书，便对着君臣叽哩哇啦读起来，读完后，又向目瞪口呆的满朝君臣用汉语翻译了一遍。玄宗这才明白国书的内容：渤海国王想让玄宗皇帝把高丽的地盘让给他。并威胁说，如若不肯，便要带兵前来厮杀！听完之后，玄宗又喜又怒，心情复杂：喜的是大唐竟有李白这样贤才，怒的是渤海蕞尔小国竟敢冒犯天朝。玄宗问李白，能否用相同的文字代拟一份国书。李白说没问题，但他有个要求，让曾经羞辱过他的宠妃杨玉环研墨，宰相杨国忠掌扇，宦官高力士脱靴子。玄宗欣喜之余一一答应了，并当场拜李白为翰林学士，让他以大唐开元皇帝的名义告诫渤海国王：渤海不要自不量力，若惹恼了唐王陛下，唐王陛下将派出天兵将小小渤海国踏为齑粉，到那时后悔就晚了。次日，李白对着渤海使者宣读一遍其国书。使者见李白能读渤海番文，又见李白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做声，接过国书灰溜溜回国去了。渤海国王听了使者的汇报，又反复看了国书，认为大唐国有神仙相助，赶紧写了降表，愿自降为臣，向大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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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叫做“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直接取材于这个故事的年画，天津杨柳青叫《醉写番表》见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四川绵竹则叫《李太白醉写黑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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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蛮书”写成“黑蛮书”，并非偶然，它大约来源于川剧《醉写黑蛮书》。因其内容涉及抵抗外侮，在外敌入侵的民国大背景下，为了激起民众抗敌情绪，成都总府街的露天戏台上就时常上演该剧。而戏社对外的海报上写的也是“李白醉写黑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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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字出现一次情有可原，为何这个别字屡次出现却没被人发现呢？其实，川剧和年画里的“黑蛮书”就是“吓蛮书”，在四川方言中，“吓”读为“黑”，现存最早的四川方言词典《蜀语》记载：“惊畏曰嚇。嚇音下（即‘吓’），又音黑。”像四川方言“豁哄吓诈”，即读为“豁哄黑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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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有句歇后语叫“张飞扯倒提——吓人一跳”。乍一看，这个歇后语的前后文毫无逻辑可言。“扯倒提”是川人对做空翻的说法。张飞做空翻与吓人一跳有何关联呢？其实，这里也是运用了川人读“吓”为“黑”的方音现象：桃园结义三兄弟，刘备白、关羽红、张飞黑。黑张飞做个空翻，便是黑人跳了一下，也就是“黑人一跳”，正和“吓人一跳”读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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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所说的：“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版，第1页。美术属于“视觉艺术”，原本与方言是八竿子打不上关系的。但是，方言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正可以用来比拟四川方言对四川文化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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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一章 四川方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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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川方言下定义，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尽管四川各地方言的语法和词汇大同小异，但是语音上却是复杂的。仅以成都市为例，除了龙泉驿等地零星有客家方言岛外，成都市区的老湖广话和大邑、崇州、邛崃等市县的南路话在语音上又有所差别。“南路话”是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以南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参看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56页；以及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而同属南路话区域的大邑、崇州，两地语音也有所不同，如大邑读婆字为pó，而相邻的崇州则读婆字为pú。不但相邻两县读音有所差别，就连同一县境内，城内和乡下的方音也不一样：“城乡风异，言语攸殊。……乡读白黑郭陌之阴声，城读阳声。”（《重修广元县志稿》卷15）同一县境内，城南、城北的方音也会不一样，如彭山县：“方音亦南北互异，南境者近眉（山），如读‘桑’为光韵心母音，读‘仓’为光韵清母音，读‘丢’为柳上平音等是；北境者近新（津）邛（崃），如读‘八’为格韵帮母音，读‘发’为格韵非母音等是。”（《重修彭山县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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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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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的起源和定义都是难以言说的，倒是其历史流变可以简单谈谈。四川方言的演变史，可以用以下几个故事、几首诗和几本书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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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纸贵”说的是西晋读者对左思《三都赋》的青睐程度。左思花了十年时间，用三篇壮丽的辞藻，分别穷形尽相地描绘了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三都赋》写成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于是左思请当时名士皇甫谧为该赋写序，又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经过名家的注解，《三都赋》这才盛行开来，以至于人们争相买纸传抄，洛阳的纸因此而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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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逵的注解成全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成全了四川方言研究者们。刘逵在注解描写成都的《蜀都赋》时，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里的一段话：“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蜀王本纪》到后代便亡佚了，这短短的“左言”二字便成了先秦时期蜀地方言情况最早的记录和高度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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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明先秦时期蜀地方言的情况，先得理解何谓“左言”，而要理解“左言”，关键是要理解这个“左”字。“左”是什么意思呢？语言学家李鼎超先生说：“左手不中用，故引申谓乖剌曰‘左’。”李鼎超：《陇右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至今川西方言还常把某人性格孤僻不合群，有乖于常人，叫做性格有点“左”。那么“左言”又是什么意思呢？1976年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论及蜀地“左言”的问题时说：“‘左言’，谓不同于汉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这里的“汉语”是指古代的官话“雅言”。“左言”便是相对于“雅言”来说的。中原是雅言，雅是正的意思，蜀地是左言，左是不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方言有乖于中原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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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左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伐蜀，把四川纳入秦国的版图。紧跟着，秦惠王又派张仪为蜀郡太守修筑成都城，秦惠王的孙子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修筑都江堰。经过这两任蜀郡太守的治理，蜀地才与秦国文化乃至于中原文化有了全面的接触。在沟通交流中，蜀人学会了与本地方言不同的秦国语言。因此刘逵注《蜀都赋》说到蜀地“左言”之后，紧接着又引用《地理志》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所说的“与华同”，其实只是与统治蜀地的秦人语言相同，故而在扬雄的《方言》里，蜀地方言也就成了秦晋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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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所以扬雄《方言》中提到梁益方言的地方很少。有学者就曾指出：“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语言，一定所知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非常接近。”刘君惠、李恕豪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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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一个“颇”字，便说明它与中原雅音有相同的部分，同时它还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因为四川方言与中原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中原人听到四川方言往往觉得别扭。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他在二十余岁时走出蜀地，来到大汉王京长安，当上了孝景帝的武骑常侍。由于乡音一时间没法改变，他在学习使用京城“通语”还不熟练时，在两种语音转换上不自然流畅，造成了一种方言性的口吃现象。他其实并不口吃，也不是结巴，只是他的口音中间杂了与中原方言不同的四川方言语音罢了。试想，如果司马相如是生理性的口吃，汉武帝为何还在建元六年（前135），委任他为使者出使西南夷呢？试想，一个口吃的外交使者，在外交场合说话期期艾艾，怎么“舌战群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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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上汉朝大一统政权的旁落和语言上上古音向中古音的嬗变，蜀语开始渐渐远离中原官音了。这一趋势可以从北齐学者颜之推的一段经历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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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益州，有天天气晴好，他与众人在坝子里晒太阳。有人看见远处地上有个小亮点在晃，便问此是何物？身边有个仆人赶紧过去察看。仆人回来用蜀语口音说：是豆逼。众人相顾愕然，不知仆人说的“豆逼”是何物，叫他去取来一看，原来是一粒小豆。再问在场的其他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豆逼”，但皆不知应该作何解释。于是颜之推才引经据典地说：“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即‘皀’字），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颜氏家训·勉学》）原来“豆逼”就是豆粒，听颜之推这么一解释，众人皆欢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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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如下端倪：“豆逼”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蜀语词汇，但它曾经却是一个官话词汇，并以“豆比”（即“豆逼”的异文）的形态出现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因为蜀地交通闭塞，所以蜀语经历的语音学转向相对滞后，因此保留下大量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这些保留在蜀地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对几百年后的南北朝人士来说，已成了难以理解的蜀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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