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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一章 四川方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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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川方言下定义,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尽管四川各地方言的语法和词汇大同小异,但是语音上却是复杂的。仅以成都市为例,除了龙泉驿等地零星有客家方言岛外,成都市区的老湖广话和大邑、崇州、邛崃等市县的南路话在语音上又有所差别。“南路话”是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以南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参看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56页;以及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而同属南路话区域的大邑、崇州,两地语音也有所不同,如大邑读婆字为pó,而相邻的崇州则读婆字为pú。不但相邻两县读音有所差别,就连同一县境内,城内和乡下的方音也不一样:“城乡风异,言语攸殊。……乡读白黑郭陌之阴声,城读阳声。”(《重修广元县志稿》卷15)同一县境内,城南、城北的方音也会不一样,如彭山县:“方音亦南北互异,南境者近眉(山),如读‘桑’为光韵心母音,读‘仓’为光韵清母音,读‘丢’为柳上平音等是;北境者近新(津)邛(崃),如读‘八’为格韵帮母音,读‘发’为格韵非母音等是。”(《重修彭山县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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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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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的起源和定义都是难以言说的,倒是其历史流变可以简单谈谈。四川方言的演变史,可以用以下几个故事、几首诗和几本书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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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纸贵”说的是西晋读者对左思《三都赋》的青睐程度。左思花了十年时间,用三篇壮丽的辞藻,分别穷形尽相地描绘了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三都赋》写成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于是左思请当时名士皇甫谧为该赋写序,又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经过名家的注解,《三都赋》这才盛行开来,以至于人们争相买纸传抄,洛阳的纸因此而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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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逵的注解成全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成全了四川方言研究者们。刘逵在注解描写成都的《蜀都赋》时,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里的一段话:“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蜀王本纪》到后代便亡佚了,这短短的“左言”二字便成了先秦时期蜀地方言情况最早的记录和高度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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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明先秦时期蜀地方言的情况,先得理解何谓“左言”,而要理解“左言”,关键是要理解这个“左”字。“左”是什么意思呢?语言学家李鼎超先生说:“左手不中用,故引申谓乖剌曰‘左’。”李鼎超:《陇右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至今川西方言还常把某人性格孤僻不合群,有乖于常人,叫做性格有点“左”。那么“左言”又是什么意思呢?1976年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论及蜀地“左言”的问题时说:“‘左言’,谓不同于汉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这里的“汉语”是指古代的官话“雅言”。“左言”便是相对于“雅言”来说的。中原是雅言,雅是正的意思,蜀地是左言,左是不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方言有乖于中原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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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左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伐蜀,把四川纳入秦国的版图。紧跟着,秦惠王又派张仪为蜀郡太守修筑成都城,秦惠王的孙子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修筑都江堰。经过这两任蜀郡太守的治理,蜀地才与秦国文化乃至于中原文化有了全面的接触。在沟通交流中,蜀人学会了与本地方言不同的秦国语言。因此刘逵注《蜀都赋》说到蜀地“左言”之后,紧接着又引用《地理志》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所说的“与华同”,其实只是与统治蜀地的秦人语言相同,故而在扬雄的《方言》里,蜀地方言也就成了秦晋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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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所以扬雄《方言》中提到梁益方言的地方很少。有学者就曾指出:“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语言,一定所知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非常接近。”刘君惠、李恕豪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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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一个“颇”字,便说明它与中原雅音有相同的部分,同时它还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因为四川方言与中原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中原人听到四川方言往往觉得别扭。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他在二十余岁时走出蜀地,来到大汉王京长安,当上了孝景帝的武骑常侍。由于乡音一时间没法改变,他在学习使用京城“通语”还不熟练时,在两种语音转换上不自然流畅,造成了一种方言性的口吃现象。他其实并不口吃,也不是结巴,只是他的口音中间杂了与中原方言不同的四川方言语音罢了。试想,如果司马相如是生理性的口吃,汉武帝为何还在建元六年(前135),委任他为使者出使西南夷呢?试想,一个口吃的外交使者,在外交场合说话期期艾艾,怎么“舌战群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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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上汉朝大一统政权的旁落和语言上上古音向中古音的嬗变,蜀语开始渐渐远离中原官音了。这一趋势可以从北齐学者颜之推的一段经历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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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益州,有天天气晴好,他与众人在坝子里晒太阳。有人看见远处地上有个小亮点在晃,便问此是何物?身边有个仆人赶紧过去察看。仆人回来用蜀语口音说:是豆逼。众人相顾愕然,不知仆人说的“豆逼”是何物,叫他去取来一看,原来是一粒小豆。再问在场的其他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豆逼”,但皆不知应该作何解释。于是颜之推才引经据典地说:“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即‘皀’字),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颜氏家训·勉学》)原来“豆逼”就是豆粒,听颜之推这么一解释,众人皆欢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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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如下端倪:“豆逼”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蜀语词汇,但它曾经却是一个官话词汇,并以“豆比”(即“豆逼”的异文)的形态出现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因为蜀地交通闭塞,所以蜀语经历的语音学转向相对滞后,因此保留下大量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这些保留在蜀地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对几百年后的南北朝人士来说,已成了难以理解的蜀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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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方言与官话背离的趋势到唐宋时期越发明显。唐代有一位叫胡曾的诗人,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先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高骈的幕僚留居蜀地。这位湖南邵阳籍诗人在蜀地成家立业,还娶了一位漂亮的蜀地女子。女子口中的蜀语,便成了夫妻间调笑嬉戏的话题。胡曾还就此写了一首诗(清)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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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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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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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叫《戏妻族语不正》。诗里保留了中晚唐时期蜀地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如蜀人把“十”读作“石”,把“针”读作“真”,把“阴”叫为“因”。在今日普通话里,这三组字的声音是相同的。但在胡曾所处的年代,这三组词之间是有着明显音韵差别的:“十”为辑韵,“石”为昔韵;“针”为侵韵,“真”为真韵;“阴”为侵韵,“因”为真韵,这三组词的韵与韵摄均两两各不相同。胡曾说蜀地“语不正”的论调,仿佛又把蜀地闪回到了“左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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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言学背景下,唐代来四川做官的诗人李商隐便写了史上第一本四川方言专著《蜀尔雅》。四川方言专书的写成,正说明了唐代蜀地方言与官话的背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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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蜀地方言变得越发难懂了。这从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某日,苏东坡带着刚起草好的《司马温公神道碑》来拜访晁补之。在晁补之的要求下,东坡用一贯说的家乡话把碑文朗诵了一遍。朗诵中羼杂蜀音令人费解,晁补之在对照原稿、审断文字后方才完全明白。尽管现在看来,《司马温公神道碑》里并没有一个蜀语词汇,但是东坡用蜀地方音来读,便让人难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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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蜀语读音让人费解,宋代的蜀语词汇也让人费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陆游曾读苏东坡的《牡丹诗》,对里面的“一朵妖红翠欲流”不能理解:既然是红牡丹,怎么会是“翠欲流”呢?后来,陆游做官到了成都,他看见成都大街一个铺面门前写着“郭家鲜翠红紫铺”,问了当地人,才知道在蜀语中“鲜翠”就是鲜明的意思。他这下才明白苏东坡诗中是用了家乡方言。陆游不禁感叹说,要不是来到成都,终究是不会明白这个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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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语难以理解,这对于曾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来说深有体会,因此他说“蜀人乡音极难解”。这句话的背景是他在《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耳畔逢人无鲁语,鬓边随我是吴霜”作的注释:“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僣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尤可笑,姑就用其字。”1921年6月14日,胡适访友归来,边坐车边翻阅《范石湖诗钞》,在看到《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这首诗和诗注后深有感触,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可见宋时四川土音必与今日大异,今则蜀音为全国最易解的音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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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宋的蜀语仍然难懂,但是已经不再像汉代前那样自甘于不正的“左言”地位了,蜀人反而把京洛一代的方音,叫做“虏语”——蛮子话。后来他们又觉得“虏语”这个定义有问题,便从谐音改字叫“鲁语”。故范成大《送同年朱师古》诗注称:“蜀人以中原语音为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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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的记载是确有其事。在宋代的两个四川籍和尚这里,便出现了“鲁语”这个词汇:宗显禅师(今四川三台人)跟着法演禅师(今四川绵阳人)云游四海,参禅悟道。多年后宗显向法演辞别回乡。临行前,法演送了他一首偈子:“离乡四十余年,一时忘却蜀语。禅人回到成都,切须记取鲁语。”(《罗湖野录》卷3)偈子的禅意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却说偈子中将“蜀语”与中原语音——“鲁语”对等而言,彰显了当时蜀人自信的心态。蜀人这种自信的心态,是唐宋两朝蜀地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给予的。经济上,在全国位列前茅,有“扬一蜀二”之称;文化上,出了大文豪如陈子昂、李白、苏东坡等辈,出了状元尹枢、尹极、陈尧叟、陈尧咨、苏易简;而在政治上,蜀人也高居显位,如武则天(皇帝)、杨玉环(贵妃)、王珪(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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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司马相如一到长安便学说官话,而苏东坡在外做官多年,至死不改家乡方言,可见唐宋时蜀人的心态,以生为蜀人而自豪,以保有蜀语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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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文化在元代受到严重打击而一蹶不振,到明朝中期,杨慎为提倡蜀文化而在文章中大量涉及四川方言。但是研究四川方言集大成者,还得算明代后期的蜀人李实。作为第一部现存的地域方言词典,《蜀语》大有继承《方言》的意味张维思先生称:“《蜀方言》,明代蜀人李实撰。其文字雅驯,有远绍子云之志。”张维思:《现代四川方音中之古音》,《学思》1942年第10期,第19页。在《蜀语》记录的562条词汇中,大多数都保留到了今天。比如《蜀语》记载山顶雾曰山戴帽。谚曰“雾沟晴,雾山雨,凡雾在山颠必有雨”,在今天峨眉山市还有“山戴帽,雨将到”“二峨山不戴帽,大峨山枉自照”的谚语。又比如《蜀语》记载“干肉及饼曰巴,牛肉曰牛干巴”。今日攀枝花市也有“牛干巴打狗——有去无回”的歇后语与之相对。又比如《蜀语》记载“老不聋聩,疾不沉重,皆谓之新鲜”。今日成都儿歌里还有“不新鲜来不新鲜,心想成都耍几天。一出东门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砖”的句子。从《蜀语》记载的语音词汇与今日四川方言的对比来看,元明以来,四川方言已经完成了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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