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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一章 四川方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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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川方言下定义，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尽管四川各地方言的语法和词汇大同小异，但是语音上却是复杂的。仅以成都市为例，除了龙泉驿等地零星有客家方言岛外，成都市区的老湖广话和大邑、崇州、邛崃等市县的南路话在语音上又有所差别。“南路话”是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以南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参看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56页；以及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而同属南路话区域的大邑、崇州，两地语音也有所不同，如大邑读婆字为pó，而相邻的崇州则读婆字为pú。不但相邻两县读音有所差别，就连同一县境内，城内和乡下的方音也不一样：“城乡风异，言语攸殊。……乡读白黑郭陌之阴声，城读阳声。”（《重修广元县志稿》卷15）同一县境内，城南、城北的方音也会不一样，如彭山县：“方音亦南北互异，南境者近眉（山），如读‘桑’为光韵心母音，读‘仓’为光韵清母音，读‘丢’为柳上平音等是；北境者近新（津）邛（崃），如读‘八’为格韵帮母音，读‘发’为格韵非母音等是。”（《重修彭山县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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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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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的起源和定义都是难以言说的，倒是其历史流变可以简单谈谈。四川方言的演变史，可以用以下几个故事、几首诗和几本书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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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纸贵”说的是西晋读者对左思《三都赋》的青睐程度。左思花了十年时间，用三篇壮丽的辞藻，分别穷形尽相地描绘了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三都赋》写成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于是左思请当时名士皇甫谧为该赋写序，又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经过名家的注解，《三都赋》这才盛行开来，以至于人们争相买纸传抄，洛阳的纸因此而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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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逵的注解成全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成全了四川方言研究者们。刘逵在注解描写成都的《蜀都赋》时，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里的一段话：“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蜀王本纪》到后代便亡佚了，这短短的“左言”二字便成了先秦时期蜀地方言情况最早的记录和高度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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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明先秦时期蜀地方言的情况，先得理解何谓“左言”，而要理解“左言”，关键是要理解这个“左”字。“左”是什么意思呢？语言学家李鼎超先生说：“左手不中用，故引申谓乖剌曰‘左’。”李鼎超：《陇右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至今川西方言还常把某人性格孤僻不合群，有乖于常人，叫做性格有点“左”。那么“左言”又是什么意思呢？1976年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论及蜀地“左言”的问题时说：“‘左言’，谓不同于汉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这里的“汉语”是指古代的官话“雅言”。“左言”便是相对于“雅言”来说的。中原是雅言，雅是正的意思，蜀地是左言，左是不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蜀地的方言有乖于中原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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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左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伐蜀，把四川纳入秦国的版图。紧跟着，秦惠王又派张仪为蜀郡太守修筑成都城，秦惠王的孙子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修筑都江堰。经过这两任蜀郡太守的治理，蜀地才与秦国文化乃至于中原文化有了全面的接触。在沟通交流中，蜀人学会了与本地方言不同的秦国语言。因此刘逵注《蜀都赋》说到蜀地“左言”之后，紧接着又引用《地理志》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所说的“与华同”，其实只是与统治蜀地的秦人语言相同，故而在扬雄的《方言》里，蜀地方言也就成了秦晋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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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所以扬雄《方言》中提到梁益方言的地方很少。有学者就曾指出：“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语言，一定所知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非常接近。”刘君惠、李恕豪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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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言语颇与华同”，一个“颇”字，便说明它与中原雅音有相同的部分，同时它还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因为四川方言与中原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中原人听到四川方言往往觉得别扭。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他在二十余岁时走出蜀地，来到大汉王京长安，当上了孝景帝的武骑常侍。由于乡音一时间没法改变，他在学习使用京城“通语”还不熟练时，在两种语音转换上不自然流畅，造成了一种方言性的口吃现象。他其实并不口吃，也不是结巴，只是他的口音中间杂了与中原方言不同的四川方言语音罢了。试想，如果司马相如是生理性的口吃，汉武帝为何还在建元六年（前135），委任他为使者出使西南夷呢？试想，一个口吃的外交使者，在外交场合说话期期艾艾，怎么“舌战群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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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上汉朝大一统政权的旁落和语言上上古音向中古音的嬗变，蜀语开始渐渐远离中原官音了。这一趋势可以从北齐学者颜之推的一段经历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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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益州，有天天气晴好，他与众人在坝子里晒太阳。有人看见远处地上有个小亮点在晃，便问此是何物？身边有个仆人赶紧过去察看。仆人回来用蜀语口音说：是豆逼。众人相顾愕然，不知仆人说的“豆逼”是何物，叫他去取来一看，原来是一粒小豆。再问在场的其他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豆逼”，但皆不知应该作何解释。于是颜之推才引经据典地说：“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即‘皀’字），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颜氏家训·勉学》）原来“豆逼”就是豆粒，听颜之推这么一解释，众人皆欢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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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如下端倪：“豆逼”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蜀语词汇，但它曾经却是一个官话词汇，并以“豆比”（即“豆逼”的异文）的形态出现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因为蜀地交通闭塞，所以蜀语经历的语音学转向相对滞后，因此保留下大量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这些保留在蜀地的秦汉官话的语音词汇，对几百年后的南北朝人士来说，已成了难以理解的蜀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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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方言与官话背离的趋势到唐宋时期越发明显。唐代有一位叫胡曾的诗人，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先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高骈的幕僚留居蜀地。这位湖南邵阳籍诗人在蜀地成家立业，还娶了一位漂亮的蜀地女子。女子口中的蜀语，便成了夫妻间调笑嬉戏的话题。胡曾还就此写了一首诗（清）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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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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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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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叫《戏妻族语不正》。诗里保留了中晚唐时期蜀地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如蜀人把“十”读作“石”，把“针”读作“真”，把“阴”叫为“因”。在今日普通话里，这三组字的声音是相同的。但在胡曾所处的年代，这三组词之间是有着明显音韵差别的：“十”为辑韵，“石”为昔韵；“针”为侵韵，“真”为真韵；“阴”为侵韵，“因”为真韵，这三组词的韵与韵摄均两两各不相同。胡曾说蜀地“语不正”的论调，仿佛又把蜀地闪回到了“左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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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言学背景下，唐代来四川做官的诗人李商隐便写了史上第一本四川方言专著《蜀尔雅》。四川方言专书的写成，正说明了唐代蜀地方言与官话的背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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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蜀地方言变得越发难懂了。这从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某日，苏东坡带着刚起草好的《司马温公神道碑》来拜访晁补之。在晁补之的要求下，东坡用一贯说的家乡话把碑文朗诵了一遍。朗诵中羼杂蜀音令人费解，晁补之在对照原稿、审断文字后方才完全明白。尽管现在看来，《司马温公神道碑》里并没有一个蜀语词汇，但是东坡用蜀地方音来读，便让人难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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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蜀语读音让人费解，宋代的蜀语词汇也让人费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陆游曾读苏东坡的《牡丹诗》，对里面的“一朵妖红翠欲流”不能理解：既然是红牡丹，怎么会是“翠欲流”呢？后来，陆游做官到了成都，他看见成都大街一个铺面门前写着“郭家鲜翠红紫铺”，问了当地人，才知道在蜀语中“鲜翠”就是鲜明的意思。他这下才明白苏东坡诗中是用了家乡方言。陆游不禁感叹说，要不是来到成都，终究是不会明白这个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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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语难以理解，这对于曾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来说深有体会，因此他说“蜀人乡音极难解”。这句话的背景是他在《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耳畔逢人无鲁语，鬓边随我是吴霜”作的注释：“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僣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尤可笑，姑就用其字。”1921年6月14日，胡适访友归来，边坐车边翻阅《范石湖诗钞》，在看到《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这首诗和诗注后深有感触，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可见宋时四川土音必与今日大异，今则蜀音为全国最易解的音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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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宋的蜀语仍然难懂，但是已经不再像汉代前那样自甘于不正的“左言”地位了，蜀人反而把京洛一代的方音，叫做“虏语”——蛮子话。后来他们又觉得“虏语”这个定义有问题，便从谐音改字叫“鲁语”。故范成大《送同年朱师古》诗注称：“蜀人以中原语音为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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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的记载是确有其事。在宋代的两个四川籍和尚这里，便出现了“鲁语”这个词汇：宗显禅师（今四川三台人）跟着法演禅师（今四川绵阳人）云游四海，参禅悟道。多年后宗显向法演辞别回乡。临行前，法演送了他一首偈子：“离乡四十余年，一时忘却蜀语。禅人回到成都，切须记取鲁语。”（《罗湖野录》卷3）偈子的禅意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却说偈子中将“蜀语”与中原语音——“鲁语”对等而言，彰显了当时蜀人自信的心态。蜀人这种自信的心态，是唐宋两朝蜀地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给予的。经济上，在全国位列前茅，有“扬一蜀二”之称；文化上，出了大文豪如陈子昂、李白、苏东坡等辈，出了状元尹枢、尹极、陈尧叟、陈尧咨、苏易简；而在政治上，蜀人也高居显位，如武则天（皇帝）、杨玉环（贵妃）、王珪（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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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司马相如一到长安便学说官话，而苏东坡在外做官多年，至死不改家乡方言，可见唐宋时蜀人的心态，以生为蜀人而自豪，以保有蜀语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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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文化在元代受到严重打击而一蹶不振，到明朝中期，杨慎为提倡蜀文化而在文章中大量涉及四川方言。但是研究四川方言集大成者，还得算明代后期的蜀人李实。作为第一部现存的地域方言词典，《蜀语》大有继承《方言》的意味张维思先生称：“《蜀方言》，明代蜀人李实撰。其文字雅驯，有远绍子云之志。”张维思：《现代四川方音中之古音》，《学思》1942年第10期，第19页。在《蜀语》记录的562条词汇中，大多数都保留到了今天。比如《蜀语》记载山顶雾曰山戴帽。谚曰“雾沟晴，雾山雨，凡雾在山颠必有雨”，在今天峨眉山市还有“山戴帽，雨将到”“二峨山不戴帽，大峨山枉自照”的谚语。又比如《蜀语》记载“干肉及饼曰巴，牛肉曰牛干巴”。今日攀枝花市也有“牛干巴打狗——有去无回”的歇后语与之相对。又比如《蜀语》记载“老不聋聩，疾不沉重，皆谓之新鲜”。今日成都儿歌里还有“不新鲜来不新鲜，心想成都耍几天。一出东门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砖”的句子。从《蜀语》记载的语音词汇与今日四川方言的对比来看，元明以来，四川方言已经完成了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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