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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四章 四川方言与川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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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语言还有另一大功能——非交流作用，或叫限制交流。人类学家莫里斯也发现了这个现象：“语言的非交流作用和它的交流作用一样重要。和其他任何社会风俗相比，语言是设置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最大障碍；和其他任何事物相比，语言最能使个人同化某一超级部落，也最能阻止个人认同某一异己群体。”（英）莫里斯著，刘文荣译：《人类动物园》，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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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设置障碍，形成了一道“小白兔之门”。在童话故事里，小白兔把自己锁在家里，大灰狼来了便不开门，只等兔妈妈回来才开门。在这里，语言扮演着一个“小白兔之门”的角色。通过这道门的把关和过滤，将异己者隔离在门外，将同己者融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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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内部使用不同于社会通行语言的特殊用语，是为了阻止群体之外的人（大灰狼）了解本群体的情况，以保持该群体的神秘性，进而达到保护群体安全（兔子家族）的目的。同时，特殊用语的使用，却不妨碍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交流，群体成员（兔妈妈）也可以通过特殊用语的验证融入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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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林海雪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军排长杨子荣假冒土匪副官胡彪上威虎山，守山喽啰与他有一段黑话交涉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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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啰：“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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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作回答时食指按鼻尖的手势）：“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来啦。”（找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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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走上前去，施了一个土匪的坎子礼）：“紧三天，慢三天，怎么看不见天王山？”（我走了九天，也没找到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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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啰（叭的一声，把手捏了一个响）：“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因为你不是正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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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把大皮帽子一摘，在头上画了一个圈又戴上，右臂向前平伸）：“地上有的是米，唔呀有根底。”（老子是正牌的，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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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啰：“拜见过啊么啦？”（你从小拜谁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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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不到正堂不能说，徒不言师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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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啰：“哂哒？哂哒？”（谁引点你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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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两臂一摇，施出又一个暗号）：“一座玲珑塔，面向青带，背靠沙。”（是个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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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啰：“么哈？么哈？”（以前独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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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许大马棒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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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喽啰见杨子荣应对从容，是个“好叭哒”（是内行不是倥子），便放心接引他上威虎山，到了匪首座山雕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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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内行人，肯定对这些话莫名其妙。这之中大有学问在。比如“野鸡闷头钻”，野鸡非家鸡，即不是正牌的。又如“正晌午时说话”，“晌午”为“午”，“说话”为“言”，“言”与“午”合为“许”字，暗指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正是这一翻黑话交涉，为杨子荣打开了威虎山匪窝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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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话与方言分类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另一套语言系统。因它流行于“江湖”，故叫“江湖话”；因外人听不懂，故又叫“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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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特殊用语的群体，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如威虎山土匪盗贼等犯罪团伙所使用的“黑话”；二是袍哥、青帮、会道门等帮会所用的隐语；三是各行会及某些社会阶层所使用的切口。参见潘庆云：《中华隐语大全》，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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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取袍哥隐语和行会切口为例，原因是袍哥隐语与四川方言关系密切，而行会切口如市井三百六十五行的市语比起其他隐语，隐秘程度相对较低，可以从中窥视。帮会隐语也叫“春点”“黑话”“海底”，行会隐语也叫“行话”“市语”“切口”，有时两者的称谓没有严格的界限，帮会隐语也可叫切口，行会隐语也可叫春点，但两者总称为社会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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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洪帮所言：“隐语之为用，能使会中之人，畅谈于大庭广众之中，而他人茫然不解，我则风气互通，意见互换，严密不泄，使人既不知我之所云，且亦无法冒充刺探也。”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帮会和行会中都很讲究隐语的使用，如笔者在深圳的卖场，就曾听到商贩以“小飞侠”指代小偷（小飞侠是对方言“阿飞”的变形），“加煤”“充电”指代吃饭的隐语（以火炉加煤、手机充电为形象比喻），这是为了进行行业保护所使用的语言。因此市语也可视为隐语。只在行业内部约定俗成，为了保护行业利益，行业人士严格保有这些语言。江湖中有“宁赠一锭金，不舍一句春”的说法。这是出于对隐语绝对保密的态度。但是，由于使用时间久了，使用人群广了，有的隐语词汇就会逐渐传播开来，为公众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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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语不等于方言，但是它与方言有交集。一是部分隐语被方言系统容纳吸收；一是隐语在形成之初，便采纳了部分方言词汇。以下所要讨论的，是今日四川方言中保留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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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川语与袍哥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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