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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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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意的需要——音节的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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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古文，特别是读上古时代的古文，会发现那时的文章里单音词特别多，复音词的比例相对少得多，一般都是一个字一个词，所以古文读起来一字一顿，节奏感特别强。单音词多，这是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词汇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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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古汉语单音词多也有其不利之处。其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单音词的含义多，使用时容易造成表意和理解上的困难。当然复音词也有一词多义的，但其所包含的义项要比单音词少得多。例如“辞”这个词在古代的含义有好几个，在《左传·僖公三十年》“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一句中是“推辞”之义，在《韩非子·五蠹》“轻辞天子”一句中为“辞谢”之义，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今者出，未辞也”一句里又是“辞别”的意思了。一个“辞”可表达“推辞”、“辞谢”、“辞别”等几个意义，用在话语、文章里要分辨确定它的确切含义就必须根据上下文去推断，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表达和理解上的麻烦，甚至会造成误解，不像现代汉语用复音词“推辞”、“辞谢”、“辞别”分别表达来得那样直截了当和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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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使用单音词过多还会碰到大量的同音词，因为汉语的音节总共只有四百多个，加上声调的区别也只有一千多个，用这一千多个音节去代表几万甚至更多的词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而同音词过多，就会对语言表达和理解造成诸多不便。而且汉语的词汇量在不断地增加，若是总以单音词为主，在本来就那么有限的音节基础上不断地增加义项或是再造出大量的同音词，就势必会引起更大的交际上的麻烦。为了避免单音词多产生的表意上的麻烦，汉语的词汇就自然而然地从以单音词为主的情形逐渐地向以复音词为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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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词汇从单音词为主向复音词为主演化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秦汉以前汉语里只有少量的复音词，秦汉以后复音词渐渐多起来。到了唐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已经相当丰富，例如现今常用的“欢喜”、“悲哀”、“疲劳”、“商量”、“赞扬”、“报答”、“忍受”、“允许”、“拥护”、“安慰”、“光明”、“非常”、“千万”、“利益”、“愿意”、“推辞”、“容貌”等复音词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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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复音词的数量继续增加，原先的单音词许多都成了构成新的复音词的词素。在当时的口语中复音词的应用已很自然，例如宋代白话小说《错斩崔宁》中描述陈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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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爷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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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今天读来已很好理解，原因之一就是其所用词汇已相当接近现代，其中的“娘子”、“好生”、“摆脱”、“色样”、“人家”、“明日”、“下落”、“沉吟”、“官人”、“后边”、“收拾”、“随身”、“衣服”、“出去”、“轻轻”、“款款”都是语义很好理解的复音词，这些复音词都是由原先的单音词充当的词素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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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时期，汉语里已经有了很多复音词。而到了元代以至明、清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复音词更是大量增加，例如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描写晁盖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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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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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小段话里的复音词就有“一连”、“筵席”、“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等，占了这段话里所用词语的大部分。汉语词汇发展到了近古时代，可以说已经是以复音词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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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保留了古代汉语在各时期产生的大部分复音词，并且又新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的复音词。这些新复音词主要也是利用单音的词或词素组合而成，例如“建设”、“冷战”、“街道”、“里委会”、“高速公路”、“楼房”、“农村”、“工厂”、“航天”、“太空”、“个体户”、“服务员”、“现代化”等就都是。在现代汉语里，尽管仍然有不少单音词，但复音词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单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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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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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识其字却不解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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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人读古书常会感到难读，可古书之难读往往不是因为不认得字，而是因为不了解某些词的词义。为什么有些词的字认得却又不知其义呢？这是因为词义有了变化，原先的词义不用或很少用了，而常用的词义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了解古代词义的人就觉得古书非常难读了，尽管他们并不是不认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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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上古汉语离我们最远，词义的变化也最大。例如《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这一句中的“行李”和“乏困”似乎很好懂，可放在上文中用今天的意思去理解又不知所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行李”和“乏困”在当时的含义与现在不同。“行李”一词上古时是指外交使节，与今义大不相同。“乏困”在上古是两个词，“乏”指行而无资，“困”指居而无食，总起来则指缺吃少用，而不是今天的“疲劳”之义。由于“行李”和“乏困”的语义有了变化而使得上面那句古文变得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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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词义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词义的演变造成的。而词义的演变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识随之发展造成的。例如“坐”在古代是指人双膝着地，臀部贴在脚跟上的一种休息姿势，也就是现在的一种跪姿，这是因为早先中国社会还没有坐椅子、凳子的习惯，人们坐时都是席地而坐，如同今天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一样。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了，习惯变了，于是“坐”的含义也就起了变化。又例如“家”这个词从字形上可知最初指“猪舍”，因为“家”字从“宀”从“豕”，“宀”表示房子，“豕”即猪，猪在房内，可见“家”的古义指猪舍。后来可能是因为人们生活条件简陋，往往就在自己家中养猪，于是渐渐地就用“家”指人居住的房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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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的演变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引申，即由本义延伸、派生出新的意义。引申的形式基本可分两类，一类是一个意义接着一个意义地引申，意义之间的联系像一条直线，另一类是从一个本义向外发展出多个意义，各个引申义都与本义直接相关，呈辐射式。例如“秋”这个词，本义为“禾谷成熟”，所以偏旁为“禾”，《尚书·盘庚上》中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句，此处“秋”即指“禾谷成熟”或“收成”之义。由于禾谷成熟于秋天，于是“秋”又有了“秋天”的意义，又由于一年仅有一次秋季，于是又引申出了“年”的含义，比如说“千秋功罪”、“千秋大业”。“秋”的几个词义的演变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引申发展出来的。辐射式引申的例子如“节”这个词，其最初本义为“竹节”，后来用于树木，产生出“木节”义，用于动物，产生出“关节”义，用于音乐又产生出“节奏”之义，用于时日又产生出“节气”、“节日”的意思，用于道德，又有了“节操”、“气节”之义，用于行为则又有“节制”、“节省”之义。这种演变方式就是以最初的一个意义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一系列引申义。不过，两种引申的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混合的，例如“朝”，本义是“早晨”，由于古时大臣要上早朝，于是引申出了“朝见”的意义，然后不是从本义而是从引申义“朝见”辐射出了“朝向”、“朝拜”、“朝廷”等新的引申义，接着又从“朝廷”出发引申出“王朝”义，由“王朝”义再引申出“朝代”义，“朝”的词义演变就是忽而直线引申，忽而辐射引申，忽而又以直线的方式引申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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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演变还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几个词义之间有逻辑联系的引申发展方式，而是通过临时性的修辞手段造成的意义的固定化实现的。例如“鱼肉”作为动词，在现代是“欺凌”、“宰割”的意思，如说“鱼肉百姓”、“鱼肉乡里”，但这个意义并不是从“鱼”和“肉”固有的本义引申而来，而是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段变化来的。古时候，人们把受欺凌看作是被当作任人宰割的鱼肉，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有“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践踏）吾弟，令（假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这里的“鱼肉之”就是“把吾弟当作鱼肉对待”的意思，这种用法便是一种比喻用法。由于“鱼肉”在古代经常被当作动词，用来比喻“欺凌”、“宰割”，渐渐地“鱼肉”的这个比喻义就被固定下来，成了正式的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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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西方语言学家对词义演变的说法，汉语的词义的演变还可表现为三种类型：词义扩大、词义缩小和词义转移。词义扩大的例子如“江”、“河”，这两个词上古时只是分指“长江”和“黄河”，到了后来才渐渐地扩大了所指范围，成了河流的通称。词义缩小的例子如“舅”、“姑”，“舅”原先可指“母亲的兄弟”，也可指“丈夫的父亲”，“姑”原先可指“父亲的姐妹”，也可指“丈夫的母亲”，后来“舅”失去了“丈夫的父亲”的含义，“姑”也失去了“丈夫的母亲”的含义，所指范围缩小了。词义转移的例子则如“寺”、“涕”，“寺”原指官署，如古时候有太常寺、鸿胪寺等官署，其中官员有太常寺卿、太常寺少卿、太常寺丞、鸿胪寺卿、鸿胪寺少卿、鸿胪寺丞等。东汉时佛经传入我国，为了放置经书，始建白马寺，渐渐地“寺”就转指“佛寺”，而“官署”之义却消失了。“涕”的古今语义也不相同，古代所谓“涕泗交流”，其中“涕”指眼泪，“泗”指鼻涕，可现在“涕”不指眼泪而指鼻涕了，词义也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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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词汇从古到今发生过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词汇的语音形式方面，也表现在词汇的语义内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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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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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时期发生过一件中外交往的重要事情，这就是张骞通西域。张骞乃汉中人，当时奉朝廷委派两度出使西域，他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东西方的联系。张骞通西域的成功为中原人民带来了西方异域的丰富见闻，大大开阔了华夏民族的视野。从此，友好的使团、商队东来西往，沿着张骞的足迹踏出了一条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各国的频繁往来，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给东西方带来了经济利益，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汉语也受到了西域国家语言——特别是词汇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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