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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佛教徒对汉语词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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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与西域有了日益频繁的交往,佛教也通过这条途径传来中国。据史书记载,汉明帝八年(65)朝廷派遣蔡愔赴西域求佛法,两年之后蔡愔返回,同时西域僧人摩腾、竺法兰也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中国,从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到了东晋时开始兴盛起来,一些国君甚至非常信仰佛教,如北魏的宣武帝元恪亲自宣讲佛教,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甚至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一时佛教昌盛,信徒如云。而到了隋唐时代,佛教更是鼎盛之极。其后佛教的影响一直绵延不断。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而为了给这些新的概念以恰当的汉语名称,于是佛教徒就用意译和音译两种方式制造汉语里原先没有的新词来翻译解释佛经中的新概念。翻译好的佛教经典及其教义又经过佛教徒的传播而深入民众,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于是汉语的词汇里就又增添了许多源自佛教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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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源自西域语言的词语相比,佛教词语反映的多是精神世界的概念,其影响更大更长久。在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里,还保留着许多来自佛教的词语,有些甚至是经常要用到的。例如“世界”一词就来自佛教。佛教传入以前汉语里有“天下”、“宇宙”,但没有“世界”,现在“世界”一词常用于汉语的书籍文章、新闻报道和日常口语中,早已成了汉语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词。又例如“现在”一词更是我们今天时常用于书面和挂在口头上的词,而这样一个词也是为了翻译佛经而利用汉语已有的字组成的。与“现在”相同,汉语中表示时间概念的“过去”、“未来”、“将来”这几个常用词都是因翻译佛经而组合成的。此外,像现在常用的“因果”、“结果”、“庄严”、“圆满”、“法”、“法宝”、“前世”、“来世”、“彼岸”等许多词都是用意译的方式从佛经中译来的。汉语中甚至有许多成语都是佛教徒创造的,如“功德无量”、“五体投地”、“三头六臂”、“伤风败俗”、“劫后余生”、“唯我独尊”、“僧多粥少”、“皆大欢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类就都是。从佛经中来的词有些还成了汉语里构造新词的词素,在它们的基础上又生出许多新的词语,如“缘”字即来源于佛经,在“缘”字基础上又产生了“缘分”、“因缘”、“姻缘”、“前缘”、“亲缘”、“缘由”、“缘故”、“缘起”等一连串的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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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有不少源自佛教的词语外,在佛教界还保留着许多译自佛经的专门用语。例如“佛”、“菩萨”、“罗汉”、“和尚”、“尼”、“塔”最初就都是梵文佛经词语的音译。“佛”初译作“浮屠”、“浮图”、“佛图”、“佛陀”、“普陀”等,后简化为“佛”。“菩萨”本是佛祖释迦牟尼修行未成时的称呼,全名为“菩提萨埵”,是“大觉有情”之义。“罗汉”是梵文“阿罗汉”音译的简化。“和尚”也是梵文的音译,并曾译作“乌社”、“和社”。“尼”是“比丘尼”音译的简称,后加一“姑”字而成现在的“尼姑”。“塔”初译作“浮屠”,与“佛”相同,如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后改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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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词语还有许许多多,其中不乏经常挂在我们口边的词语,这里面有一些还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动词、形容词。下面再列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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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罗 地狱 禅 菩提 偈 涅槃 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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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世 净土 僧 金刚 舍利 瑜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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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 尘世 红尘 真谛 西天 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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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法界 法门 法性 法师 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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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 法事 袈裟 真如 七宝 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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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悟 念 忍 慈悲 忏悔 烦恼 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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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用心 平等 出现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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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佛教一直影响着中国,尽管它在中国的命运时盛时衰,但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汉语的词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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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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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语的词汇也曾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族杂居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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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东汉之际,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便陆续内迁并与内地的汉人杂居。至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时称五胡)更是先后在中原建国称帝,前后共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统治时间长达一百三十五年之久。其后北方虽归统一,但又经历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鲜卑族政权统治的北朝时期。在大致三百年的时间里,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一地,相互影响。由于汉族文化、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为汉族同化,但汉族在接纳这些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吸收和保留了他们语言中的一些对己有用的词汇成分。虽然这些词汇成分到现在多数已经消亡,但仍有少数词语保留至今。例如现在常用的“胭脂”一词就来源于匈奴语。“胭脂”又曾写作“燕支”、“燕脂”、“烟肢”等,《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习凿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古代匈奴境内还有燕支山,以产燕支(胭脂)草而得名,古时匈奴失此山,曾作歌叹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即是说燕支山出胭脂。此外,像“径路”(宝刀名)、“湩酪”等词也来自匈奴语。由于匈奴、鲜卑民族融合进了汉民族,因此在汉族百家姓中还保留了一些源自匈奴、鲜卑民族的姓氏,如“宇文”、“呼延”本为匈奴人的姓氏,“拓拔”、“尉迟”、“长孙”则源自鲜卑族姓氏。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姓氏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人物,而且至今这些姓氏仍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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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之后,中国还多次发生种族杂居的情况。其间汉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元代和清代。在这两个时期里,整个中国为北方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时间均相当长久。尽管汉语在这两个时期影响力仍占上风,但也吸收了不少蒙古语和满语的词语。我们从留存下来的元曲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元代汉语曾自蒙古语输入过许多词语,如《幽闺记》剧三的水底鱼曲:“闲戏耍,被他拿住,铁里温都哈喇。”“铁里温”是“头”的意思,“哈喇”是“杀”的意思。又如《哭存孝》剧一中李存信曰:“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米罕”指“肉”,“抹邻”指“马”。这些词都是从蒙古语音译来的,如今他们都已消失。不过,现在的汉语里仍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的词语,例如现在常用的“胡同”、“喇叭”、“哈巴狗”、“囫囵”、“车站”的“站”、“好歹”的“歹”便是从蒙古语借来的。从满语借来的词也有不少,如“萨其玛”(一种糕点)、“福晋”(贵妃)、“马扎”(一种坐具)、“蛤士蟆”、“靰鞡草”、“靰鞡鞋”等。在今天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还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和满语的音译地名,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青城)、“乌兰浩特”(红城),东北的“哈尔滨”(晒网场)、“吉林”(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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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以上介绍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借来词语外,汉语在不同时期还从其他邻近或混居的少数民族语言借来了一些词语,比如从藏语借来了“喇嘛”、“哈达”、“糌粑”等词语,从维吾尔语借来了“冬不拉”、“坎儿井”、“馕”等词语,从朝鲜语借来了“金达莱”、“伽椰琴”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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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西学东渐:西方语言词汇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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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西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交往,但那大多是通过西域的中亚和西亚的国家间接实现的,偶然也曾有个别的使臣和商人直接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但那对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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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期开始,随着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我国开始更多地与遥远的欧洲有了交往。而到了清代中叶和末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于是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认识和接受这些新东西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语言中表现这些新观念、新事物的为数众多的新词。这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语又一次得到了增加,而且这一次的增加比前两次从西域和佛教引入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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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受西学影响而引入的西方语言词汇主要从两个途径引入,一个是直接借自西方语言,一个是间接地从日文意译的西方词语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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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语言直接借来的外来词可分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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