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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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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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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语的词汇也曾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族杂居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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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东汉之际，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便陆续内迁并与内地的汉人杂居。至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时称五胡）更是先后在中原建国称帝，前后共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统治时间长达一百三十五年之久。其后北方虽归统一，但又经历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鲜卑族政权统治的北朝时期。在大致三百年的时间里，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一地，相互影响。由于汉族文化、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为汉族同化，但汉族在接纳这些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吸收和保留了他们语言中的一些对己有用的词汇成分。虽然这些词汇成分到现在多数已经消亡，但仍有少数词语保留至今。例如现在常用的“胭脂”一词就来源于匈奴语。“胭脂”又曾写作“燕支”、“燕脂”、“烟肢”等，《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习凿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古代匈奴境内还有燕支山，以产燕支（胭脂）草而得名，古时匈奴失此山，曾作歌叹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即是说燕支山出胭脂。此外，像“径路”（宝刀名）、“湩酪”等词也来自匈奴语。由于匈奴、鲜卑民族融合进了汉民族，因此在汉族百家姓中还保留了一些源自匈奴、鲜卑民族的姓氏，如“宇文”、“呼延”本为匈奴人的姓氏，“拓拔”、“尉迟”、“长孙”则源自鲜卑族姓氏。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姓氏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人物，而且至今这些姓氏仍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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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之后，中国还多次发生种族杂居的情况。其间汉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元代和清代。在这两个时期里，整个中国为北方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时间均相当长久。尽管汉语在这两个时期影响力仍占上风，但也吸收了不少蒙古语和满语的词语。我们从留存下来的元曲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元代汉语曾自蒙古语输入过许多词语，如《幽闺记》剧三的水底鱼曲：“闲戏耍，被他拿住，铁里温都哈喇。”“铁里温”是“头”的意思，“哈喇”是“杀”的意思。又如《哭存孝》剧一中李存信曰：“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米罕”指“肉”，“抹邻”指“马”。这些词都是从蒙古语音译来的，如今他们都已消失。不过，现在的汉语里仍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的词语，例如现在常用的“胡同”、“喇叭”、“哈巴狗”、“囫囵”、“车站”的“站”、“好歹”的“歹”便是从蒙古语借来的。从满语借来的词也有不少，如“萨其玛”（一种糕点）、“福晋”（贵妃）、“马扎”（一种坐具）、“蛤士蟆”、“靰鞡草”、“靰鞡鞋”等。在今天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还保留了一些来自蒙古语和满语的音译地名，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青城）、“乌兰浩特”（红城），东北的“哈尔滨”（晒网场）、“吉林”（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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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以上介绍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借来词语外，汉语在不同时期还从其他邻近或混居的少数民族语言借来了一些词语，比如从藏语借来了“喇嘛”、“哈达”、“糌粑”等词语，从维吾尔语借来了“冬不拉”、“坎儿井”、“馕”等词语，从朝鲜语借来了“金达莱”、“伽椰琴”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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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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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西学东渐：西方语言词汇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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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西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交往，但那大多是通过西域的中亚和西亚的国家间接实现的，偶然也曾有个别的使臣和商人直接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但那对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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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中期开始，随着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我国开始更多地与遥远的欧洲有了交往。而到了清代中叶和末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于是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认识和接受这些新东西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语言中表现这些新观念、新事物的为数众多的新词。这时期，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语又一次得到了增加，而且这一次的增加比前两次从西域和佛教引入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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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受西学影响而引入的西方语言词汇主要从两个途径引入，一个是直接借自西方语言，一个是间接地从日文意译的西方词语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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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语言直接借来的外来词可分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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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参照本国同类事物，并在同类事物的名称前加上“番”（又作“蕃”）、“西”、“洋”等字头以表示其来自外国，比如“番茄”、“蕃薯”、“番椒”、“番菜”、“番饼”（银元）、“西红柿”、“西瓜”、“西药”、“西服”、“西装”、“西裤”、“西学”、“西餐”、“西洋”、“洋山芋”、“洋柿子”、“洋火”、“洋车”、“洋伞”、“洋葱”、“洋油”、“洋袜”、“洋灰”（水泥）、“洋货”、“洋钱”、“洋铁皮”、“洋蜡”等。这类词——特别是前面有“洋”字头的基本都已被新的词语代替，不再通行，如今只有个别词语仍保留在方言或口语中，如吴方言地区的人还喜欢称马铃薯为“洋山芋”，山东人习惯把西红柿叫作“洋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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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纯音译的词，这一类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曾产生过许多，如“英吉利”（英国）、“法兰西”（法国）、“欧罗巴”（欧洲）、“葛朗玛”（语法）、“德律风”（电话）、“赛因斯”（科学）、“德谟克拉西”（民主）。这一类音译词大多由于一般的中国人很难接受，现在已被相应的意译词所代替，而现在仍被保留的多是地名、国名方面的音译词，如“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伦敦”、“纽约”、“巴黎”之类，另外还有一些译音用字照顾到汉语意思或者是已为大众习用的音译词也保留了下来，如“的确凉”、“可口可乐”、“可可”、“咖啡”、“苏打”、“马达”、“模特”、“逻辑”、“幽默”、“浪漫”、“沙发”、“鸦片”、“海洛英””等。而不用来作为日常交际，只是作为学术界的专业用语的音译词那就更多了，这方面的词语主要是理工科和医科等方面的，只要打开这些方面的专业辞典便可发现许多借自西方语言的音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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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半音译的词（或者叫音译加意译的词）。这一类词也很多，它们的特点是在西方语词的译音前或后加上表示汉语类别的汉字词素，比如像“冰激淋”、“卡车”、“高尔夫球”、“汉堡包”、“肯德鸡”、“比萨饼”、“萨克斯管”、“爱克斯光”、“道林纸”等。这一类由于加了意译的成分，使一般的中国人都能理解它们的类属，所以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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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全意译的词。这类词是根据西方词语的含义或西方事物的特点用已有的汉字组合成的。这类词的数量也很大，例如“轮船”、“火车”、“铁路”、“公司”、“银行”、“民主”、“独裁”、“赤道”、“冷带”、“热带”、“圣诞节”、“复活节”等。这类词严格说来不应算作借词，而是汉语本身的词素互相组合成的新词，但这类词也是在西方新观念、新事物影响下才产生出来的。与这一类词相似，汉语还从日语中引进了一大批意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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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使用汉字。日本在接受西方观念和事物方面曾走在中国的前头，因此日本人先用意译的方式创造了很多新的词语，虽然这些词语日语读音不同，但由于文字上相通或者说它们是用日语原先借去的汉字（汉语单音词）组合而成，所以中国也就照抄了过来并自然地改读成汉语的声音。通过这种转道日本的方式，汉语词汇中又增加了许许多多新的词语。例如现在常用的“革命”、“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文明”、“劳动”、“环境”、“机会”、“机械”、“科学”、“历史”、“政党”、“政策”、“观念”、“概念”、“目的”、“原则”、“主义”、“现实”、“情报”、“干部”、“同志”、“抽象”、“具体”、“绝对”、“相对”、“直接”、“间接”、“批评”、“调整”、“改良”、“解放”等就都是从日语译词转来的。由于这些词是用汉语原有的单音词素组合而成或是给汉语原有的词语（如“革命”、“经济”）赋予新的含义而造成，因此几乎看不出一点借词的痕迹，很容易为人们接受并一直使用至今。这种来自日本的汉字借词也被人戏称作“汉字回家”，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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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词汇就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组合和经常吸纳有用的外来词语的过程中演化、增加、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汉语词汇已经非常的丰富，20世纪80年代所编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即收词达三十七万条之多，而事实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词——特别是口语中的词和各地的方言、土语词未被收入。正由于汉语的词汇量极为丰富，因此汉语也是世界上几种最具有表现力的语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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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第四章 汉语语法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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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比起语音和词汇来，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拿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辞与稍晚的《诗经》来说，其中言语早已具有了与现代汉语一致的“主—谓—宾”基本句型，例如甲骨文中的“王亥杀我”，《诗经·周南》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些句子都是“主—谓—宾”句型的句子，至今仍一念即通。可见，汉语的语法有着多么惊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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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语语法虽然稳固，但也像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古代汉语在语法上虽与现代汉语有着相同之处，但也有着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点，而现代汉语也有着不同于古代汉语的地方，这方面从古到今的演化、发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下面选择古今汉语语法的一些不同之处以及汉语语法演化的若干重要史实予以介绍，读者可由此获知汉语语法发展史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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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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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瞒”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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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大家所熟知的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一个诨名叫“阿瞒”。说起这个诨名的来历还颇有些趣味。传说曹操从小便很奸诈，由于他顽劣异常，不务正业，他的叔父因此很不喜欢他，并且常常要教训他。幼年的曹操为了对付叔父，便心生一计，只要叔父一出现，刚要责骂，他便即刻装作昏厥于地，抽搐不止。这样三番两次之后，曹操的叔父即吓得再也不敢打骂曹操了。从此曹操便得了“阿瞒”这么个诨名，意思是说曹操从小就会瞒骗、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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