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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170522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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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越来越长的修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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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作文章，特别是写逻辑性强的论说文，常常需要用修饰语很长的语句，这是为了更精确地表示自己的思想。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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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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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连用了几个判断词“是”，在这几个“是”的后面都用了长长的结构复杂的修饰语，用来修饰中心语“党”。如此之长、如此复杂的修饰语只有在现代才大量出现，古代汉语里是很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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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时代，汉语语法是相当简单的。那时人们说话造句很少有修饰语，像“癸亥卜，今日雨？”“壬寅贞，子渔亡祸？”“帝令雨。”这样的句子都非常简单朴素，一点不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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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语句中的修饰语逐渐复杂起来，但也只是偶然有一些较长的但结构简单的修饰语。例如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画记》中有这样的语句：“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甲胄之属，饼盂登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属”、“器”、“具”之前都有较长的修饰语，然而这些修饰语虽较长却结构简单，只是并列一长串名词而已，而且就是这种较长但结构简单的修饰语在中古时期的文章里也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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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古到近古，汉语的修饰语不仅用得多了起来，而且结构上也日益复杂化。例如《水浒传》“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名词“武大郎”的前面用了“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这样的主谓结构且双宾语的修饰语。《红楼梦》“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的话告诉了宝玉”，名词“话”的前头用了“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这样的兼语结构的修饰语。不过，这时期的修饰语在复杂程度上还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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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修饰语真正获得飞跃性发展的时期是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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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步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化和人类思想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言语时需要表述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为了适应这种新时代的交际需要，汉语里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杂而严密的语法结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着复杂结构的定语或状语的长句子。这方面的例子除了前面所举的毛泽东著作中的例子外，在我们今天的书报文章中可说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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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沉睡在长江金口水域江底半个多世纪的一代名舰中山舰，逐渐昂起舰首，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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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97年1月18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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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市政府……向驻沪三军、武警部队和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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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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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话的名词中心语“中山舰”之前用了复杂的定语修饰语，后一段话的动词“致以”之前则用了长长的状语修饰语。汉语修饰语在现代所获得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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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语法与汉语的词汇一样，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也走过了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的道路。较之以往，今天的汉语语法更加精确、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和更加富于表现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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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话 第五章 汉语方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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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广大，人民散居各地，同是一个汉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却说着不同的方言。从大的方面讲，汉语的方言也有七种之多，它们是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这些方言之间虽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可它们仍都属于汉语。因此，汉语从实质上讲，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实体，事实上它是一个由许多方言组成的语族。所以要了解汉语的历史，除了要了解汉语共同语的历史外，还应了解汉语方言的历史，如此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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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买璞”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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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齐国的尹文在他所著的《尹文子·大道》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周国人把未经腌熏的老鼠叫做“璞”（音），郑国人则把未经雕琢的玉叫做“璞”。有一回，一个周国人怀揣一只死鼠去集市上兜售，遇到一个来自郑国的商人，便对他说：“您要买璞吗？”郑国人回答：“要买。”可等周国人拿出死鼠来给他一看，他又连忙说不要了。这个故事说明，早在先秦时代汉语便有了方言，由于方言的分歧，才造成误解，闹出这样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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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汉语本是统一的，但随着人口增长，四处迁移，时间久了，加之山川阻隔，交往不便，方言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取材于周秦古书的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中就曾记载：“五方之民，言语异声”，说明在先秦时代各地人所说的话语音已不相同。相传那时候天子为了体察民俗，每年秋后均派遣使臣去民间搜集歌谣和方言异语，这些材料据说都收藏在王室里供天子阅览，只可惜秦国灭亡以后这些材料都损弃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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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天我们还可从先秦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献中看到反映当时方言情况的零星材料。比如《吕氏春秋·知化》中记载：“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这段话记载了春秋时期吴越一带言语相通而与北方齐国有较大方言差异的事实。其实在现存的先秦文献里还可以发现一些当时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实录材料。这方面除了前面《尹文子·大道》中的材料外，又例如《楚辞·九章·涉江》中的一句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其中的“长铗”就是“长剑”，当时楚国一带的人把“剑”读作“铗”，而《楚辞》作者屈原是楚国人，所以他所说的“长铗”实际就是“长剑”的楚国方言。现存的先秦文献对方言词语和方音的记载是零散的，而且是偶然为之或无意识记录的，所以不能使我们对上古方言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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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我国产生了一部记录汉语方言的专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此书简称《方言》，为西汉人扬雄历时二十七年调查整理写成，其中收录了秦汉之际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料。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方言的专著，在欧洲同类著作迟至18世纪才问世。根据这部著作，不仅可以有力地证明汉语在上古时代即有方言，而且可以获知汉语方言在当时的许多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