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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文本理论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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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书写的“文本理论”词条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的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把文本方面的几个关键术语的提出和论证都归功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提出的第一个功绩是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表面文字即现象文本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无始无终的意义生殖空间，谓之曰基因文本。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成义活动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犹如考古中搞一个纵切面，人们可以从纵切面上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痕迹和地质层。在文本这个空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义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面。因而文本是一种多义空间，多种可能的意义交织其间。这样，成义过程就与意指概念相区别，文本与作品相区别。意指和作品属于产品、陈述文和交际活动范畴，而表意工作、文本、成义过程则属于意义生产、陈述活动和象征活动范畴。意指和作品的主体是比较明确的，而意义生产的主体则是裂变的、雾化在整个成义过程中、整个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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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的第二个功绩是，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与艺术间的分野。用巴特的话说：即“成义过程是工作中的文本，它不承认言语科学强制划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在现象文本层面得到承认，但却不能在基因文本层面得到承认）；成义过程是言语未确定性时隐时现、捉摸不定的微光，依稀存在于作品的所有层面：存在于声音之中，声音不再被视作专门确定意义的单位（音素），而被视为冲动运动；存在于义素之中，义素较少语义单位的性质，更是种种联结之树，并被内涵和潜在的多义性带入一种普遍化的换喻之中；存在于义群之中，其中互文性的冲击和回应比正统意义更重要；最后还存在于语篇之中，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5]。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所有的表意实践均产生文本。旋律也是一种文本，远甚于一种音乐类型，它是纯粹肢体能指的和声与语言的混合等。文类分野的消除便于打通，从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表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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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的第三个功绩是，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互文现象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的、也是永恒的现象，但是人们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意识，“只缘身在此山中”。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对话主义、对历史传承性和横向关联性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未来前景的认识。广言之，任何试图割裂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关联、任何试图彻底埋葬传统文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的任何创新都以先前的成果为基础。互文性也从根本上论证了泛对话主义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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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的第四个功绩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升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地位，即阅读。传统批评的基本兴趣或者是作者其人，或者是作品制作的规则和规律，一向轻视读者。文本理论认为在意义生产范围，阅读与写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读者与作者同样参与书写。“在真正的阅读中，读者是一个不让须眉、一心想写作的人。”[6]文本理论的提出对同时期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阅读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如今，读者的主动性几乎已经成了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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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的第五点功绩是，大大扩展了书写概念，把创作变成了书写，批评也是书写。罗兰·巴特甚至妙趣横生地说，批评家不再存在，只有作家。这种观念对于破除创作神秘感，让创作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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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认识论而言，文本理论的提出是人们尤其是学术界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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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文本理论本来应该与作品理论并存，它们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40年来的写作实践、批评实践和阅读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以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稍嫌消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左传》里有“和而不同”的古训，可以用来理解文本理论与作品理论虽然不同、但却可以和睦相处的愿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很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却能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取长补短、相互理解的现象应该给我们以启示。然而西方思想传统中二元对立和思维一定要极端的倾向，对于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罗兰·巴特所说的“它（文本）毁坏交际的、再现的或表达的语言”，“多义性、对话性、愚弄并挫伤内涵的空白写作与阅读关系和发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持续颠覆等，是一种向构成我们日常社会性的主要类型如感知、理解、符号、语法甚至科学发起严重挑战的实践”[7]等现象，就是上述二元对立传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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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一是文本的碎片化现象，这种现象取代了作品和叙事的完整性。因为三言两语或者一个片断都可以是一部文本，于是碎片化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碎片化现象，克里斯蒂娃和巴特都有论述，《文本理论》中说：“种种规约碎片、格式、节奏范式、社会言语之片断等，进入文本……”[8]但没有明确强调应该区别对待碎片化与完整性，反而有倡导之嫌，后来的社会风气中有他们的影响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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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二是主体的虚无倾向。本来文本是有作者的，不过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人。如上所述，他们被雾化在漫长的成义过程中，但这不等于语义和文本没有主体。对此，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也都有论述。但是，他们的另一些说法，却导致了人们的错误的或至少是模糊的理解。克里斯蒂娃说：“基因文本既非被结构物，亦非结构材料，它不认识主体。”[9]罗兰·巴特说：“成义生产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文本‘主体’由于离开了‘我思故我在’型自我的逻辑而步入其他逻辑（能指逻辑和矛盾逻辑），与意义发生冲突且自我消解（‘自我迷失’）；成义过程直接区别于意指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工作，但不是（未受触及和外在）主体试图驾驭语言（例如风格工作）的那种工作，而是主体透过这一过程发掘，发掘一旦自己进入语言（而非监控语言）、后者如何作用于主体并消解主体的彻底工作。”[10]这些说法都容易导致误解。加上罗兰·巴特那句“作者已死”的名言和人们对19世纪圣伯夫所倡导的传记批评的逆反心理等因素，批评中忽视文本主体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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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三是，“能指的无限性”和“游戏”说导致了对生活的脱离。其实，意义的生产、成义过程，是在历史长河的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义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意义不是空穴来风的。离开了主体们，离开了绚丽多姿的生活，文本生产就变成了单纯物质性的符号游戏。这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本分析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文本理论》一文说：“……而建立另一种体积庞大的、既无底层也无表面的语言，因为其空间不是语象、场景和环境空间，而是组合游戏的立体空间，一旦我们走出日常交际（受舆论和常规制约）以及叙述真实或言语真实的限制，上述组合游戏就会无穷无尽”；又说：“其实，不知疲倦工作的是文本，而不是艺术家或消费者”[11]。这些话对上述现象的蔓延似有推波助澜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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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四是去价值化。西方传统的作品观崇尚崇高，中国传统的作品观崇尚真实。真善美是各民族文学作品追求的共同价值。“文本理论不以为有责任遵守‘好’、‘坏’文学的习惯区分；文本的主要标准有可能至少孤立地存在于被高雅的、人文主义文化（其规范由学校、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等确定）所摈弃或所鄙薄的作品里；互文文本、文字游戏（能指游戏）可能出现在很通俗的作品里，成义过程可能存在于传统上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所谓‘谵妄’文字中。”[12]文学“好”“坏”的区分，似乎最主要的是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分。在一个愈来愈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本身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放弃引领人们行为导向的审美价值的取向，很容易产生社会的混乱局面。当代文学创作中忽视价值取向的现象，与文本观的广泛流行，似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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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是多元的，作品分析其实也是多元的。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一书中提出了符义分析的方法论，以显示符义分析与文学符号学和作品分析的区别。据罗兰·巴特说：“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精神分析的参照与否，符义解析参照精神分析，文学符号学则不参照精神分析（它仅对陈述文分类并描述它们的结构运行情况，而不关心主体、能指和他者之间的关系）。”[13]在凸显符义分析的特征时，克里斯蒂娃较多地引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也引用了《道德经》和印度的《梨俱吠陀》，还引用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索莱尔斯的《数论》，引用了西方的逻辑律，引用了马克思等。看得出，文本理论其实是一种先锋派理论，它的背后有着这个时代法国学术界崇尚差异、崇尚后结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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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在引用微积分、逻辑率和数论分析诗歌文本时，得出了不少公式。后来她又把这类方法引入了小说文本的分析[14]。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类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方法。但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看，这里的跳跃似乎稍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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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是文本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文本。译完这部文本后，笔者写下这篇拙文，意在从40年的文本实践中做一点总结，以期对文本理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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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和新观点，我们仍将持很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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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义2014年4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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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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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拙著：《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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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幼蒸把书名译为“符号学历险”，见《符号学历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其实，《符号学的机遇》更符合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似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却涉及若干领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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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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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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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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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第301、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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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书，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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