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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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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之运动才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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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哲学笔记》（Cahiers philosoph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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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就是肯定反映文本运作的某种言说存在的权利并勾勒建构该言说的最初尝试。今天，我们觉得符号学似乎提供了建构该言说的某种尚未圈定的场地。有必要提醒大家，关于符号的最早的系统思考是斯多葛学派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古代认识论的起源相吻合。符号学向人们心中的表意核心发起攻击，继承了言说科学（语言学、逻辑学）及其决定学科——数学漫长发展背景中的符号观，并记述为各种表意方式的逻辑计算（un calcul logique），例如莱布尼茨（Leibniz）的宏伟计划。这即是说，符号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布尔（Boole）、摩根（Morgan）、皮尔斯（Peirce）、皮诺（Peano）、策梅洛（Zermelo）、弗雷格（Frege）、鲁塞尔（Russel）、希尔佰特（Hilbert）等人建立的公理法接合起来。确实，符号学这一术语的现代使用应该归功于早期的公理学家之一查理·桑德斯·皮尔斯[8]。然而，如果说由数学领域输出的公理学路径走入了主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死胡同［由R·卡纳普（R. Carnap）的《世界的逻辑建构》（la Construction logique du monde）奠定局面］，符号学计划的开放态势却未见收敛且充满希望。其缘由大概应到符号学的词义中去寻找，学术界可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简略指示中分离出该词义[9]。对于我们，源自索绪尔的符号学（sémiologie）概念的重要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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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学将建构为某种言说科学。为达致科学的地位，它需要在第一阶段以某形式实体为基础而建构，即从反映某“真实”的言说中分离出某种无外在性的实体。对索绪尔而言，此即语言符号。它排除参照物及其任意性的特征[10]今天显现为允许或论证言说公理化之可能性的理论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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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可以成为任何符号学的总老板[11]，尽管语言只是一个具体的体系。”[12]这就表述了符号学可以避开传达体系型言说之表意规律而思考成义过程之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反符号矩阵的第一个警示已经发出，以期进入索绪尔专注于文本的工作，即勾勒了不同于符号主导逻辑的某种文本逻辑的《易位构词法》（les Anagrammes）一书。对符号概念的批评检视问题因此而向任何符号学方法提了出来：其定义、历史发展、它在表意实践之各种类型中的有效性以及与这些类型的关系等。符号学只能一直坚持创始时的规律，即走出错综复杂的表意路径，才能立身；这意味着它永不停息地回到自身的根基，思考它们并改造它们。超越“sémiologie”或“sémiotique”所表示的学科意义，这门科学是作为意义、它的成分和其规律之批评、作为符义分析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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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绪尔写道：“确定符号学准确位置的使命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他因此而提出了根本问题，即符义分析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问题。今天，显然，心理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学家单枪匹马很难确定符义分析的位置：这种说明可能借助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总体理论，而建构该理论，符号学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是应该把索绪尔的建议理解为某种警示，即符号学不能成为像纯粹公理学那样的形式中立，甚至也不能成为像逻辑学和语言学那样的中立物。挖掘“言说”的符号学参与诸多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巴什拉尔（Bachelard）的理性唯物主义是最先思考该现象的学说之一，该现象位于多学科的交汇处，这些科学本身又是学科相互渗透程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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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避免视符号学为某种使意义增值的方法，该方法因此而创立神学新份额之囊括一切的统一场，又为了开始划定符号学的领域，确定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很重要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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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类似联结数学与各种元数学（métamathématiques）的关系，但延伸至普遍范围，囊括任何表意建构，这种广义关系把自己的位置归于符号学。相对于种种表意体系，即相对于奠定“性质”、生产“文本”、展示“学科”的各种表意实践，这是一种隐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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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同时又是科学整体的组成部分，因为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表意的方法和规律（社会、思想），还因为建构于其他学科之交汇处、又保留一定理论距离的缘故，使它得以思考它参与其中的种种科学言说，并同时从中分离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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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在其科学分类中为理论学科保留了某种特殊位置，介于哲学与专门学科（l’idioscopie，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于后者）之间[14]。理论学科是哲学学科（如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的子类，位于皮尔斯称作“必然哲学”（“necessary philosophy”）的旁边，按照皮尔斯的意见，“必然哲学”可以名之曰“认识论”（“epistemy”），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它是唯一实现柏拉图，广而言之实现希腊该观念的学科”。“该子类只有两个分支，人们勉强可以将其分为范畴或者宁愿分为家族：时间理论（la chronothéorie）和行为理论（la topothéorie）。这类研究还处于其童年时代。很少有人承认理想的思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上述子类将来有可能由其他范畴来补充。”我们觉得，符号学今天可以建构为这样一种理论：时间科学（chronothéorie）和表意行为的形态学（topographie，topothé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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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考成义过程之规律而不陷入传达型言语之逻辑（其中没有主体的位置）的建制而把自己的拓扑学纳入自己理论化的轨迹中，并由此而返回自身，一如返回自己的对象之一，这样建构的符号学和符义分析确实就像某种逻辑学一样。然而它超越某种形式逻辑，似乎更应该是我们称作“辩证逻辑”（“logique dialectique”）的东西；这一术语的两个成分相互抵消（对方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目的论和形式逻辑对主体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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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学、数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échange d’applications”）的符号学，成了引导科学走向建构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杠杆。由于符号学的介入，科学体系去中心化，且必须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并使后者亦能够看到指意行为的建立，即生产某种认识论。科学体系走出自己的平庸形态，增加了思考构成它自身的程序的深度：思考表意路径的某种深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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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为符义分析和/或其自身方法论（由符号提出的它的对象、方法和言说）的批评，符号学参与了某种哲学（取该语词的康德之义）方法。须知，正是符号境界调整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该境界并由该境界起，哲学不能无视科学言说（表意体系），而科学也不能忘记它们是言说，是表意体系。作为科学进入哲学的领域和科学方法的批评分析，符义分析呈现为促成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中的表意体系和作为表意体系的历史的某种科学理论——的破碎建构、成层建构、异化性建构的关联组合（l’articulation）。因此我们说，符义分析把科学之表意体系的全部从非批评性的单向思维（面向它们的对象而无视它们的主体）中抽离出来，批评性地排列表意体系，并因此而帮助建立并非一种大写的知识体系，而是建立关于表意实践的一个审慎的建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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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计划首先是批评，无意建构成“符号结构百科全书”类完成物，更不想成为鳞次栉比、各自以他者为内容层面的所有言语的顶峰，即成为它们的“终极的”和“饱和的”元言语（le métalangage）。如果这是耶仁姆斯列夫（Hjelmslev）建立元符号学（métasémiologie）的意图，符义分析则相反，将撕碎超越具体的和极端逻辑的元言语的潜在中立性，并指出各种言语的最终程序，以确定它们的主体和历史。符义分析远离诠释学（la glossématique）——它影响了坚信其超验性程序之普遍性、以系统化著称的理性的“黄金时代”——的激情，却感到了来自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其言说的震撼，于是没有提出普遍化的封闭体系，其形式化的努力在于解构。这样，它就避免了言语盲目地自我运转，为其指示了某种外在性，即带逆反性的“客体”（表意体系），符号学分析它，把它的形式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后者从侧向审视这种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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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被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分割的符号学，犹犹豫豫地进入“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所有“客体”，这意味着它进入了社会科学并探索它与认识论言说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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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符号学仅跨出最初几步，以科学之身摸索前进，当它接触我们上边提到的文本这个特殊对象时，它的问题还澄清得不够明确。各路科学理论家和分类学家如果不是排除、那么亦很少在他们的图式中严肃考虑某种文本科学的可能性。社会活动的这一区域似乎推给了意识形态，甚至宗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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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本恰恰是不能用建构现今智慧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去思考的，因为恰恰是文本勾勒了它们的局限性。考问划定某种认知逻辑的场域之物由于它被排除在该场域之外，并因为被排除本身，该物才使某种对陌生的它展开并由它支撑的考问得以继续：这大概是种种表意体系之科学应该尝试的关键一步，它研究它们，既不同意排除使科学成为可能的上述之物，亦不根据关于其内在性（如“结构”，或者更特殊的“精神症状”［“névrose”］、“反常”［“perversion”］等）的观念来衡量它并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开始时记录下这种相异性（altérité）、这种外在性（dehors）。只有这样，在这种意义上，该科学才是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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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文本作为符号学认识对象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并非不知道其过分性质和困难。然而，我们觉得，这条探索之路又必须继续下去，在我们看来，它有助于建构一种不因无视文本这种特殊实践的指意理论的种种预设而瘫痪的符号学，并由此而能够重建成义过程理论，后者因此而成为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贡献归功于下述事实，即相对于文本，由于该物质的独特性，符号学必须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多创新，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矩阵（ses matrices）和范式，重建它们并赋予它们能够默默地使它们立足的历史规模和社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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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使符号学直面位于亚里士多德式逻辑之外的某种运作，要求重建另外一种逻辑，并因此而把知识言说推到末端，甚至过于决绝，使后者不得不因此而退让或重新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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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文本向符号学提出某种问题域，后者穿越指意的某产品物质的密实性并在产品中（在现在的言语汇集中）浓缩意义生产和改造的双重程序。正是在符号学理论化的这一领域中，精神分析科学挺身而出，提供了能够通过语象（le figuré）捕捉语言中的语象性（la figurabilité，物象性）的观念化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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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向精神分析学征询时，可以“反具体化”（“désobjectiver”）地观照自己的对象：在它针对该特殊对象提供的观念化过程中，尝试考虑某种既无起始亦无终结的纵切面，一直上溯成义过程的生产，只要该生产不是产品的起因，不满足于物质整体表面上的排列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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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诸学科向该方法提供形式范式和操作观念；社会科学和哲学明确其对象的各种坐标并确定其探索谈论内容的出发地。文本科学就这样提出某种形式化但不局限于它，却一直摹拟其舞台，即记录成义过程某种类型的规律，它是分析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浓缩（condensation），是历史的语象性（物象性）的科学：“在某种结果性的抽象形式和理论形式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修正的思考，然而依据真实的历史进程提供给我们的规律，以至于进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其经典形式的每个时期都可以从其生产视角考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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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几篇论文写于两年间，其中的不平衡或矛盾之处与一项既非终极性亦未完成的研究的不同阶段相关，体现了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这是与当今文本实践和表意科学同时代的理论建构。它们试图通过语言捕捉其各种习惯所陌生并干扰其惯例的东西：文本及其科学，并把它们纳入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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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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