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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小说意素：小说的陈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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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意素的任何属于符号思维体系的文学作品（直到19—20世纪认识论革新之前的全部文学），在开卷伊始便已经显示结局，呈现闭合结构。它符合概念化（非实验性）思维方式，正如象征思维近似柏拉图主义。小说是符号这种双重性意素（封闭、非析取式、偏离的连接）的典型表现方式之一，下面我们通过安托万·德·拉萨尔（Antoine de La Sale）的《让·德·圣特雷》（Jehan de Saintré）这部作品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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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拉萨尔在经历了从年轻侍从、战将到税务官的漫长职业生涯后，于1456年写作《让·德·圣特雷》，其目的一是为了起到教化作用，二是为了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怨（1448年，他离开为之服务了48年之久的安茹朝廷，辞别原因不明，赴任圣保罗伯爵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德·拉萨尔的著作被其本人分为几类：具有教化作用的故事集（《厅堂集》，1448—1451）、“科学”论文或游记（1459年《关于骑士比武赛会致雅克·德·卢森堡的信》；1457年《致德·弗莱斯讷夫人慰问信》），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演说辞和其他杂章，而《让·德·圣特雷》是他唯一的小说作品。法国文学史家很少提及这部著作，而如果我们把属于符号这种模糊意素的文本视作小说的话，那么它可能是第一部可以冠以小说之名的散文体作品。关于这部小说，数目有限的研究[9]都是围绕作品产生的历史年代中的社会风俗而展开，试图在德·拉萨尔交往的现实人物中寻找理解书中人物的线索，指责作者没有足够重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百年战争等），是个迷恋过去的反动者，云云。因为过于关注模糊不清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史不曾阐明这部处于时代之交的作品本身具有的转型结构，其实在德·拉萨尔尚不成熟的创作手法中，该小说体现了直至今日支配我们智识视阈的符号意识思维[10]。此外，德·拉萨尔创作的故事与写作自身的叙述是重合的：德·拉萨尔在说话，并且在写作的同时对自己说话。让·德·圣特雷的故事与书的撰写过程合为一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成为后者的修辞表现、一个“伴侣”、一个“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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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开头的引言勾画（概述）了整个小说的思路：安托万·德·拉萨尔谂知自己的作品是何（“三个故事”）和为何（向让·德·安茹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介绍了写作意图和信息接受对象，作者用20行便完成了第一个环状结构[11]，勾勒了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视之为交流媒介，也就是符号，即陈述文（交换物）／接收者（公爵，或概而言之就是读者）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就是要讲述故事，也就是在笔与纸接触的刹那前充实和细化已知的构思——“词语间延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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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时宣布了标题：“首先是白丽库齐娜夫人和圣特雷的故事”，这意味着出现处于内容主题层次的第二环状结构。安托万·德·拉萨尔简要叙述了让·德·圣特雷的一生，直至去世（“他撒手人寰”，第2页）。于是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交代了结果。其间的所有情节插曲都失去了意义：小说将在从生到死这段历程中展开，所记载的无非是偏离（意外）性情节，它们不会破坏贯穿全局的这个“生—死”主题环。文本在主题上紧扣中心：这将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之间的演绎，名称有所不同（善／恶，爱／憎，褒／贬：比如，作者引用古罗马作品中对贵妇遗孀的赞语，紧随其后就是圣热罗姆对女性的批判言辞），但始终围绕着（正／反）这个语义轴（axe sémique）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对立主题间隔出现，不受限制，除了一个先决条件，即排他性（tiers exclu），也就是说，在对立项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ou”exclusif）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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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意素（如同在符号意素）中，只有当分离对立项的空间被一些模糊的语义组合完全占据的时候，两者的不可约同性才被接受。开篇所公认的对立概念引发了小说思路，但是立刻就会被抑制到一种过时状态，在现时中让位于丰富曲折的情节交织成的网络，一系列偏离现象联系对立两极，并且以一种糅合的态度消融在伪装（feinte）或面具（masque）形象当中。否定被容纳到对双重性的肯定当中，小说主题环中对立项之间的相互排斥性被一种暧昧的肯定（positivité douteuse）所取代，以至于开启和结束小说的析取式（disjonction）让位于（非析取式的）既是而非（oui-non）。这种性能不会因为折中而出现休止（silence parathétique），而是把狂欢节规则和自身非推理逻辑结合起来，继承了狂欢节特点的小说正是按照这种功能模式组织起它所包含的各种双重意义形象：诡计、背叛、陌生人、双性人、双关语（小说表意对象层面）、颂言、市井之声（小说表意手段层面）等。如果没有这种在小说伊始就主导作品脉络的非析取逻辑（我们下文还会谈到），即双重性，小说就无法演绎。安托万·德·拉萨尔把双重性引入贵妇的双关语：在其女伴或是朝廷听来，这些话意味着对圣特雷的挖苦；而在圣特雷本人听来，这些话蕴涵了既“温柔”又“难以忍耐”的爱情。了解贵妇人言语中的非析取逻辑如何逐步展现是很有意思的。起初，只有说话者本人（贵妇）、作者（小说陈述的主体）和读者（小说陈述的接受者）了解话语的双关性：朝廷（中性机构＝客观看法）和圣特雷（信息受述者）都不曾觉察贵妇人弦外之音中明明白白的挖苦之意。然后，双重性发生了转移：圣特雷进入会话并且接受信息，与此同时，他不再是受述者，而是变成了言语主体。在第三阶段，圣特雷忘记了非析取式逻辑，把先前所知道的同时具有反面意义的言语完全理解成正面言语，忽略了假象并且错误地把始终具有双重性的信息（错误地）进行单义理解。圣特雷的失败——故事的结局——就归因于他错误地用单一的析取式逻辑替代非析取式逻辑来理解一个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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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否定因此具有双重模式：模态逻辑（相反函项之间对立的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或不可能性）和道义逻辑（相反函项之间结合的必须性、许可性、等值性，或禁止性）。当对立关系的模态逻辑（aléthique）和结合关系的道义逻辑（déontique）并存的时候[12]，小说方能发展下去。小说依据道义逻辑的综合思路展开，然后弃置不用，转而肯定模态逻辑中的对立关系。双重性（伪装与面具机制）本是狂欢节的基本表现形式[13]，却成了填充小说的主题—结构环状结构中分离功能所产生间隙的各种偏离现象的驱动支柱。因而，小说吸收了狂欢节场景的双重性（对话模式），同时又使之服从于象征思维分离功能的单向性（独白模式），保障其可能性的是一个超越性机构——承担全部小说陈述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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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是在文本发展到此处时，也就是说在文本的结构环（信息—接收者）和主题环（生—死）都得到完整表述之后，就出现了表演者。他此后多次出现以引入故事书写者的话语，把它当作剧中人物的表述，而他就是作者。安托万·德·拉萨尔巧妙运用（拉丁语中actor-auctor，即法语中acteur-auteur）谐音关系，触及了从话语行为（生产）到话语效果（产品）这个运动过程，并且由此完成了“文学性”产物。在安托万·德·拉萨尔看来，作家既是表演者也是作者，这就是说，他在构思小说文本的时候同时从操作层面（表演者）和产品层面（作者），过程（表演者）和结果（作者），技术层面（表演者）和价值层面（作者）来进行，而不会因为作品（信息）和主有者（作者）概念业已存在而遗忘成品之前的过程[14]。小说中的话语机制（小说文本中言语机制的拓扑学另作研究[15]）因而被纳入小说陈述文中并且表现为其中一部分。它揭示了作家其实是他所引发的言语活动的主要表演者，与此同时也将小说陈述的两种模式——叙述（narration）和引述（citation）——连接到同一个人的话语当中，这个人既是书的主体（作者）又是舞台上的客体（表演者），因为在小说的不分离功能中，信息同时是言语又是一种表现形式。作者—表演者的表述逐步展开，分化并发展成两个部分：（1）内容性陈述，叙述——自我书写的表演者—作者所承担的话语；（2）一些文本片断，引文——被转让他人的话语，自我书写的表演者—作者承认他言。这两个部分相互交叉甚至相互混淆：安托万·德·拉萨尔很容易从他“旁观”（叙述）到的白丽库齐娜夫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转移到所阅读（引用）的“埃奈和狄东”[16]等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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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可以总结说，小说的陈述方式是一种推论（inférentiel）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陈述主体根据推论前提（les prémisses de l’inférence），即被认为真实的其他片断（内容性的，即叙述性的，或者是文本性的，即引文性的）确认某一个片断为推论结果（conclusion de l’inférence）。小说推论在两种前提的表述过程中，尤其是在它们的连接过程中渐渐削弱，最终不能达到逻辑推理所特有的三段论之结论（la conclusion syllogistique）。作者—表演者之陈述行为在于把他本人的话语与他所阅读的内容、把他本人的话语机制与他人的话语机制黏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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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推论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词语（les mots-agents）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看来……”“如同维尔吉勒所说……”“圣热罗姆于是说”，等等。这些词并无实质意义，同时起连接（jonctif）和转述（translatif）作用。作为连接词，它们在小说的总体陈述当中联系（综合）了两类最基本的陈述（叙述和引语），因此是元核之间（internucléaire）的连接；作为转述词，它们通过改换意素把一个文本空间（声音话语）中的表述转移到另一个文本空间（书）中，因此是同一元核内部（intranucléaire）的转换[17]（比如，将市井之声和颂言引入书面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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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中的媒介语意味着把赋予某一主体的言语与另外一个有别于作者言语的陈述并列起来。它们使得小说陈述偏离主题和自身成为可能，从话语交际层次（信息性、交际性）转移到文本（生产力）层次成为可能。通过推论行为，作者拒绝成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用“言”（Verbe）来表示真理并占有真理，而是以读者或听众的身份来参与书写，通过其他言语的转换来组织自己的文本。他的解读（déchiffre）行为多于话语（parle）行为。推论中的媒介语使他能够把内容性陈述（叙述）转换为文本性片断（引文），反过来把引文转换为叙述；它们在两种不同的言语之间建立起相似、类同和互换关系。符号意素在这里再次出现，出现在小说陈述的推论模式当中：只有当它把另外一个话语化为己有时，它才会承认其存在。史诗体裁不曾经历过这种陈述模式的分化：武功歌讲述者的表述是单义的，它有确定的表意对象（“真实的”物体或言语），它是一个表意手段，象征着超验客体（共相）。受象征思维主宰的中世纪文学因此是一种以超验力量这块“磐石”为表意对象和基础的“表意”文学和“表音”文学。狂欢节引入了言语机制（instance du discours）的双重性：表演者和观众轮流既是言语主体又是言语对象；狂欢场面还是连接业已分化的双重主体的桥梁，双方都在其中找到认同：作者（表演者+观众）。小说推论采用的正是这第三种机制并通过作者的言语加以实现。小说的陈述模式不可以归结于任何一个推论前提，它是一个潜在的熔炉，声音话语（内容性陈述、叙述）和书面文字（作品片断、引语）交会其中；它是一个虚空的、无形的空间，“如同”，“在我看来”，“于是说”或其他一些起着引导、连接和总结作用的关联词标志其存在。我们由此提炼出小说文本的第三种思路，真正意义上的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小说陈述行为表现为一种非三段式的推论方式，是叙述与引述之间的折中、声音与文字的结合。小说就是在这个联系不同并且不可等同“主体”的两种陈述类型的中空地带和无形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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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四、小说的非析取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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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说陈述在构思时把对立项之间的关系视作势不两立、互不关联、不相互补、不可调解的两个组织之间绝对的、非交替性、一成不变的对立。为了使这种非交替性的析取式逻辑能够启动小说言语的发展进程，势必要引入一种否定功能将其包含在内，这就是非析取式逻辑。它出现在第二阶段，还不是一个弥补二分性的无限性（infinité complémentaire à la bipartition）概念（这个概念可形成于不同于“根本性否定”的一种否定观中，意味着把二元对立与对称二元的统一或综合同时加以考虑），是引入了伪装、暧昧性和双重性机制。原来的非交替性对立渐渐表现为一种伪对立（pseudo-opposition），只存在于萌芽状态，因为它还没有纳入自我否定的力量，即把对立双方统一起来。如果不存在这个补充性的否定把二分性转化成一个节律运动性整体，生与死（爱与憎、美德与丑行、善与恶、有与无）当然是绝对对立的。这个双重否定程序把对立项之间的差异（différence）缩减为一种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本性分离（disjonction），也就是说，使实体消失，转化为交替的节奏所围绕的虚空，否则，否定是不完整和未完成的。这种否定包含两个对立项，在否定对立的同时并不肯定它们的同一性，这样，根本性否定（la négation radicale）程序就被分化成两个阶段：（1）分离功能；（2）不分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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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一分化首先引入了时间概念：时间性（故事）本可能是断裂性否定行为之间的间隔（espacement），出现于两个彼此隔离、无法交替的运动（对立—协调）之间。而在其他文化体系中存在一种无限延续的否定，把这两个运动联系到一个均衡转换的系统中，因而避免了否定行为造成的间隔（持续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产生转换的虚空（空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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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模糊化”同样引申到一种终极意义和一种神学原则（神旨，“意义”）。前提是以分离功能作为起点，然后贯彻合二为一的意图，仿佛以统一“忽略”对立，同样，对立并不因为“在意”统一而存在。后来如果上帝出现，表明以非交替性否定为原则的符号思维范式到此终结，显然，这种终结在第一阶段的简单绝对对立（非交替性分离阶段）中已经存在。正是在这种分化的否定中产生了一切摹仿论（mimésis）。非交替性否定是叙事法则：任何叙述都以时间、意图、故事情节和神为要素。史诗和叙事性散文使这个间隔发挥作用，其目的在于表现由非交替性否定衍生的神学意义。我们应当到其他文明中去寻找一种科学的或宗教的、道德的或仪式性的非摹仿性言语，它匿形于节奏性交替中，用协调性行为包容了一组组语义对立的矛盾[18]，在此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小说也不例外，符合这种叙事法则。在各种各样的叙事文中，小说的特性在于不分离功能落实在整个小说陈述的每个叙事层次中（主题、意群、行动元，等等）。此外，主导小说意素的正是非交替性否定的第二阶段，即非析取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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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实，析取式逻辑（生—死、爱—憎、忠诚—背叛这一主体环）是小说的框架，我们在小说开篇的封闭型构思中已经有所发现。然而，只有当对立项之间的分离在得以保存、肯定和认可的同时又可以被否定时，小说才有可能展开。因此，小说中的析取式逻辑主要表现为双重一体（un double），而不是两个不同体（deux irréductibles）。背叛者、受嘲弄的君主、失败的战将、不忠的女人等形象都源自小说起源时期就出现的这种非析取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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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主要围绕着排他性析取或者是不相容析取式逻辑而进行。在《罗兰之歌》和所有“圆桌骑士”系列传奇中，英雄与叛徒、善人与恶人、战士的职责与内心的爱情等贯穿小说始终，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任何折中的可能。因此，服从于不相容析取式（象征）逻辑的“经典”史诗中不可能产生性格塑造和心理描写[19]。随着非析取式符号思维出现才产生人物心理描写，并且在模糊暧昧状态中找到适合表达曲折心理的土壤。通过史诗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双重性形象的出现成为性格塑造的前身。于是，在12世纪末，尤其是13、14世纪，一种模糊的史诗性作品发展起来，其中的皇帝被人嘲弄，宗教和贵族变得滑稽可笑，英雄也有懦弱和可疑之处（《查理大帝朝圣记》），国王愚蠢无比，美德不会得到回报（《加兰·德·蒙格朗》[20]），背叛者成为主宰（《杜恩·德·马扬斯》武功歌系列中的《拉乌尔·德·康布莱》[21]）。既非讽刺，也非赞扬，既不批判，也不认同，这种史诗体现了一种建立在相反亦相像基础上、赋有兼容并蓄和暧昧模糊特征的双重性符号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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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从象征到符号的过渡中，法国南方的贵族爱情文学（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表现出特殊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22]证明了法国南方文学中对贵族女性的崇敬与中国古代诗歌之间的一些相似。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建立在“合取性析取”（辩证的否定）思维方式上的象形表意实践首先也就是既相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之间的“合取性析取”，它对以非析取式对立为特点的表意实践（基督教，欧洲）产生了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种西方社会中的表意实践（贵族情诗）赋予“他者”（女性）结构上最重要的角色。不过，在从象征到符号过渡中的西方文化体系里，对合取式析取的歌颂转变为对两个对立项中的唯一一项——他者（女性）——的赞扬，而本者（作者，男性）在其中找到认同并且后来与之融合。于是自然会产生对他者（Autre）的排斥，这必然表现为对女性的排斥，表现在对性别（和社会）对立的不认同。东方文学作品中所固有的阴阳之序在合取性析取（男女神结合）中安排性别（差异），到了西方就被一个以他者（女性）为中心的体系所取代，而这个中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本者（Même）能够从中找到认同。因此这是个伪中心，一个故弄玄虚的中心，一个盲目的中心，它有益于本者，他自立了一个他者（中心），实际上是为了在此一、同一、唯一当中感受自己。对这个盲目的中心（女性）所持的排他性肯定（positivité exclusive）被无限放大（“高贵”，“心灵的美德”），消泯了析取（性别差异）并且融入（从天使到圣母玛丽娅）一系列形象当中。因此，在没有指定他者（女性）作为对立方，与此同时也是与本者（男性、作者）地位平等的对立方之前，在它自身还没有被对立之间的联系（男女有别同时又具有同一性）否定之前，这个尚未完成的否定行为已经构成一个被神学化的行为。在恰当的时候，它与宗教行为联系起来，把未竟的事业敬献给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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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爱情文学的神学化过程中，有人认为那是为了从宗教迫害[23]中拯救爱情诗歌，或者相反，有人认为那是阿尔比人[24]在法国南方教会势力溃败[25]之后，宗教裁判所或多明我修会（ordre dominicain）和方济各修会（ordre franciscain）对文学的渗透。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在这种以伪否定、不承认语义项合取式析取为特点的符号学实践结构里，贵族爱情文学的宗教化已经是不争事实。在这样的意素中，对女性（他者）的理想化意味着拒绝承认对立群体之间存在角色差别（différentiel）但无等级之分（non-hiérarchisant）的状况，同样也拒绝承认这个社会在结构上需要一个转换中心，一个只在同性当中具有交换物（objet d’échange）价值的异性（autre）。社会学已经描述了女性如何占据这个转换中心（交换物[26]）的位置。这种贬低性质的崇尚预示了14世纪以后市民文学（寓言诗、滑稽剧、闹剧）中女性地位所受的明显贬抑，这两种现象其实并无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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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托万·德·拉萨尔的小说介于两种类型的陈述之间，它包含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小说结构中，贵妇是一个双重性形象。她不再纯粹是贵族情诗模式中那个被神化的爱情主宰，也就是说是非析取关系中被升值的一项。她也是不忠的女子、忘恩负义和卑鄙无耻的人。象征表意实践（贵族爱情文学陈述）中本应有的不相容析取式的语义对立项在《让·德·圣特雷》中不复存在；在这里，它们是说明符号意素内涵的双重统一体中不可分离的部分。贵妇既未被神化，也不被嘲讽，既非母亲，也非情人，她既不钟情于圣特雷，也不忠实于神甫，她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析取式形象，这也是小说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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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特雷也属于这种非析取式形象：少年与战将，侍从与英雄，情场受骗却从战场凯旋，既受到保护也曾被背叛，他是贵妇的情人但同时也是国王或是战友布希科的情侣（第141页）。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男性化角色，在贵妇身边他身兼孩子—情人的角色，又与国王或布希科同床共枕，圣特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两性人，这个角色是对性的崇高化（而不是对崇高的性化），他的同性恋只是把他所隶属的符号学实践中非析取式逻辑加以故事化。他是一个位居轴心的镜子，小说系统中的其他论述投射其中并且自相融合：对贵妇来说，他既是异性又是同性（他虽是男性也仍然是孩子，所以她从中发现了与他者并无不同的自我身份，同时也并不排除两者之间不可忽视的差异），对国王、其他战友或布希科来说，他既是同性又是异性（他是男性，但也是主宰他们的女性角色）。圣特雷类似于贵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男性社会中具有交换物的价值；而他本身所具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成为交换物。这两点共同将一个文化文本中的各个元素联系在一个以非析取式（符号）逻辑为主导的稳定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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