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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五、偏离性陈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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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说非析取式功能体现在各种内容的陈述文之间的关联上，也就是各种偏离的连接（accord d’écarts）：原本对立的两个论述（形成主题环的生/死、善/恶、始/终等）通过一系列陈述文联系和协调起来；这些陈述文与预设的对立结构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它们之间的罗列和连接也并没有受到重大的阻碍。相对于小说整体的对立结构而言，这些偏离性陈述是对事物（服饰、礼物、武器）或事件（军队出征、节日庆典、战争场面）的褒扬性描写（descriptions laudatives）。比如书中对商品买卖、人物着装（第51、63、71—72、79页）和对武器装备（第50页）的描写。此类陈述反复出现，少有变化，使得文本形成一个回旋往复的整体，出现一系列围绕着各自中心点而存在的封闭、循环、完整的陈述，每一个中心点都是对空间（商贩的店铺、贵妇的闺阁）、时间（军队出发、圣特雷返回）和陈述主体的内涵做分别或同时的介绍。这些描写性陈述细致入微，而且周期性反复出现，其重现节奏可以为小说的时间性提供参照。事实上，安托万·德·拉萨尔不对任何事件在时间上的发展进行描述。当出现表演者（作者）的陈述来进行时间上的连接时，无非是言简意赅地把一些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描写连缀起来，比如整装待发的军队、商家店铺、衣服首饰，这些赞美之辞并不包含任何因果关系。偏离性陈述的罗列可以没完没了，夸赞性描写可以永远重复，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小说陈述的基本运行机制——非析取式逻辑——结束了（封闭和终结）。用回顾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在结局中，原来的歌颂反过来变成了悲叹，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因而这些受限于小说结构整体的褒扬性描写就失去了绝对性，变得模糊暧昧，具有迷惑性和双重性：其单义性变成了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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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上述褒扬性陈述，非析取式逻辑连接的另一种偏离出现在小说进程中：拉丁语引文和道德说教。安托万·德·拉萨尔引用了蒂勒·德·米莱齐、苏格拉底、特里米德、皮塔库斯·德·米瑟莱恩、《圣经福音书》、加图、西尼加、圣奥古斯丁、伊壁鸠鲁、圣伯纳、圣格里高利、圣保罗、阿维森纳等，而且除了他所明确表示的引用之外还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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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两种偏离陈述——褒扬性描写和引文——出自小说之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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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文本外来源是集市、市场或是广场。言语来自夸赞自己商品的商贩之口或是宣告战争开始的传令官。语音话语、口头表述甚至是声音本身都变成了书：小说不完全是书面文字，它也是口头交际的记载。纸上记载了一个具有任意性的语音（话语＝声音），它想要与参照物和语义相符合，代表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为表意手段补充表意对象并将其容纳到一个交流机制中，也就是把它限定为一个可操纵和交流的符号表现体（符号），其作用在于保证一个承载意义（价值）的交际（沟通）结构的完整和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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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褒扬性表述在14、15世纪的法国大量存在，并以颂言（blason）之名为人所知。它来自口头交际话语，或在广场上大声宣读，目的是将有关战事的消息直接公布于众（士兵数量、来源、武器装备），或是市场里的叫卖声（商品名称、质量、价格）[27]。这些嘈杂纷乱、夸大其词而又郑重其事的罗列之辞属于一种语音（phonétique）文化：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才最终确立的这种以交换为意图的文化通过声音手段和话语体系（言语、声音）内的结构而进行——它必然指涉一个所认同的现实，并且（通过表意手段）赋予它表意效果。“语音”文学就是以这种褒扬性、重复性的表述和表述行为为特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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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颂言失去了单义性而变得模糊，往往兼具褒贬两种功能。到15世纪，颂言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非析取性表现形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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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拉萨尔恰好在颂言产生褒与/或贬两重性之间的阶段使用了这一形式。书中所记录的颂言确实是单义性的褒扬之言。可是一旦从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它们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贵妇的背叛使得赞誉之辞显得虚伪和暧昧。如前所说，颂言变成了指摘，并且被融入小说的非析取式逻辑当中；形成于文本之外（Te）的性能在小说文本整体（Tr）中发生变化，并因此使小说成为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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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义性的分化是整个中世纪言语空间（口语）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尤其是在狂欢节情境中。分化是符号（事物—声音，参照物—语义—语音）的本质特征和交际系统的形态特征（主体—受述者，本着—假代者—他者），进入了陈述语（声音）的逻辑层次，并且表现为一种非析取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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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种偏离——引文——来自一个书面文本。拉丁语和其他（已读）书籍进入小说文本，或是被直接抄袭（引用），或是化为记忆的痕迹（回忆）。它们从自身空间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正在书写的小说当中，被加上引号袭用或是仿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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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末期重视声音文本并在文字文本中引入集市、市场、街头等（城市）空间，同时这个时期也以大量书面文本的进入为特征：书籍得到推广，不再是贵族和学者的特权[31]。这样的结果是声音文化也企图跻身于书写文化。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书都是对口头言语的记录[32]，因而引用或抄袭与颂言一样具有语音文化特征，即使它们出自文字之外（言语）的来源参照的是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作品产生之前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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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如此，对书面文本的引用扰乱了口头言语记录带入文本的规则：列举、重复，即时间性（如前所述）。书写机制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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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托万·德·拉萨尔的文本中的时间性与其说是话语型（discursiv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并不按照言语段落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安排），不如被称为书写型（scriptural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按照书写行为来引导和推进）。“事件”的进程（描写性陈述或是引用）服从于在空白之页上书写的手，服从于文字记录的布局。安托万·德·拉萨尔经常中断话语型叙述时间进程以引入文本书写工作的现在时。“言归正传”，“简而言之”，“何从说起”，“此处不言夫人及其女伴，且说圣特雷”，等等——类似的连接句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话语型（线性）的时间性：表示（书写工作的）推论性陈述行为的现在时大量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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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音）陈述语被转录入纸面，其他文本（引文）被转载，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书面文本，其中书写行为本身退居其次，从整体上来说处于次要地位：仿佛进行了抄录工作，成为一个标记，这封“书信”似乎不再具有记录意义而成为一个交换物：“以之为书信相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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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结构的小说有如一个双重空间：同为声音陈述和文字陈述，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话语（声音）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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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六、任意性结局和完整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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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表意行为都表现为表达形式上完成的陈述。这种完成有别于结构性完整（finition structurale），后者只有少数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和各种宗教有所企及。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学”被作为成品（效果、印刷）来消费，其生产过程却不被关注，而具备完整的生产工序就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小说的历史起源和它们共同的封闭结构来看[33]，文学概念与小说概念是重合的。小说中往往缺少显而易见的结局，或是模糊朦胧，或是意味深长。这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文本结构不够完整。每一体裁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将揭示出作为小说的《让·德·圣特雷》所具有的完整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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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书开头的谋篇布局已经体现了完整的结构。在我们先前描述的提纲当中，各条思路自成体系，或是首尾呼应，或是因为某个抑制性因素而彼此重合，最终勾勒出一个封闭言语系统的轮廓。除此之外，该书在写作的结束方式上再度实现结构的完整性。作者以对贵妇的惩戒而结束笔下人物圣特雷的故事，然后叙述戛然而止，小说最后以一句作者的陈述语结尾，宣布了终局：“本故事从此结束……”（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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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头的思路所设立的各个环状结构当中如果有一个得以完成，故事就可以视作结束。这个环状结构就是对贵妇人的批判，这也意味着对暧昧的批判。叙事（récit）止于此。我们把完成一个具体环状结构而产生的叙事完成称为一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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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本基本结构（二元对立及其与非析取功能的关系）的具体实现所表现的结构性完整不足以使作者的陈述成为闭合的体系。话语中没有什么因素可以结束无穷无尽的一环套一环，除非加以任意（arbitraire）处置。在小说陈述中，真正的终止行为发自当下在纸页上生产了小说的写作行为本身。当主体死亡的时候，言语停止，而制造了这个“谋杀”的是写作（生产）机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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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演者标志着出现第二次、也是真正一次结局：“一个英勇骑士之书就此结束……”（第308页）然后是简单回顾故事情节，并把陈述引回到写作行为（“此时，崇高而杰出的君主和令人景仰的王爷勿因文字过多或过少而………圣特雷说，鄙人完成此书，以之为书信相寄”），同时用书写行为的现在时取代故事叙述的过去时（“尊敬的王爷，此时此刻，无他人致信于您……”［第309页］），从而结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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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双重进行过程中（圣特雷的故事—写作过程），书写的生产力被转化为叙述，而叙述经常被中止以显现生产行为，作为修辞形象出现的（圣特雷的）死亡与言语的终止（表演者的消失）同时发生。不过，在文本结语中被重提的这个死亡不是被话语引入的，而是由文字（小说文本）用引号引入（墓碑上）的文字从而推论得知的，因此，此处话语的作用后退一步。另外还发生了一个后退，这回是语言的后退，引用的墓碑铭文使用了一门已死的语言（拉丁语）：拉丁语已经让位于法语，它也到达了死亡的时刻；此时结束的不仅是故事（在前一段已经结束：“本故事从此结束……”），而且是言语及其产物——“文学”/“书信”（“本书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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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事本可以继续讲述圣特雷的历险或其他经历。可是故事就此而止，完成了生死之环：在结构上完成小说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符号意素的各项封闭性能，故事在叙述过程当中只是变换了形式；在写作行为上完成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者，就是突出叙事行为，把叙事文当作被书写的文本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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