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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八、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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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鲁塞尔在《我是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的》对其方法的坦诚（从语词的音似开始把它们连接起来，用某种“故事”填充如此形成的语义差），加在《非洲印象》的两个部分之上，我们就获得了似真化的完整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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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塞尔看来，文本生产的程序开始于能指的某种会聚，且不预设先于写作行为的任何“观念”或“思想”，除了写作机器的某种“基本的提纲”，后者包含两项功能：应用（能指的相似性）和否定（所指的差异）。因此，这两项活动一起就首先生产了某种语义上具有似真性的言语（《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然后在一部排列有序的叙事中把它变得句法上也具有似真性（《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如我们刚刚展现的那样。在生产线的这一头，书写的决断者兼启动者与其“基本提纲”一样，都是缺失的、被划去或者被遗忘。这种先于似真性陈述文并具化为通过在所指逻辑对立的某种基础上会聚能指而打开话语、随后被理解和似真化的前时间活动（某种-1时间的活动），应该被零度的某种描述性和解释性言语《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所接用。后者这种“元言语”是某种“科学的”存留，是对停留在似真化解释此岸的某种实践的一种精神上的线性化。对于某些试图把自己的实践传达给某种按照某种产品的栅栏结构起来的文化的人而言，倘若上述路径仍然确立为“理论”路径，那么理论言语取某种零度文本的形式，这是某种文本外的形式，它在作家的生产力（生活）本身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它是某种终极性的（事后的）陈述文，且应该从其死点（零度）放置到先于似真性描述的某种空间（某种前时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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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任意性） 所指（似真性的语义） 言语（修辞性叙事=似真性的句法） 元言语（理论解释）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1） 《非洲印象》（1） 《非洲印象》（2）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0） 然而，对于“不谙内幕”的读者（对于说话文明的任何主体）而言，这种“文本外”是某种第一文本，是任何似真化的根源。似真性的读者必然应该颠倒一下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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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言语（理论解释） 言语（修辞性叙事=似真性的句法） 所指（似真性的语义）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0） 《非洲印象》（2） 《非洲印象》（1） 这种顺序的颠倒插入文本生产的程序中唯独为了使这种生产力似真化，使人们把它理解为某种精神程序，使它符合由谋篇和目的论界定的某种认识理性，简言之，为了把它改造为某种印象、某种被承受的效果。书写生产力的昭明问题因而尚未解决，人们试图从《非洲的新印象》出发填补空白。《非洲的新印象》不管是从书名还是从内容都是对《非洲印象》的某种修正性接用，不同于原来的印象，作者把玩“印象”一词的另一意义（=压迫行为、印制行为）。它们投放在页面上的不是似真性的效果，而是制作，而是文本的生产力。相对于《非洲印象》，《非洲的新印象》昭明了似真化的各个不同层面（正如我们上文通过从中引述的言语而展现的那样）。相对于它们自身的空间读来，它们从似真性言语结构中、尽管有该结构的存在并反其道而用之，再现了文本建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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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印象》中，鲁塞尔已经喻示了上述做法：文本工作（不同于人们可以从文本中抽取出的似真性印象）让我们想起了舞台空间和象形文字的秩序以及它们根本性的同谋关系。由于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这个系列画面与某种戏剧叙事关联起来。在每个形象之上，人们可以读到用毛笔书写的若干字，作为名称（I.A.，p.13；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无与伦比者的所有奇迹（需要强调下述事实，即这种称谓使任何以比较、相似性、似真性为轴心并为它们保留某种前在性地位、某种填补“无与伦比”书写行为之空白的根基地位的阐释，都远离鲁塞尔的书[23]）都是通过舞台并为着某种舞台而思考的。这种舞台的宗旨较少是把“怪异”似真化（在舞台剧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更多的在于展示，空间（舞台—大厅）和实践（严肃的游戏）不是由似真性主导的（对于游戏空间之外、亦即对于书本空间之外的读者、消费者来说，一切都变得很真切）。这种无与伦比的戏剧显然就是对文本实践的隐喻，而游戏被宣称为唯一可能拯救具有似真化功能的种种纯真：“服务生，这种钟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拯救。——那么请给我来一份上帝的残宵。”（I.A.，p.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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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形象必然出现在这种用来表演的文字中：它突出文本工作的各种独特性。文本首先是一部陌生文本：奇异的、另类的、不同于语言本身和“自然原则”，不可触读的、毋庸比拟的、与似真性没有关系。或者是象形问题，或者书写在羊皮纸上，或者是“波努凯莱伊”民族[25]的，或者是中文的，或者是音乐（亨德尔/Haendel），它永远异于我们的语音话语，“完全不能被欧洲人的耳朵所接受，以含混不清的节段展开……”（I.A.，p.115）更像数字而非书写文字。仅有的并不奇异的、比较真切的法文文本是书信，亦即瞄准直接理解或者更多地瞄准某种市场的种种信息（例如那些战俘们寄给亲人、要求保释他们的信件）。市场本身之外，法文书写展现为某种数字（韦尔保尔与弗罗尔之间的信件）或用来破解某种无法理解的文字（“波努凯莱伊文”）。文本还是某种重组运动，某种通过毁灭而生产的“热流”。路易丝的机器就是这种功能的典型形象：首先，这种创造来源于路易丝读过的书籍，它可谓文本的某种置换；其次，它的运行本身具化为把它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做一遍，把毛笔已经划过的东西用铅笔重写一遍。“铅笔自上而下地在白纸上疾动，沿着先前毛笔开辟的同样的竖格。这一次丝毫不用调色板，不用调换工具，不用调配颜色，不用这些延误工作的程序，工作进展迅速。出现在背景上的风貌依旧，然而它的兴趣现在变成次要的了，被前场的人物所取代。从生活中即严格的习惯中拿来的肢体动作，拥有奇异风趣的身影和酷肖的面容带有作者希望的表情，时而阴暗，时而欢快……尽管街头的装饰对比鲜明，素描给人以某种街头热流的准确思想。”（I.A.，p.209；黑体字为我们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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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能不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出对文本工作的隐喻呢，文本工作穿越话语（毛笔画），吸收它并在某种狂热的肢体动作中取消话语，然后凝结为某种新印象，尽管已是其他印象，但依然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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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本实践与某种目的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能量没有任何关系：它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仅生产它自身的死亡，而任何目的在于把它固定在某种已产生效果（似真性）上的阐释都外在于它的生产空间。于是死亡形象辩证性地与机器形象结合起来：文本也是会死亡的，与生产者一样。毛塞姆书写西德拉的死亡证，而卡尔米嘎埃尔则撕毁土著文本，“可恶的文本使他想起了令人心焦的和枯燥无味的工作的漫长时光”（I.A.，p.454；黑体字为我们所加），以结束无与伦比者的探索，结束鲁塞尔的叙事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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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毁灭、毁灭和消除意义上的文本生产力的词义并不蕴涵作为在某种典雅的孤立中自足的“文学性”的任何文学文本的词义。这样一种判断将与“文学”作品的某种似真化阅读相同谋，我们已经展现了“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的局限性。恰恰相反，这种设置把我们带向某种规律，现在是宣示这种规律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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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生产力是文学（文本）固有的衡量尺度，然而它并不是文学（文本）本身，如同每种劳动是一种价值固有的衡量尺度却不是价值本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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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堪当解决固有的衡量尺度/产品、劳动/价值、生产力/文本之间的这种落差的大任。倘若它们像鲁塞尔的所有文本一样，是对语言运行的某种接用（某种再生产，某种替身），它们所模拟的，已经不再是似真性的言语（似真性的功能是在《非洲的新印象》的词汇层面、语义层面描述的），而是通过话语的书写行旅（《非洲的新印象》的问题是将被读作文本的联结问题，是体验语词之间种种间隙的无言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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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与似真性的问题无关，它们不是瞄准某种效果的信息：它们不讲述任何探险经历，不描写任何具体的现象，不发现任何先于它们的生产性的真实。作为不奔向任何方向、而是消磨于从语词到形象之路途的话语结构，《非洲的新印象》是回避我们的重大预设的某种努力，这种重大预设是：信息，是认出先于构建某实体之实践的这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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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种种不同的系列，作为反义词罗列的系列，作为非综合性会聚的系列，《非洲的新印象》的语义结构被读作某种效果（似真性信息的效果），我们上文里已经看过，这种语义结构揭示了作为似真化基础的语义形象的对立义素的会聚。然而还有，而这次则发生在文本行旅本身，编织着《非洲的新印象》的这些对立物的系列出现在一个关键事实上：文本的生产力摧毁着真实性、似真性、真实性投放；它是某种非真实，某种生成中的矛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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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的句法结构是对似真性句法规则的某种挑战，亦即是对主谓语句链接和它所决定的各种结构关系、对谋篇和线性化的挑战。其实，《非洲的新印象》的每一节都至少包含一个典型句子；但是这个句子淹没在其他句子、意群或节段的物质性此起彼伏中，这些句子、意群或节段构成一个多分支和多层次的楼梯，层次之间被种种括号所切割（或相连接）。这种指代性联结（enchaînement anaphorique）使得（句子、叙事和任何可能的结构）结构分崩离析，而代之以能指的链接而非结构性链接[26]。这些从它们的括号里（直至9个）拿来的指代犹如真正的闪电一样，一下子就击碎了结构的平面——在那里，每个节段都派生于整体或另一阶段——，摧毁了主谓直线，如同这种编织晨曦的职业或者如同路易丝的机器一样，而建构了某种无限的空间、某种无限的体积、某种无限的运动。括号间的这些半径光线在如此揭示了文本生产力的指代性、贯穿结构性运行之后，一步一步又逐渐回到了主谓结构，允许我们阅读某种结构性语言（似真性语言），或者甚至指出，似真性存在于文本工作层面以外的另一层面。让我们更清晰地解释鲁塞尔在《非洲的新印象》中触及的这种双重线索（生产力/似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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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文学”产品的结构和交际言语的结构（话语=自然原则）就被连接在认识理性里（在智识化的各种逻辑格式里），在一种结构的每个实体里，就存在着另一结构一种（唯一的）应和，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上边赋予两种结构的阐释叫做同构性。我们知道，如果一公理网络的所有模式相互之间都是同构的，那么这个逻辑网络就是所谓的单构逻辑。似真性效果是我们这种智识体系的单构逻辑公理网络内部两种言语结构（文学言语结构与交际言语结构）之间的某种同构性效果。在我们的知性的单构形态中，不可能借助于从同一象征体系中拿来的格式来规定某种逻辑外结构（某种不真实的“文学”产品）的特性。因为这些格式的每一种甚至连同它的否定形式都已经是这种主导思维的（话语）逻辑网络的某种后果了，那么每种格式对于该逻辑网络所设定的每种阐释就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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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非洲的新印象》的文本的生产性不适用于某种描述性的文学理论。它所要求的对于它的知性化是多构形态范畴的。在这种多构论中，人们永远不能既想着某种结构，又想着某种否定，既想着某种符合“原则”，又想着它的对立意见，既想着某种语法规律，又想着某种“指代性”的“逃避”。显然，这种多构形态使人们想起了单构形态，并且不能没有后者。例如在我们的情况里，《非洲的新印象》的任何躲避了语法栅栏（逻辑栅栏）的形象，都可以用单构形态来表达，它不能从后者那里推演出来，因为：（1）派生程序将会碰到种种非结构的空集：指代性跳跃；（2）它将无限冗长，因而将不是一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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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打碎经典句子（似真性句法）的结构和言语的相似化（似真性的语义）的结构时，《非洲的新印象》所投入叙事的文本的生产性是在某种不能压缩为语法规范（逻辑规范）、而我们在其他地方[27]称作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语言空间里运转的。正是在被理解为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诗歌语言里，似真性的概念被放入括号之中：在服从于某种确定的言语结构之图式的某种确定的言语领域，它是有效的，因而，当一种单构的确定言语（哲学、科学解释）收回文本生产力的无限性时，它必然会重新出现。但是，在这种无限性本身，它并不能通行，因为在上述无限性中，任何“验证”（符合某种语义真实或句法的派生性）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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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可以把我们称为“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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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作为某种生产（Pt）而拿来的文本，人们无法建立某种系统的和建构性的程序，以确定从Pt里拿来的某种格式是否具有似真性，即是否拥有：（1）Pt里的派生性的句法特性；（2）可认证真实的语义特性；（3）所承受效果的意识形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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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本生产力的观念把我们放置在某种思维层面，后者使我们想起数学家们定义为某种基本上不可确定的理论[28]。如果说这个术语引发了歧义（在其他语境里，它意味着一假设的真理或谬误是永远不可知的），“不可确定”概念对于我们却有某种巨大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逻辑学里，根据这个术语的终极蕴涵，“我们可以接触一般逻辑的所有道理，但是对于一定的逻辑公式，没有经过几个步骤的程序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或不是一种道理”[29]。与文本的生产力关联起来，“不可确定”概念蕴涵着下述思想，即写作程序（文本的工作，进行中的思想）外在于证据和验证概念。那么，似真性如果不是任何单构体系之证明和验证的潜在可能性又会是什么呢？文本生产力的“真实”是既不可以证明也不可以验证的，这意味着，文本的生产力属于似真性以外的另一领域。写作实践的“真实性”或中肯性是另一秩序的问题：它是不可确定的（不可证明的、无法验证的），并具化在生产行为的完成之中，亦即在把反义词或矛盾语词置放在关系中的程序中自生和自灭的写作行旅的完成之中。这种不可确定的生产力不能从属于文学产品的任何描述性理论都浸透着的某种验证性（似真化）程序，因为“当语词关系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设立时，知性也不理解这种关系；例如在指示个性主体也是非个性的和普遍性的主体的判断句中，它甚至忽视了系词的性质”[30]。它属于某种辩证逻辑，后者把任何实践（书写实践只是一个典型）的中肯性都基本上设想为仅与它自身同一的某种程序（因而也与程序和实践概念同一），这里的自身作为绝对的（辩证的）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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