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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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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复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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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实质是肯定非实证性地触及我们时代之文学工作已经客观宣示的某种问题的结构方法的权利，但并不回避象征运行的复杂性。通过这种做法本身，与现代文本的阐释宏论相决裂，我们知道，这些宏论曾经滋生了种种神秘的和晦涩难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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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的实质还是，带着如今逻辑学赋予我们的这种机器，窥视被现代的文本实践严格认可的我们关于诗语中否定之独特定位的见解所允许的认识论蕴涵。问题就在于勾勒诗语通过话语逻辑所开辟的这种另类空间（不作为完成产品，而作为某种仪器、某种活动、作为某种意义生产），而从这种话语中拿来的某种理性主义是无法设想这种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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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诗贬低为某种异常的理性主义面对我们称作复量的表意空间无能为力时，那些哲学和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辨则更多地试图宣布它为不可知的。我们无意就这两种交替意见发表拙见。我们面对着我们这个世纪的言语实践（现代派诗）所催生、而科学机器（逻辑学）理应触及的某种客观现实。（尤其因为这种机器在科学的其他分支中已经接触过由某种不同于直至19世纪人们所熟悉之逻辑学的某种逻辑所主导的种种领域。）科学机器与语言试验所得出之发现的这种接近并不瞄准对“任何神秘之任何钥匙”的发现。然而，在有关新标示（垂成分结构，在我们研究中的非综合性会聚）所蕴涵之认识论价值的调查性思考的陪伴，我们有可能推动我们关于象征运行种种新区域的认识。因此，我们暂且放弃表意的耦合层面（诗语所指中的否定类型）。我们重续已经引入分析的我们的认识论考察，尝试借助我们已经了解的诗语的否定性知识的启示，看看人们是如何阐释否定方法对于非诗歌言语之构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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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思考说话者主体的构成时，在他自己的基础上，即在潜意识微妙地出现在某种意识判断的基础上，发现了否定活动，发现了Verneinung（法语译为“否认”）。当主体否认其潜意识的承载（当潜意识说：“我恨您”时，主体说：“不要以为我恨您”）时，我们面对的是重复被排斥物（“我恨您”）、否定它（“我说过我不恨您”）、但同时又将其包含在内（仇恨还是被排斥了）的某种活动。这种运动让人们想起了黑格尔的Aufhebung，设置了黑格尔否定活动的三个阶段，并明显是在Aufhebung这个术语（=否定、取消和保存，即“从根本上提起”）的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得以表达的[30]。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运动就是判断的构成性运动：“否认是对排斥的某种否认，但并非因此而是对被排斥者的某种接受。”否定对于他成了“在排斥地方及其后续地方允许某种初级独立并因此而独立于乐趣原则之约束（Zwang）”的方法。显然，对于被理性主体的问题性所萦绕的弗洛伊德而言，否定不是启动某种“不可觉察”和“不可确定”之行为的某种取消行为，而恰恰相反，是构成理性主体、逻辑主体、蕴涵着话语之主体的举措本身；亦即符号的问题性。如同伊波利特（Hyppolite）所建构的那样，否定发挥着“作为显性化象征性之基本态度”的作用，它“拥有产生思想之智慧和地位本身的真正功能”。一旦有某种否定——Aufhebung，符号就构成了，而与之一起构成的还有说话和判断主体。换言之，只有从主体=话语=符号的场域开始，才能找到否定=Aufhebung的活动。弗洛伊德自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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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理解否认的方式非常对应的是，人们从潜意识开始的分析中未能发现任何“不”的意思，而从自我一侧对潜意识的辨认表达为某种否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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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否定行径是“智慧”亦即是符号思想（话语思想）的起点本身。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要指出，Aufhebung的三段运动正是构成黑格尔所界定的“符号的金字塔”的相同运动，而这一运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找到了它的科学落脚之地。三段式否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0—1逻辑运行的话语、符号的思想、说话者主体，这些就是这个逻各斯的世界的相关的——和同谋的——若干术语，在这个世界里，弗洛伊德仍然勾勒了某种叛逆区，即潜意识（和梦）。然而这个区域更多地呈现为话语的某种坚实的基础，而非通过话语的某种出路，因为正是从逻辑话语（这里的非诗歌话语）及其主体的优越视点出发，潜意识的概念才被锤炼为承担着残余角色的活动典范，在那里，活跃着话语里没有的种种活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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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诗语中否定的独特性吧。从作为诗语所指特征的非综合性会聚和调节诗语语象的这种垂成分结构开始，我们就被引导到下述思路，即诗语这种象征运行的特别类型揭示了人有关能指工作的某种特殊区域；它不是符号和主体的区域。在话语之逻辑律被动摇的这个另类空间里，主体解体了，代替符号而建立起来的，正是互相取消的种种能指之间的碰撞。这是一种被普遍化的否定性活动，但是它与构成判断的否定性（Aufhebung）没有任何关系，也与判断内部的否定（0—1逻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否定性，那些古老的哲学例如佛教窥见了它，并把它指称为“śunyāvadā”[32]。某个“零度”主体、非主体前来承担了这种自我取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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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符号学的工作类型，我们有某种“客体”需要捕捉，那就是诗歌文本，它代表着先于文本（产品）的意义的生产力（语义活动）：“我的思想在自我思考”，马拉美在他的书信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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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零度”主体外在于由符号所主导的空间。换言之，当符号的思想消失了，当符号与外延的关系被压缩为零的时候，主体就消失了[33]。让我们颠倒一下吧：只有当某种符号思想通过赋予自己种种“次要的”或“边缘的”、服从于符号（服从于理性原则）的现象（“梦”“诗”“疯癫”），补偿被符号的统治所遮蔽的符号实践之并行的多元性时，只有在这种符号思想里，才有“主体”（且因而人们不能谈论潜意识）。零度主体（这里，我们看到“主体”概念被偏移到何种程度）不依靠任何符号[34]，即使我们从我们的理性空间出发，只能通过符号去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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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零度主体活跃的这个“空白”空间是与说话者主体所主导的我们的逻辑空间相对立的一极，那么诗歌的符号实践加上它的种种独特性，就变成了这两极在某种不停息的相互靠近的运动中会合的场域。这样，复量空间——我们在与说话者主体一侧相对立的另一侧、在这种空白（及其零度主体）的边缘所发现的诗歌空间——就是我们文化的神经性阵痛的空间，在那里，作为规范话语的符号思想与这种不需要某种逻辑主体而运作的运行之间的连接发生了。这种形态是想表达下述思想，即在我们看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通过拉康而迂回），复量是在为了从主体之建构中读出他的解构、从文本的建构中读出话语的解构、从书写文字的建构中读出符号之解构而活跃的元素的途径上形成的某种概念。这种形态还为了说明，诗语这种复量并非一定处在潜意识（以及所有相关的概念，例如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实践，符义分析应该从其不可压缩的独特性中研究它，不要把它分解到话语和/或符号的逻辑学（0—1）中，也不要分解到它们的“拓扑学”中（参照系—所指，能指；意识—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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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层次的划分不包含任何等级，也不蕴涵任何贯时性。它是某种共时运行的某种线性化。因此我们以为，我们图式（见图3）的两个侧面是互相交叉的，而话语的运行浸透着复量，如同诗语的运行被话语的规律所圈定一样。我们仍然给出了这种简化的图式，以强调这两种符号实践的不可压缩性，并喻示着符义分析建构符号实践之多元性的某种非压缩性类型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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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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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经验再次捕捉到了从符号到非符号、从主体到非主体的这种恒久的过渡，这就是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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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的巨大海滩展现在试图从语言内部捕捉到其思想工作的人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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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把诗挖掘到这种程度，我碰到了两个使我失望的深渊。一个是虚无，我并不熟悉佛教，但却到达了虚无的境界，而我居然甚至能够信仰我的诗并重新投入工作，这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思想曾经让我放弃的东西，我对此表示过分的歉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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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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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相当长一段面向虚无的下坡路，以便能自信地谈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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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探索里，由于话语逻辑一度被悬置，它使自我（主体）黯然失色了：随后某种突然的再现（通过镜子）对于重构自我（主体）和逻辑（“为了思考”），对于复量式举措作为“是”与“非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某种综合的完成，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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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承认，但仅向你一人承认，只要我的胜利依然张狂、霸道，我就需要在这面镜子里观照自己并思考，而倘若它不在我向你写信的这张桌子前，我就会再次变成虚无。这是为了告诉你，我现在是无人称性质的，而不再是你所认识的斯特凡了，而是精神世界通过先前之我自我检视和自我发展的某种能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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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去掉这段陈述文里一个宗教时代的表达习惯，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对诗语这种综合努力的犀利分析（当马拉美谈论他的诗歌生产时曾经用过“在综合的时代”），这是以义素（以言语的对话、互文性）的应用为一方、以逻各斯及其逻辑交际律为另一方的永远不曾完成的综合（“非综合性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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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了以数学方式对我的梦的反证，后者先摧毁我，然后又把我重构起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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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野里，象征工作（“诗人”的工作）卸下了某种实证主义（和/或柏拉图主义）阐释加在它头上的装饰性无足轻重或抽象性异常的重负，而呈现出其独特符号实践的全部重要性，这种独特的符号实践在某种否定性运动中，同时否定了话语和来自这种否定的东西[39]，并指出下述事实，即外延性话语实践仅是可能的符号实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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