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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表意手段的数字功能：抽象数表意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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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拥有所有权力的原子，通过裂变和结合而变形为影子、热能、黑暗和话语。当话语之终极原子——paramanu——的自身权力显现时，它们被某种耦合的努力置于摇晃状态，于是便聚合为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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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为了展示语法的宗旨，语音才拥有了意义。但是那些动词词根等，在孤立状态下，对于日常用法，却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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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里（Bharthari，5e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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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可用单位衡量的某种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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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10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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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里，无限数不是整数，而无限小数不是量值。我的形而上学把它们驱逐出它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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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无限小的数量视为有用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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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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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指的现代科学把承载着某种意义并可以在一结构中与其他成分结合、该结构一劳永逸地赋予它某种意指的实体，作为自己的基础成分。人们希望从语词中看到这个实体，而这就是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起点。今天，结构语义学近乎专断地从一词素内部分离出种种义素，这些义素只是一些“理念”，没有任何物质支撑和其他立足的理由，只有统计担保的说话者的直觉（格雷马斯［Greimas］，佛梯耶［Fottier］）。分配式分析一边在保留语词作为实体的同时，通过考虑语词的语境关系同时也考虑句法而定义它的意义（哈利斯/Harris及其继承者：阿普瑞斯让/Apresjan就谈论“句法的意指”）。但是，在上述两种情况里，语词能指的完整性没有受到置疑：语言意指的任何理论都没有攻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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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种相当不同的尝试似乎在分解这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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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尝试是布拉格音位学派（音素学派）的尝试，它超越语词的完整性和表达力[12]，甚至把声音也分解了[13]，在语词的音响表面只保留了语言中具有区分功能的对立性特征。音位（音素）得以被定义为“语词物象上的语音标记”或者如下：“语言的音位不是声音，而仅仅是汇集在一起的音响特征”（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黑体字为我们所加）。显然，音位学研究没有建立在某种能指理论的基础上，且在它们所处的实践层面，也不瞄准某种意指理论。然而，语词的雾化和语言调查确定以语言中分离出来的音响能指为对象，可以让我们预见到，关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思想是从那里找到它的起点的。事实上，雅各布森（Jakobson）所建立的音位（音素）与印度语法学家们所谓的“sphota”、而我们定义为音位概念的再界定因素（第二层面的界定因素）[14]之间的关系，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遗憾的是，音位学的膨胀损害了它的理论深化。人们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在结构主义里，观察到某些音位学原则在意指方面的照搬，这种照搬的先验理念是，意指是独立单位的某种对偶式组合。这种方法从如此构成的场域中排除了作为发展的意指问题，同时也排除了它的再界定问题，并导致了种种“部分”组成某种“整体”的统计性质的和机械性质的意指观：这种观念如今支配着结构语义学并使它在文本面前变得很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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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配有关意指之言语的实证主义之外，我们对意指的最早认识归功于某种极有分量的贡献，这就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贡献。拉康试图“展示能指是如何实际进入所指的，亦即以何种形式进入所指，这种形式因为不是非物质化的，就提出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问题”[15]，拉康把字母定义为“具体言语向语言借鉴的物质支撑”，定义为“能指的基本上被区域化的结构”[16]。拉康重新激活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思想（《释梦》［Traumdeutung］），把它激活为字谜和象形文字，他不仅强调能指对意义的“预期”作用，而且全新地界定了表意手段与意义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扶持关系（insistance）而非具化关系（consistance）[17]。躲避在能指下面的所指的这种不断提升的结点可能是以字母形式出现的表意文字，或以表意文字形式出现的字母，意即众多表意手段散落在文本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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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一书应该置于通过被行动中突出的某种意义所摧毁的某种能指而探寻意指的这些理论之中。似乎在否定他自己的符号理论一样，索绪尔发现了他以为是某个首领或神的名字在文本中的播撒[19]。能指的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复量”，它一劳永逸地打碎了语言客体的封闭性，并使它向着我们开始时提到的这种双重背景开放，这就是基因文本的生产。如今，人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索绪尔错误地把专有名词当作复量化的核心而赋予它特殊地位。然而他正是通过这一“错误”而发现了似乎调节任何文本书写的某种律条，我们可以把这个律条定义如下：某种具体的表意功能通过给定之文本能指的全体而膨胀，后者排除作为意指基础单位的符号和语词。复量主义把某种具化为一个或若干个字母（或音素，在这里，它们是区分标记而非表达）的最低表意功能确立为起点。这种功能发展为某种文本节段，对后者而言，句子不是某种界限。在这样一种视野里，不再有“产出”也不再有“表意链条”，因为没有并列出现的种种“单位”。反之，字母成了现象文本给予基因文本的“物质支撑”，或者更上一层楼，成了表意程序的聚焦（“能指的结构基本上被局部化”），成了无限生产得以凸显的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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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想把我们关于《数论》的言语放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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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生产的能指通过穿越和僭越语词和句子、符号和结构而把表意的某种无限性安排[20]为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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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的无限性”意味着已经记录的或未来的语言结合的所有可能性，诸如不同语言和不同表意实践已经使用的或还将使用的表意手段的无限资源。在这种词义里，“无限”不是一种剥夺性的、否定性的概念（而它在希腊哲学和现代哲学里则是这样的概念，见a-peiron和a-leteia），因为它不是某种缺失，而它什么也不缺少（亚里士多德说：“无限就是永远缺点什么的东西”）。由于这一事实，它在现象文本中物质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为自己繁殖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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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的无限性从中得到凸显的“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是现象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最小的表意集。一个“集”要构成，可以拆散语词或者不遵守它的边界，或者囊括两个词素，或者把另一词素破碎为音素，目的在于把它带向某种不确定的意义系，某种不确定的、但却永远可以从不同文本和文化中找到的成义过程。这种表意集呈现为某种“单位”，指示某种不确定性，它更多的是某种显而易见的多元性，因为它被局部化和具体化。在我们思考的这种场域里，我们称作某种“表意集”的东西，不再现某种“本质”或某种所指，而标示着表意无限性的某种多元性的和偶然性的分配。出于这种理由，我们说这种最小表意集拥有某种数字功能，并与象征体系中被指示为“数”的东西相同化。文本没有在符号层面通过反馈到参照物或所指而构成相关物，而是把玩能指的数字功能，它的不同的集都属于数字范畴。这种能指，文本的能指，乃是囊括一切的某种抽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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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同化要求做下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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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数都被视为结点，那里标示着差异化的、非均质化的无限量。数是科学和神秘的诞生点，是它们的差异点，但有时也是它们的聚合点（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数作为无限中的切口，“聚焦到点上”的某种无限，乃是最早的组织运动，亦即最早的去除标记和排列运动。这种运动与单纯的“表意”不同，我们不妨这样说，它涵盖更广泛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表意”可以被理解并安放在它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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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义分析就这样进入符号的内部，发现了表示无限量的抽象数，后者安排某具体数（书写符号集和义素集），然后赋予它某种参照系或某种参照义并把它变成符号。标记、结点、安排、指示/指代等，这些就是抽象数的功能。棍棒、切口、绳结、贝壳、果核等，这些就是最初的数（公元前4000年，玛雅人用绳结和绳束来计数）。整理棍棒（公元前3000年，在玛雅人那里，或10个棍棒等于一捆，或20个棍棒等于一捆）已经是对无限量的排列和数字化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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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数就不代表也不意味什么东西。除了模仿（模拟和艺术）和“理念”之外，因而也除了从其形而上学意义上拿来的意指和真实以外，数没有外部，也没有内部。它并非由它之外的其他事物引发、生产、造成。作为展现为有限量之无限，数是指代性质的，它的功能就是指示多元性，把它分而解之（塔拉愚玛拉人计数时一边计数一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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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演进中，数的概念承受了多重变化（负数、虚拟数、有理数、无理数、伽卢瓦［Galois］的同构群、库默［Kummer］和狄德金［Dedekind］的理想数等[21]），其认识论的澄清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22]。然而我们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数的两个观念很感兴趣，它们对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的一般思考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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