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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5.1 语言能力与交际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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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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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Saussure）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语言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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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语言学理论也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分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又译“行为”、“运用”）两个方面，前者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说话人/听话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即在人脑中内化的关于语言的规则系统的知识；后者是语言知识在适当场合下的具体使用，大致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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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语言观不同，两者所提出的“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角度也不同，但都同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言语/（语言）表现”，而是“语言/（语言）能力”，即人脑中的那个抽象的符号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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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时，指的就是那个符号系统的能力。因此，当我们认定一个人的二语能力时，关注的就是他对目的语符号系统的掌握程度，而二语教学的内容自然也是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那个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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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从不同的语言观出发，认为语言是一种“做事的形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晓的形式”（a form of knowing）。它同样采用二分法，把语言分为“语言行为潜势”（linguistic behavior potential）和“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人在语言行为方面被允许做的事情的范围，后者是说话人实际说出的话语，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言语/（语言）表现”。那么，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语言）能力”相比，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行为潜势”已经大大超出了前者的范围，而是把语言使用方面的规则系统，即基于语言使用环境的交际和语用规约包含了进去。这一思想，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交际能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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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交际能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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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是由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1970）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除了“语法”（指语言知识）能力以外，语言能力还应该包括“语境得体性”的能力，即交际能力。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语言能力=语法能力+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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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1972）在其《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扩大了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的“交际能力”概念，提出了系统的“交际能力”理论。他对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概念进行了抨击，批评他的狭隘的“（语言）能力”概念是一种“伊甸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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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个人潜在的语言“能力”（capacity）包括语言“知识”（knowledge）和“语言的使用能力”（ability for use of language）。而他的“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这种交际能力由4项参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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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能性（pos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即产生合乎语言结构规则的句子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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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行性（fea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即产生可以让人类大脑解码的句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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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即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正确语言形式的能力，相当于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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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用性（performance），即产生符合本族语者习惯的话语的能力，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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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海姆斯（Hymes）看来，一个人的交际能力不仅应包括语言知识方面的能力（可能），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可行），社会文化（得体）和使用概率（实际出现）等方面在内的一种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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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理论的提出，被称为是继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理论之后的又一场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二语习得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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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语教学方面，这个理论引起了教学法和教学内容的变革。首先，它很快作为反传统语言教学思想的观点，构成了“交际教学法”的主要理论基础，产生了“意念/功能教学大纲”（notion/ functional syllabus）以及“交际教学大纲”（communicative syllabus）等。其次，它也促使外语教学重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语用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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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对海姆斯（Hymes）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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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1980）发表《第二语言教学与测试中交际模式的理论基础》一文，提出了新的交际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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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能力，指了解语言规则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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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语言能力，指了解社会文化规则和语篇规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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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策略能力，指保持交际渠道畅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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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巴奇曼（Bachman，1990）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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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能力，包括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的“语法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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