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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6.1 跨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和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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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对二语习得研究传统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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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人们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兴趣点基本上是在一语向二语的迁移方面。尽管后来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新概念，一般也是指一语对二语的单向影响。针对这种影响，人们通过分析学习者的中介语，从心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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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单向的二语习得研究传统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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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双语现象的单语者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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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简（Grosjean，1989）等学者认为，把学习者语言中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看作偏误，是出于一种“单语偏见”（monolingual prejudice）或“双语现象的单语观”（the monolingual view of bilingualism）。也就是说，从单语母语者的立场出发，把学习者的语言与单语母语者的差异一律看作是需要校正的“偏误”，这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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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母语者（native speaker），近10多年来争议越来越大。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库克（Cook，1999）将“母语者”定义为“一个仍然说童年时期学会的语言的单语的人”。这个定义将语言在个人发展中的优先性和使用的连续性与语言学中通常的简化假设“母语者是单语者”结合了起来。这也不排除一个人是不止一种语言的母语者的可能性，如果他/她在童年时同时习得了这些语言的话。但是，根据这个定义，对一个二语使用者来说，成为一个二语的“母语者”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二语使用者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和那么多的二语习得研究者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们的一个原因：“按照定义，学习者的语言是匮乏的。”（Kasper&Kellerman，1997）换句话说，既然母语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那么二语学习者将永远达不到“母语者水平”；尽管他们早已成为二语的使用者，但同时也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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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观念，格罗斯简（Grosjean，1989）认为，人类的某一个群体不应当因其他的人们不属于自己的群体就评判他们为“失败者”，不管是依据种族、阶级、性别还是语言。人们应该通过其作为二语使用者的成功而不是通过其未能像母语者那样说话而被衡量。习得一种二语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二语使用者，而不是被算作一个母语者。二语习得研究必须公平对待其研究对象——懂两种语言的人，而不能将其从属于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二语使用者是拥有其自身权利的一个人，而不是别的某个人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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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则指出，要得出世界上单语母语者的精确数字是很难的。相反，要为学习或使用二语的人们找到一些数据倒是稍微容易些。以英语为例，1999年，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曾宣称世界上有10亿人正在学习英语，包括日本所有12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地方都出于某种用途而使用英语（诸如学术杂志和网络）；许多从未遇见过母语者的人互相通过英语进行交流（例如做全球业务的商务人士）。一些几乎根本不把英语作为母语来说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特意用它作为“第一语言”；其他国家（诸如尼日利亚、喀麦隆、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它作为官方语言。撇开英语不谈，比如开普敦、伊斯兰堡或布鲁塞尔的大部分人都在其日常生活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单语母语者远非人类的典型特征，并且在世界上越来越难以找到，即使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这可能难以证实人类实际上大部分是由二语使用者组成的，但是至少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如果单语现象被当作是人性的正常情况，那么二语使用者就可能被看作单语现象的语言学的脚注。然而，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或使用者，单语者不论在统计数字上还是在人类潜能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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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二语习得和双语现象研究的常用手段是依据“平衡双语者”（the balanced bilingual）或是“精通双语者”（ambilingual）来看二语所要达到的标准。例如，托利彼奥（Toribio，2001）将平衡双语者定义为：“拥有两种语言的类母语能力的说话者”，并且将衡量二语使用者的标准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双语者的母语者语言能力”。库克（Cook，2003）对此评论指出，这种母语者语言能力的构建可能在一语习得中是合适的，因为所有人类都能得到它，但是理想化的双语者语言能力的概念可能是极其误导人的，因为几乎没有二语使用者得到这种能力。有多少人能在其语言使用语境的一个合理范围内获得两种语言的类母语技能?如果根据他们像两种语言的母语者那样运作的能力，而不是根据他们使用两种语言的整体语言能力来下定义，那么他们只是例外，而非二语使用者的典范。使用一个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母语者尺度，会在将来（如同过去所为）使我们对那些在两种语言之间远非类母语的而数量占压倒优势的二语使用者视而不见。母语习得研究是研究大多数人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单语的“莎士比亚们”的能力。二语习得研究同样也应该研究典型的二语使用者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双语的“纳博科夫[1]们”（Naboko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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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观点。格罗斯简（Grosjean，1989）提醒人们注意：“The bilingual is not two monolinguals in one person”（双语者并非集于一身的两个单语者）。换言之，双语者的语言能力不应该被看作两种单语能力的简单相加，而应该结合使用者的整个语言总藏来进行判断（Grosje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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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还认为，如果二语使用者是一类不同的人，那么二语习得研究的兴趣应该是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不是他们和母语者比较出来的缺陷。库克（Cook，2002）将二语使用者的特点描述为以下四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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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单语者不同，二语使用者还使用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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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语使用者的二语知识通常不同于母语者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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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语使用者的一语知识在某些方面与单语者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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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语使用者拥有不同于单语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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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解释了为什么他更喜欢使用“二语使用者”这个术语而非“二语学习者”来承认一个人使用语言的能力而非永远都是一个“学习者”，总是承认同一个人在其语言身份的各个不同方面可能既是“学习者”也是“使用者”，这是因为多元语言能力导致将二语使用者看作具有自身权利的人，而不是单语母语者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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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2）还指出，对母语者标准的信念是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很少被研究的一个原因。倘若被发现的任何差异不被看做是一个关于缺陷的事情，那么二语使用者与母语者之间的比较可能是合法的。而这种比较法的一贯使用，妨碍了二语使用者语言的任何独特的特征得到观察，因为只有在母语者语言中出现的那些特征才会被搜寻。例如，多少年来，这导致了一种观点：成人或儿童的语码转换应当受到谴责而不是赞赏；比如简纳西（Genesee，2002）曾讨论过幼儿的语码转换如何被解释为是一种混乱的标志，而不是熟练的二语使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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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二语对一语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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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语言影响的方向方面，凯科斯克斯和帕普（Kecskes&Papp，2000）指出，有证据表明，二语也可以对一语的不同领域施加一种重要的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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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孔（Balcom，1995）在针对懂英语和不懂英语的两组法语母语者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他们在法语被动句可接受度（acceptibility）判断中表现出的差异，也就是，对同样一个法语被动句的例句，不懂英语的法国人倾向于不可接受，而懂英语的法国人则倾向于可以接受，这反映了英语对法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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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科斯科斯（Kecskes，1998）在针对学习现代语言的匈牙利中学生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英语对被试在结构完好性方面的母语技能的发展和使用产生了一种有益的效应。换言之，英语学习促进了匈牙利学生在母语使用中更重视结构的完好性。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提高了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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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弗兰科（Pavlenko，2003）针对在美国的俄罗斯移民“I feel clumsy speaking Russian”（“我说俄语时感到笨嘴拙舌”）的现象，将他们的话语跟莫斯科居民的话语做了对比研究，发现他们在词汇和语义、形态句法以及语言框架等方面均存在英语对俄语的影响。这说明，在美国的俄罗斯移民身上，英语对俄语的效应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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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库克（Cook）组织了一次特邀的“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效应”国际研讨会，并于2003年出版了论文集《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效应》（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Cook，2003）。这些论文通过使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对象语言显示，懂得其他语言的人们的一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不同于与其同类的单语者的那种语言，这些差异对二语习得研究、语言学以及语言教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显示了这个问题在两方面的影响程度，即不仅影响到从词汇到语用的所有语言范围，而且冲击了通常由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发的种种当代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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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克（Cook，2003）分析，长期以来人们忽视研究二语对一语的效应（effect），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研究者总是对非高级的二语学习者感兴趣。在二语学习的开始阶段，跨语言影响大多是单向的，即从一语到二语。其次，二语习得研究以针对英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为主。为研究工作提供数据的高级英语学习者往往是到英语国家的外来移民，英语知识对他们的事业成功和融入新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种知识的发展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的母语状态，则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没有把研究者的兴趣提高到与前一种兴趣相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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