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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170532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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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第二章 宫廷和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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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拜占庭的大都激发了穆罕默德二世重建这座城市的计划，他投入了大量精力鼓励商业发展、迁徙人口进城以及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最先开始的一个项目是建皇宫，就是后来叫做埃斯基宫的。但这座建筑马上就被壮观的托普卡帕宫所取代。后者坐落在市中心的高处，俯瞰大海，成为地标性建筑。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苏丹们都是在这里处理国事。后来他们迁到多玛巴切宫，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更适合现代化生活方式。在这里发挥统治作用的苏丹是权利的象征，他们的生活反映出帝国的繁荣、财富和实力。帝国的威望体现在他们身上，而帝王的奢华也维护了帝国的形象。普罗大众呢？他们对苏丹有赞成的、有羡慕的，也有不满的。苏莱曼一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君王。他1566年去世时，人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伟大诗人贝奇为他所写的挽歌感动了很多人。1他的儿子穆斯塔法在普通民众和社会上层中都深得喜爱，2他被处死使人们悲伤万分，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纪念他的诗歌。3为了参加穆拉德四世（1623-1640）的葬礼，拥挤的人们使通往墓地的道路无法通行，而他去世那一天所带来的悲痛，使人感觉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样。4格拉克是哈布斯堡王朝大使馆的牧师。他有一段这样的记录：1574年11月，在索菲亚清真寺举行的隆重的周五祈祷仪式上，穆拉德三世（1574-1595）带着“全然的尊敬和毫无疑问的谦卑”向穆斯林问好，得到群众的热烈回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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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人们心中享有盛誉，是一位慷慨、公正、公平又智慧的统治者。6可能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煽动大众情绪的场面，只能出自官方历史记载中歌功颂德的描述，或者作者为了得到奖赏所作的阿谀奉承——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历史作者，克里托布洛斯因此获得某个岛屿的总督职位就是一例。但是同样的评价也出现在其他的佚名历史记载中，其中包括没有奉承意图、更倾向于批评，甚至出自西方来源的。格拉克对穆拉德三世的评价就是如此。他的观点，完全不受奥斯曼宫廷左右。奥斯曼苏丹要想统治伊斯坦布尔，就不能忽略居住在其中的人民。所以赢得这样的评价至关重要。苏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互为共生的：由于苏丹在这里的存在，这座城市成为都城；而他作为成功的苏丹所具有的权力大小，则取决于他被这里的普罗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苏丹都在外部宣传和形象展示方面大力投入。他们要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地感受到公义的存在、让这个城市以及整个帝国的人们都拥有胜利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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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无所不在的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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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在谈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奥斯曼统治者因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取得了对传统帝都的所有权，就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让自己躲在托普卡帕宫的高墙之后，开始过上一种按照拜占庭传统，使人不可企及的恺撒式的帝王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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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本人怎样并不重要，关键是奥斯曼整体对这个位置的符号意义的需要占了上风。苏丹的个人意义在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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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测至少是部分地来自西方的记载。他们把十五世纪以来的奥斯曼苏丹描写成遥远而与世隔绝的形象，说他很少离开王宫的圣所在公共场合出现。有趣的是，按着实际情况，这样的观点与路易吉·巴萨诺，这位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住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人所说的不同。他说苏丹每周都会游行参加周五的祷告仪式，在公众面前出现，并与他们互致问候：“就是这样，大土耳其君主每周五都露脸。有人谎称说他从来不露真面目，完全不是这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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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苏丹参拜清真寺，摘自埃德蒙多·迪·艾米西斯（Edmondo di Amicis）所著《君士坦丁堡》（巴黎，1883），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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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深居简出、拒人千里之外的统治者形象，并不代表伊斯坦布尔苏丹政权的实际情况，也不是奥斯曼人记述中所反映的。苏丹拥有很高的透明度，他频繁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普通百姓面前。这些百姓“喜欢各种场面和豪华的游行”，9经常以各种形式参与皇家庆典和表演。确实如此，按十六世纪奥斯曼作者拉蒂菲的记述，伊斯坦布尔人经常能够一睹高层和尊贵人士的风采。对他们来说，布衣平民、区区小人的价值甚至不如一条狗。10公众传令员经常高声呼喊，以吸引百姓的注意力，使人知道这是帝都的独有特性。所发布的消息包括，苏丹的圣旨、命令、开战通告，或者苏丹的死讯及登基，11例如1566年有关塞利姆二世(1)的事情，他们就高喊说，现在，苏丹塞利姆大汗的时代开始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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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每周五都会露面，很少有例外。比如当穆拉德在执政晚期不这么做的时候，当时的年代史编者斯拉尼奇曾经严格审查他的这个决定。13在来去清真寺的游行途中，苏丹接受人们向他致敬，他也向他们敬礼以作回应，他还听取他们的请愿和要求。苏丹们也参拜祖先的陵寝；在登基的时候去埃于普（Eyüp）(2)敬拜；拜访大臣；或者去埃斯基宫参见家族里的女性长辈。埃斯基宫是原来的皇宫，现在成了前苏丹家眷居住的地方。他们还会到博斯普鲁斯海峡(3)畅游，或者去城里城外无数的花园和亭台楼阁游玩。他们还会搬家。塞利姆三世（1789-1807）皇室一家每年的四月末或者五月初会搬离托普卡帕宫到贝西克塔斯宫避暑，然后在九月末或者十月初的时候再回来过冬。他们出门打猎、巡视皇家舰队，还视察军队。在所有这些时候，他们都是抛头露面、平易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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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张扬和展示，有利于确定其正统性；有时更是为了强调苏丹的宗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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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被称为哈里发。(4)这种称呼直到1924年才废除。苏丹形象的展示也是为了表现军事力量以及胜利的气势；这种奢华和富有的派头，还能在拜访大使和其他客人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因被奥斯曼威势地位所带来的华贵和丰富所震慑而大感敬畏。即便是在帝国垂死的日子里，人们已经从心里对其厌倦的时候，14这种奢华展演的习惯一直到最后一位苏丹仍然被认真保持着，因为这对苏丹统治合法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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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苏丹想从任何看不见的气场和现象里获得合法性，还不如说他的合法性已经无法避免地与他要常常露面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穆拉德三世和多数的苏丹相比，是不喜欢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即使是他，也不得不偶尔在一些场合离开王宫。他的御医多曼尼科写道：“这样，他的臣民能看到他，就不会想着谋反了。”15这种视觉上的需要在国家早期的时候如此，在1453年后的帝国时期仍然有必要。早期有必要，部分原因是缺乏政权更迭的一定之规，一位看不见的苏丹只能产生不安和不稳定。正是这个原因，在1421年穆罕默德一世驾崩的时候，大臣们竟然隐瞒了他的死讯。苏丹当时躺在床上，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但他的儿子穆拉德二世无法及时赶到，他就要求大臣们不要声张他死亡的消息，并让他们预备处理将要产生的麻烦。尽管大臣们努力想把一切安排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是士兵们开始感到不安。根据早期史学家阿奇克帕萨扎德的记述，他们开始询问“我们的领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总见不到他？”大臣们回答说医生不允许苏丹出来。这没有让士兵们感到满意。其实呢，苏丹是露过面的，是一个年轻人躲在他的尸体后面，负责活动胳膊。耶尼色里的军官们看见捋胡子的苏丹，就安心回去处理自己的事物了。而尸体则被迅速抬起，由大家护着飞奔回到王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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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让大家看见很重要，而是在京城看见才真的重要。就在大维齐尔伊沙克帕夏退休回到塞萨洛尼基之前，他建议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说，如果他希望长久做苏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非有足够理由，否则就待在伊斯坦布尔不要离开。17都城里没有苏丹所造成的影响，在十七世纪晚期当苏丹住在埃迪尔内的时候，变得清晰起来。苏丹不在，城市遭难。这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废墟”。由于缺少政府管理，整个都城被庸碌之辈和无赖之徒掌管，而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的大维齐尔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打猎上，而不是国家的管理上。18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对伊斯坦布尔的秩序和那里的人民，既不作为也不关心。伊斯坦布尔被抛弃在那里，孤独、混乱、无人在意、无人记得。19即使求和的外国大使需要在伊斯坦布尔接见，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仍然会在协议签订之后马上返回埃迪尔内。都城被再次抛在那里无人眷顾。正如得福特达·萨利·穆罕默德帕夏所写的，伊斯坦布尔很明显地，还要继续被排斥在国之统治者的视线之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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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照的，埃迪尔内逐渐繁荣起来。新建社区如雨后春笋、度假客舍和住宅区应运而生。从穆罕默德四世执政（1648-1687）以来，埃迪尔内不经意间从第二大城市悄然成为都城，取代了伊斯坦布尔的首席位置。皇家的大型活动现在都是改在埃迪尔内举行。穆罕默德四世的儿子穆斯塔法二世和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的割礼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同时还举办了十五天的庆祝活动。三千名贫穷的男孩也由国家出钱行了割礼，还有食物分发给穷人和富人。21此后不久，他的女儿海蒂丝苏丹结婚，又有一连十五天的庆祝活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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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穆斯塔法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改变更大。他不仅让儿子在那里受割礼，还在1695年他登基的时候将他的母亲从伊斯坦布尔迁到埃迪尔内。23他的三个女儿还非常小的时候，应该是四到五岁，也是在那里结的婚，他还下令为她们修建宫殿。大维齐尔侯赛因帕夏将他在登萨河(5)旁购买的一栋楼献给苏丹，还新建了一个亭子和一个水池。这件事令伊斯坦布尔居民深感不安。他们预感到这是亚丽丝(6)（位于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岸边的避暑胜地）在埃迪尔内的开始，这代表着伊斯坦布尔地位的削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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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导致京城里产生各种怨言和不满。关于苏丹女儿婚礼的花销传出一些流言，说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家庭都要为此纳税。25重要的宗教官员以及其他高层人士抱怨说这些开支是对国库金钱的浪费。实际上，还有传言说埃迪尔内要变成帝国的都城了。26民众可以接受苏丹冬天在那里度过，27甚至像穆罕默德四世那样因为狩猎再待更长时间也可以，然而苏丹完全从都城消失，夺走其荣誉和豪华场面，则是不能接受的。对于那个时代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奈玛而言，穆罕默德四世即使长时间不在伊斯坦布尔，但他从没有抛弃这座都城。他经常回来，他“没有将其人民置于绝望之中”。与之相反的是穆斯塔法二世。他“已经完全将这座城市从他脑海中清除干净”，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埃迪尔内将是他居住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伊斯坦布尔的居民“所有的希望和盼望都破灭了，他们陷入了绝望”。28这个局面最终在1703年结束。那一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埃迪尔内事件。根据奈玛的记载，伊斯坦布尔的居民因他们的城市失去中心地位而倍感绝望，29便联合起来，开始反抗。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反对苏丹不在都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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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三世是第一位在埃迪尔内风波之后回到伊斯坦布尔登基的苏丹。他在埃于普举办登基典礼之后，曾途经埃迪尔内门。这件事让富人和穷人都非常满意。30他每个周五都去不同的清真寺做礼拜，31这使他在城市不同的地方都保持较高的可见度。这种作法的作用可能很大。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哈茂德一世（1730-1754）在成功镇压了帕特罗纳·哈利勒反叛，并推翻艾哈迈德三世之后，他也在登基之后紧接着的那段时间每周五都去不同的清真寺做礼拜，先是去的法提赫清真寺(7)，然后是苏丹皇太后清真寺(8)和巴耶济德二世清真寺(9)。32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是在类似的动乱情况下登基的，他会在1808年斋月期间的最后晚祷时，去不同的清真寺。33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其他苏丹也沿用了这个做法。穆罕默德三世在登基之后首先在周五祈祷的时候去了圣索菲亚清真寺，34然后，他在随后的周五又去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10)和巴耶济德二世清真寺。35因此，这种做法就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好让新上任的苏丹获得更好形象，而不仅仅是动荡时期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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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原因如何，统治者在都城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做法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一件事。苏丹不在时，这个城市了无生气。没有了苏丹，或者按当时的历史学家帕塞维所说，至少是没有了穆拉德四世，“整个世界都变得空洞乏力，人民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只有当他从1635年的埃里温战役回来时，他们才恢复生机、面带笑容。36当苏莱曼一世1554年结束在伊朗的战斗返回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新生，沉浸在无边的喜乐当中”。37这些人在几年前体验过类似的喜悦，那时也是为了庆祝他的凯旋，人们在街市上欢呼雀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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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丹们离开都城经常与战争有关，而他们返回的时候也无一例外地与庆祝胜利相连。但是，苏丹并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代表。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苏丹开始使用哈里发这个头衔。虽然只是在困难时期他们才会大量使用，但的确是帮助他们更牢固地抓住宗教合法性这个观念。苏丹作为宗教领袖出现在人们面前就这样也变得重要起来。从帝国欧洲领土来到这里的富裕朝圣者，他们不必前往麦加，而是停在伊斯坦布尔看看“伊斯兰哈里发的脸”就行了。他们观看他往来于周五祷告的游行中，如果一次没能看清楚，他们会住在城里再等一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满意为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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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苏丹的位置毫无疑问的确含有精神层面的内在意义，但与哈里发这个称呼并不一定有联系。于1512年去世的巴耶济德二世被称为“韦利”（Veli），即圣人。根据穆罕默德三世时期的谢赫伊斯兰(11)（şeyhülislam，伊斯兰教长）霍卡·塞迪丁先生的记载，穆罕默德三世曾言之凿凿地说，巴耶济德坟墓里取出的土壤治好了很多疾病，在他坟墓旁所做的任何祷告都蒙应允。40这种灵界的能力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奥斯曼一世（卒于大约1324年）的侄甥艾多哥，人们相信如果让马匹绕着他的坟墓转三圈，这马匹就能够治愈。41这种灵异特点在很久以后人们仍然将其附着在苏丹身上。卡比是十九世纪初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记述中给马哈茂德二世戴上了这样的灵性光环。那是两个不同的故事，说的是两个不同的女人。她们因为食物质差量少咒骂了苏丹。于是就变瞎了。经过这些事以后，“苏丹的神性和圣洁的权能广为流传，成为尽人皆知的真理”。42人们还普遍相信，如果苏丹在因瘟疫而死的人的葬礼上祈祷，那么瘟疫就会离开整座城市。人们还盛传，马哈茂德在1812年的斋月期间出席了圣索菲亚清真寺举行的一系列葬礼祷告仪式，据说他在这么严重的瘟疫盛行的时候出现在这些葬礼上，就是因为人们心里存着这样的信念。43根据当时的作家阿卜迪记载，苏丹本人可以释放有效咒语。他记载了艾哈迈德三世在被迫退位的时候，利用这种能力给他所诅咒的人带去灾祸，包括死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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