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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857年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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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印度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参加斗争的除农民等下层民众和心怀不满的封建王公地主外，还有军队中的印籍士兵，他们的待遇在19世纪50年代初明显变坏。印度人民反抗斗争的集中表现，就是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这一年3月29日印度士兵潘迪（Mangal Pandey）打死三名英国军官，揭开了起义的序幕。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5月10日晚，北方邦密拉特的印度官兵首先举义。他们杀死英国军官，烧毁营房，释放被囚的爱国者。5月11日，起义者占领德里，推举已经无权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为领袖，组织了反英政权。与此同时，印度各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王公，如那那·萨希伯（Nana Sahib）、拉克湿米·芭伊（Lakshmi Bai）等亦纷纷举起义旗。起义在其高潮时曾蔓延到印度全境的2/3地区。殖民政府紧急集中各地军队，并从锡克人、廓尔喀人中招募士兵，由英国派来的总司令坎贝尔统领，组织了有计划的反攻。大多数追随英国人的地主王公也站在殖民政府一边。经过近两年的英勇斗争，一度声势浩大的民族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给了英国殖民者以空前未有的打击，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印政策。1858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由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同年底，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宣言，保证排除种族歧视，维护信仰自由，尊重王公权益。这说明英国对印政策中增加了安抚怀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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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的觉醒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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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出现了近代工业，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随着英国殖民者一同进入的资本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初叶就影响了知识界，造就了最早的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对印度的现实和殖民者的压迫有所不满，于是开始思考并致力于印度现状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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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莫罕·罗易（Ram mohan Roy）是印度最早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活动家。他在1804～1814年间做过东印度公司的税吏，亲眼目睹了殖民机构压榨印度人民的现实。长期的生活经历也使他认识到印度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需要改革。1815年他组织“友爱协会”，开始宣传一神思想，反对印度教童婚、多妻、寡妇殉夫、种姓歧视等陋规，主张妇女接受教育。1817年，他创办了印度第一所现代类型的学校“印度学院”，将其办成培养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摇篮。几年后他又创刊了《明月报》和《镜报》，把它们办成宣传改革思想的阵地。在启发民众的同时，他也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为了进一步推动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罗易在1828年创立了“梵社”（Brahma Samaj）。梵社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几经分裂，但通过它的37种报纸杂志，通过建立学校和其他活动，它在改革方面的确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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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也日见突出。在宗教和社会改革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改革运动也开始了，出现了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伦纳德（Mahadev Govind Ranade）等民族主义理论家。他们指出，印度的贫困和经济落后，是财富大量外流，资本无从积累和英国对印度民族工业极力压制的结果。到19世纪80～90年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它们提倡使用国货，反对向印度纺织品收出厂税，并提出改革立法机构，使之更多地容纳印度人的主张。与此同时，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印度民族力量壮大和联合的趋势，明白靠镇压维持在印度的统治已经过时，只有积极投入并引导这一趋势才是明智之举。其代表人物就是已退休的印度高级文官休谟（Allan Octavian Hume）。1885年12月28日，在休谟和印度民族主义人士的努力下，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在孟买召开，国大党成立。彭纳吉（Woomesh Chandra Bonnerjee）在主席致词中提出巩固民族统一意识，收集受过教育的人士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意见等建议。大会决议吁请英国政府调查印度行政工作，提出增加地方和最高立法委员会的民选代表，削减军费等一系列要求。初创的国大党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政党。其基本活动为每年在圣诞节后举行一周例会，通过若干决议；而贯彻决议的方式则不外是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或将决议登载在报章上，进行鼓动宣传。在国大党的多年坚持之下，英国不得不在若干方面有所让步。文官考试的最高年龄限制提高了，立法委员会的构成也做了一些表面上有利于印度人的调整。为争取英国公众的同情，国大党1888年在伦敦设立了代理机构，并出版了《印度》周报。1892年，瑙罗吉经竞选进入英国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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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资本输出成为英国殖民者剥削印度的主要方式。投资大量增加，范围亦十分广泛，印度的经济命脉渐为英国所控。弱小的印度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破产和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不断加深，民族主义浪潮十分高涨。国大党内的激进派出现了，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利用1895年纪念马拉塔民族英雄希瓦吉的机会，激进派代表人物提拉克提出了“司瓦拉吉”（Swaraj，即自主或自治）的口号，并以不懈的努力，使它成为国大党的政治纲领。在反对1905年孟加拉分割法令的运动中，提拉克等又提出抵制英货、司瓦拉吉、司瓦德西（Swadesh，即自产）和民族教育作为运动的四点纲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使殖民者在经济上遭到严重损失。它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人民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提拉克成为英国人眼中的“印度动乱之父”，以致四度受审，三次入狱。在殖民者的法庭上，他不止一次义正词严地用事实控诉了他们给印度人民带来的贫困和灾难。提拉克对于印度独立斗争的最大贡献是他教会了印度人民反抗的哲学，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是不可能通过决议和请愿获得的。经过他的反复工作，国大党终于从英国政府的推崇者变成了它的反对者，实现了印度民族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性质向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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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穆斯林中开始形成。1875年，赛义德·阿赫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建立穆罕默德英国—东方学院，以培养新一代兼通东方学术和西方科学文化的人才。他要求改革伊斯兰教陋规，解放妇女，加强世俗教育，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是他后来陷入教派主义，认为国大党不过是印度教徒的代言者，而穆斯林乃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不同利益。1906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联盟（All India Muslim League）成立。联盟初期的宗旨是在印度穆斯林中促进对英国政府的感情，郑重地向它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保护并促进穆斯林的政治权利；同影响不断增长的国大党作斗争。但是，随着穆斯林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他们同英国殖民者在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亦大为加强。1911年孟加拉分割法令的取消，以及英国在世界各地表现的反穆斯林立场亦使他们感到幻想破灭。一批称作“青年穆斯林”的年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创办《同志报》、《新月报》等，指出真正的敌人是英国殖民者，呼吁穆盟改变政策，团结国大党，共同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们的代表人物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早年曾参加国大党。1912年，他应邀出席穆盟年会，要求穆盟与国大党团结起来。次年穆盟转变立场，规定其奋斗目标为适合印度国情的自治。真纳亦加入穆盟。1916年，两党实现团结。印度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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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艰难的独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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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大党和穆盟实现团结的同时，国大党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也归于和解。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让步。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颁布，规定议会中选举的代表应占多数；总督的执委会中印度人增加到3个；各省主管教育、药政、渔业和慈善事业等的非关键行政部门交由省督和各部长共同管理，不再对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而仅对总督和省立法委员会负责。从积极方面说，该法案在一定意义上是印度走向自治的第一块里程碑。但激进派占上风的国大党抵制了这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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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成为国大党公认的领袖。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亦为国大党所接受，成为它的总路线。国大党宣布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平手段最终在印度实现全面自治。针对英印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包括放弃一切政府颁奖的荣衔，全面抵制立法机关、法院、教育机构和外货，拒绝纳税，等等。主观方面，它倡导提高自身修养、培养牺牲精神，协商解决内部争端，积极购用国货，普及手纺手织等。国大党的号召获得了普遍的响应。1921年威尔士亲王访印受到了全国的联合抵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殖民统治，一度使政府工作接近瘫痪。殖民当局以高压手段对付运动，包括甘地在内成千上万的爱国者被投入监狱，受到残酷折磨。甘地出狱后继续斗争。他穿起农民的粗衣，操着他们的语言，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逐渐把“司瓦拉吉”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口号，转变为千百万农民的群众运动。1930年，甘地组织“食盐进军”，公开对抗食盐专卖法，从者千万，声势浩大，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不合作运动虽然不断遭到镇压，但是它启发了世代受奴役的印度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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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和印度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英国在1935年又颁布了一个印度政府法案，规定中央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任命两个执委会，分别管理防务、外交等关键各部和教育、药政等非关键的各部。各省则建立单纯的责任政府，对省的民选立法会负责。这一法案具有进步性，但它关于中央政府的条文由于各政党互不合作，无法实施而束之高阁。不过各党还是参加了省级选举，各省责任政府也由此而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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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大党和穆盟的矛盾却在加深。早在1922年，两党已经出现分歧，此后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英帝国主义者施展分而治之的伎俩是导致两党分裂的重要原因，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宗派主义者的言论和行动更是迅速地扩大了两派之间的鸿沟。印度教大会主席萨瓦尔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公开宣称，印度就应该是“印度斯坦”。曾任穆盟主席的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则要求恢复穆斯林在宗教、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失去的一切，并在1930年明确表示需要建立独立的“西北印度伊斯兰国家”。渐渐地，连长期致力于教派团结的真纳也成为伊克巴尔理想的坚决支持者。1940年，分治正式成为穆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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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决定“不介入帝国主义战争”。1942年日军占领仰光后，形势危迫。3月，英国派克里浦斯爵士携建议到印，说明准备建立一个印度联邦；联邦在忠于英王的前提下与联合王国及其他自治领处于同等地位。该建议虽为印度提供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机会，还是被印度各派政治力量从不同立场出发所拒绝。不久，甘地提出英国应立即撤出印度，因为照他看来，正是英国人的存在，才吸引了日本人前来侵略。他建议为此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英非暴力运动。但是，殖民当局很快逮捕了国大党领袖，取缔国大党活动，先手遏止了这一运动。1945年5月，丘吉尔批准了总督魏菲尔的临时政府方案。方案建议在中央成立完全由印度人组成的执委会，除总督和军队总司令外，所有各部均由印度人担任部长。由于印度不同政治力量在个别问题上分歧严重，方案又告放弃。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后，首相艾德礼在1946年3月派出一个四人内阁使团访印。使团用两个月时间广泛与各派政治力量接触，然后提出一个新的成立印度联邦的建议，受到普遍欢迎。这项建议实质上满足了穆盟拟建巴基斯坦国的要求。尽管如此，过渡政府中依然分歧很多，无法工作。使团的建议搁浅。1947年3月，最后一任英籍总督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到达德里，两月后提出印巴分治方案。方案为国大党和穆盟所接受。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规定建立“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英国政府将于8月15日把一切权力移交给两自治领制宪议会，对于过去英属印度领土上的政府不再负责；英王对于印度土邦的宗主权也将不复存在；双方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将失效。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保持到1950年1月25日。蒙巴顿担任总督到1948年6月21日。拉贾戈巴拉恰里（Chakravarti Rajagopalachari）继任该职直到1950年1月25日。他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印籍总督。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成立，由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生效。印度与英国脱离一切宪法联系。总督一职终止存在，国家首脑改为总统。第一任印度总统由立法议会主席拉金德拉·普拉沙德（Rajendra Prasad）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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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第四节 现代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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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独立是印度人民艰苦卓绝，长期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它为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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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0～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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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通过的印度宪法宣布了公民的平等权利，规定任何人不因种族、种姓、性别和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废除贱民制度；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等自由权利和受教育以及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政体方面，印度在独立后实行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议会民主制。印度国会是印度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分联邦院和人民院。名义上，总统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实际上，政府各部部长皆由总理提名再由总统任命，掌握国家权力的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部长会议对人民院集体负责。政府由总理组织和领导，但其重大决策必须得到国会批准方可执行。总理由人民院多数党的领袖担任。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各邦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如享有66项独立的立法权和47项与中央共享的立法权。各邦的政治体制与中央亦十分相似，执政的是该邦议会中的多数党。共产党、人民党等都曾因据有多数而在若干邦一级的政府中多次执政。不过，尽管印度政党众多，达200多个，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国大党一直居于无可争议的大党地位。它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多数邦中长期执政。至于国大党内，独立后的50年中，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外孙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共任总理36年，因此尼赫鲁家族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压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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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出任第一届政府总理，并担任此职直到1964年逝世。尼赫鲁主张走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在印度建立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即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建立公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体制，分配上体现正义原则的福利社会。1956年以后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明确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到他去世的时候，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私人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非教派主义者，尼赫鲁十分强调印度社会的世俗化，反对狭隘的教派观念和教派斗争，反对传统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主张妇女权利，要求整个社会关心穷人和贱民。在国际关系方面，独立之初的印度奉行反殖主义，后来立场逐渐转变。1961年，尼赫鲁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此前，在1954年，他还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当年访问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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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国大党议会党团推举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为党团领袖，同时出任政府总理。然而夏斯特里就职不久，即于1966年1月在苏联塔什干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在后来的议会党团选举中，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击败德赛（Morarji Ranchhodji Desai），成为领袖，继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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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印度的阶级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起来。1967年，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农民在印共（马列）的领导下，发动武装斗争。次年，安得拉邦斯里卡库兰县吉里江人也在该党的领导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类似的斗争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国大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该党的分裂。1969年11月，国大党分裂成以英·甘地为首的执政派和以德赛为首的组织派。为了实践竞选诺言，建立“社会主义”，国大党政府在英·甘地的领导下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如对银行实行社会控制，以后更将14家最大的私营银行收归国有；普通保险业国有化；取消旧王公的特权；限制垄断资本；实行新工业许可证制等。这些政策赢得了党内激进派的支持，也获得了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政党的支持。在提前举行的1971年大选中，英·甘地提出“消除贫困”的口号。国大党（组织派）与人民联盟、自由党、统一社会党等组成同盟，希望赶走英·甘地。不料她的激进口号深得人心，使执政派在国会获得68%的席位，地位大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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