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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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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化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说，这种现象违背了尼赫鲁等政治家们主张世俗民族主义的愿望。早在1929年，尼赫鲁曾经讲到，“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但是尼赫鲁的理想至今也没能实现，各种传统社会势力的集团意识反而得到了惊人的增强。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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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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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大党实力下降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的2席猛增到1989年的86席和1991年的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八次到第十三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7%、11.5%、20%、20.3%、25.6%和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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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它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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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是有着深刻社会背景的。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印度人民党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该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主张显然迎合了印度当时的社会思潮，为该党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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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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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治地区化的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历史上的印度始终处于外族入侵和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它几乎从未实现过国家的完全统一，因此也从未建立过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英国殖民主义者声称统一了印度，但在约2/5的领土上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以独立或半独立的形式林立于次大陆。长期的王国林立和地区政治势力割据不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意识、种族意识和语言意识，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有的印度学者指出，各邦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政治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不亚于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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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做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许多代表地区种族主义势力的政党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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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目前，除了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奥里萨三个邦之外，其余所有的邦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地区性政党。在某些邦，如泰米尔纳杜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社会党、新人民党、平等党、印共和印共（马）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90年代以来的几次大选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的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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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坐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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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种姓政治力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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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神学基础。虽然印度教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是印度教社会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传统职能减弱，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种姓的作用却在不断加强。由于种姓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们自然成为政治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政党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种姓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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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5%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左右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为了进行社会动员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把属于同一阶层，有着共同利益，但分属不同种姓的集团，甚至是非印度教的集团都结合在一起。这就使种姓逐渐具有了阶级的性质。与印度的传统社会相比，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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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崛起的政治力量，必然对其他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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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政治暴力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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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至今，印度始终被种族、宗教和种姓问题深深困扰着，这些问题不仅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动乱和暴力冲突，而且威胁着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当今的印度，由种族、教派、种姓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暴力事件已日益成为比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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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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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各种种族问题中，种族分离主义十分突出，且常表现为严重的暴力冲突。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那加人和米佐人先后掀起了反叛活动；70年代末，该地区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萨姆人又爆发了种族暴乱；80年代初期，西北部地区旁遮普邦锡克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人的暴力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到8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些种族或部族都向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提出过地方自治的要求，它们中的激进势力还打出了要求脱离印度，建立独立国家的旗帜。有的种族自治或种族分离主义运动经过政府的安抚或镇压表面上已经平息，但是种族问题与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权利、地位等问题相互联系，彻底解决非常困难。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在一定的时机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冲突。目前，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东北部地区，一些种族或部族分离主义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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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同种族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在印度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邦都发生过当地种族用暴力驱赶外来移民的运动。例如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越来越多的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使该邦的人口迅速增加，加剧了对就业及资源，特别是政府部门职务和土地的竞争。另外，大量的移民改变了该邦政治力量对比，使当地阿萨姆人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1979年大选前夕，阿萨姆邦爆发了大规模的驱赶外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种族骚乱和种族屠杀事件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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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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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这个多宗教的国度里，几乎存在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是起源于印度本土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犹太教以及巴哈依教则被看做外来的宗教。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特别被印度教的极端势力所不容，因为它们分别是外国征服和殖民统治的产物，而且其信徒大都是原来信奉印度教的改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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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但最为严重的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印度独立后实行了世俗主义的建国原则。国大党政府对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穆斯林防止再度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选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穆斯林在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的境况，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就职的人数以及在国会和邦议会的议员数，都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并公开化。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公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这反过来又在印度教徒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并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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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广。据统计，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5年为238起，1980年为427起，到1985年时又增至500起。教派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也从1978年的110人增加到1980年278人。早先，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大多发生在北印度，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南印度，而且越来越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过去，教派冲突一般仅限于城市，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1988年在全国452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88个，到1989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110个。暴力活动的烈度也在升级，比如，1992年在阿约迪亚寺庙被毁后爆发的全国性教派冲突中约有2000人死亡，5500人受伤，其中2/3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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