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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未来之国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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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间,巨人般的巴西一直沉睡着。它,连同它之上蜿蜒墨绿的森林,连同那里的高山、河流以及激荡回响的大海,都不为人所知。1500年4月22日下午,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几艘满载的帆船。在那些白帆之上,画有葡萄牙的红色十字。这些帆船靠近海岸,第二天,几艘小艇率先登上了未知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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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葡萄牙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担任指挥。他们于1500年3月在特茹河口起航,希望能重复瓦斯科·达伽马的传世之旅,越过好望角、找到印度,再现卡蒙斯《葡国魂》(2)中传唱的辉煌。据说由于风向相反,船只偏离了达伽马的航道,漂向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们对海岸的辽阔一无所知,故将此地命名为圣十字岛。尽管阿隆索·平松几乎到达了亚马逊河口,韦斯普奇也许已经到达过巴西大陆,可葡萄牙与卡布拉尔才是公认的巴西发现者。而这一切,似乎只是风浪的合谋。对此,许多历史学家心存疑虑。因为卡布拉尔的随行者中,有一位是达伽马的指挥员,他完全知道准确的航线。而根据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的证言,风向之说也失去了价值。作为当时船上的一员,卡米尼亚声称船队偏离佛得角时,并未出现极端天气或强风干扰。既然船队偏离好望角向西航行并非受到风暴影响,那么便是卡布拉尔有意为之,或者是国王秘密授意,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早在正式发现巴西之前,葡萄牙王室已对巴西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里斯本大地震摧毁了相关档案,能够揭开这一谜题的证据也不复存在,人们将再也无法得知巴西发现者的真实姓名。或许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葡萄牙曾派舰队勘探这块区域,并在返航之时带回了新的消息;又或者早在哥伦布之前,葡萄牙宫廷已经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这样一块土地。这些假说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无论得知怎样的消息,葡萄牙都会避免惊扰自己善妒的邻国;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葡萄牙王室将一切有关航海扩张的消息视为国家机密,对于走漏风声到其他强国的人处以极刑。地图、司南、航海日志和旅行报告,都同金银一样视若珍宝,封存在里斯本藏宝库中。而发现巴西的消息,尤其不能提前泄露。因为按照教皇诏书,佛得角西面一百里格(3)以外的地方均归西班牙所有,而巴西恰在这个区域之内。若在那时将巴西公诸于世,增加的只是邻国的疆土,而葡萄牙则一无所获。为此,在取得这片区域的统治权之前,葡萄牙不会公开发现巴西的消息。葡萄牙王室需要通过合法手段,将这块新土地从西班牙手中夺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在发现美洲之后,西葡两国于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则提供了这一保证。该条约大大扩展了葡萄牙的领地范围,将其从佛得角以西一百里格扩展到了三百七十里格,而这一区域恰好包含了尚未发现的巴西海岸。倘若这次扩展只是巧合,卡布拉尔又怎么会恰巧偏离航道来到这里,而不是偏向其他地方,根本就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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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葡萄牙早就知道巴西存在,是葡萄牙国王秘密指挥卡布拉尔向西偏移,并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将这一发现称为“神迹般的奇妙巧合”。同样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其中之一便是舰队记录员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给国王的汇报。他们意外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或振奋,只是平淡地陈述事实,仿佛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另一位记录员没有留下姓名,记录方式却完全一样,对这件事只说是“令人开心的发现”。没有一点得胜的喜悦,没有任何其他的猜想。同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不同,没有人猜测可能到达了亚洲。这种冷冰冰的报告,与其说是有了新发现,倒更像是确认已知的事实。而如果能够证实平松到达了亚马逊河北部,那么卡布拉尔或将永远失去巴西发现者的荣耀。不过既然尚未找到相关文件,我们便依旧认为是在1500年4月22日这一天,巴西踏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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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登陆的航海者而言,这块新大陆的第一印象非常美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洁净,果实丰硕,居民友善。在卡布拉尔发现巴西的一年之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来到这里,赞美道:“如果尘世中真有天国,那一定离这里不远!”之后无论谁来到巴西,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大发现者受到了原始居民的热情招待。他们浑身赤裸、毫不掩饰,裸露的身体直面世人,“如脸庞一般天真无邪”。尤其是这里的女人,不仅身材曼妙、十分顺从,而且不问对象(这一点也受到后来殖民者的赞扬)。是她们让船员忘记数周的压抑。那时,他们并未对内陆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或占领,因为卡布拉尔在完成了这个秘密使命之后,还要继续履行他的官方目标,尽快到达印度。他们在巴西一共停留了十天,于5月2日启程向非洲进发。在此之前,卡布拉尔指派贾斯帕尔·德·赖默斯率领一艘帆船沿巴西海岸向北探查,然后返回里斯本报告大发现的消息,并带回了一些新大陆上动植物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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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秘密指派还是出于偶然,卡布拉尔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宫廷愉快地接纳了这一消息,但却没有特别兴奋。葡萄牙正式告知西班牙君主,以确立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然而,这块“没有金银,甚至连金属都没有”的土地起初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葡萄牙发现了太多土地,占有了世界上太多地方,已经穷尽了这个小国的能力。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又确立了它对香料的垄断,仅此一项就是无比巨大的财富。里斯本人知道,在卡利卡特和马六甲,有无数的奇珍异石、绫罗绸缎、珠宝香料,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正等着他们去掠夺。而将东方文明古国丰饶的财富掠为己用的野心,则给葡萄牙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勇气,在世界历史上鲜有比拟。连《葡国魂》也无法使我们理解这次远征,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葡萄牙期望用几个人、几艘船同时征服三块大陆及所有大洋。这个小国,两百年前才从摩尔人手中取得独立,国库毫无储蓄可言;它的国王,每准备一支舰队,都不得不向银行家与商人请求借贷。葡萄牙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无法同时向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非洲人、土著人开战,不能在三大洲的所有地方建立殖民地和防御工事。然而,如奇迹般,葡萄牙释放出了全部力量,无论是骑兵还是农民。哥伦布曾经气愤地声称:在葡萄牙,连裁缝都离开作坊、告别家人,投入到远征的队伍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无论是何职业,都奔赴港口。尽管按照若昂·德·巴胡斯的名言,“海洋已经成为葡国人最大的坟墓”,他们却无所畏惧,因为“印度”一词拥有更加神奇的力量。对国王来说,一艘从宝库返航的帆船能够弥补十艘沉船的损失;对个人而言,与风暴斗争、与死神较量能够为自己取得财产,更能为子孙谋得富贵。既然世界宝库的大门已被强行打开,自然没人愿意继续留在祖国的“小房子里”。这种举国一心的愿望给了葡萄牙狂热的力量与巨大的勇气,使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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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番激情与狂热之中,“发现巴西”这一重要事件竟被忽略了。卡蒙斯的史诗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千万行诗句之中,巴西的存在与发现只占了寥寥数语。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不仅为葡萄牙带回了绫罗珍宝、奇石香料,还带回了一个重要消息:当地首领与酋长的财富,比这更要多千百倍。与此相比,贾斯帕尔·德·赖默斯带回的东西是多么无足轻重!五颜六色的鹦鹉,几样木材标本,一些干果和令人沮丧的消息——别想从这些赤裸的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没有带回哪怕一粒金子、一块宝石、一袋香料;而这些东西,只要一点点,就抵得上整片的巴西木林。奇珍异宝只靠枪炮就能轻易取得,而巴西木的树干,却需要经过砍伐、刨锯、运输、贩卖。即使“圣十字岛”(或者“圣十字地”)藏有潜在的宝藏,也需要常年的勘探与发掘。可对葡萄牙国王而言,为了归还之前的借贷,财富必须马上兑现。他必须将船派往印度、非洲,派往东印度群岛,派往遥远的东方。因此,在非洲、亚洲、美洲三姐妹中,“圣十字地”便成了李尔王的考狄利娅。尽管在父亲面前饱受歧视,在灾难面前,却只有她能保持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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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沉醉于辉煌的成就之中,起初并没有注意巴西。这是当时情形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自然不能燃起民众的热望。德国和意大利的地理学家在地图上随意勾勒,在海岸线旁写上“巴西”或者“鹦鹉之国”;毕竟“圣十字地”上的荒芜与翠绿,根本无法吸引航海者和冒险家的注意。然而,尽管曼努埃尔国王没有时间与财力开发这片土地,也决不会让其他国家占去分毫。因为巴西守护着通往印度的航线,更因为沉醉于冒险与征服的葡萄牙帝国,希望将整个世界揽入怀中。通过不懈努力和非凡手段,葡萄牙说服西班牙承认其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一区域归葡萄牙所有。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块土地——它们需要的只是钻石、黄金——可两个国家却差点为此大动干戈。不过,它们马上意识到这样做非常荒谬,因为双方都需要人手去开辟从天而降的新土地。1506年,西葡两国达成一致,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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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如今已经无需畏惧。可法国,由于在西葡分割世界时未能尝到甜头,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染指这片广阔的土地。在尚未有人居住的海岸旁,有越来越多来自迪耶普或勒阿弗尔的船只。它们来此砍伐巴西木。那时,巴西港口还没有葡萄牙的驻军,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盗窃行径。葡萄牙的合法权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法国只需三五船只、少许装备,就能征服整个巴西。保卫广阔海岸的最佳方式就是殖民。葡萄牙国王要想将巴西归入囊中,就必须派葡萄牙人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广袤的国土尚未开发,诸多可能性都等待着双手去创造、去探索。而每一个到达那里的人都会向葡萄牙呼唤,请求派来更多的人。这种呼唤由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巴西历史,“人,人!”就像是渴望成长的自然之声,为了完成真正的目的,为了成为伟大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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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这个人丁稀少的小国,如何找到那么多的殖民者呢?葡萄牙在扩张之初,至多拥有三十万成年男子;其中最勇敢的十分之一,早已登上甲板扬帆起航;而这些人中,十有八九已经牺牲,或葬身大海,或身染重疾。村庄已经废弃,田野已经荒芜,想要找到水手士兵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冒险家也不愿意去巴西。而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贵族、军人、骑士——也拒绝前往。因为他们知道,在“圣十字地”没有黄金、象牙、玛瑙,也没有令人向往的荣耀。原始丛林同人类文明相隔绝,文人学者又能有什么作为?而商人面对赤裸的食人部落,又如何做得成生意?一艘前往东印度的船只足以弥补上千倍的风险,可往返巴西一次,能带回怎样的货物呢?那些最贫穷的农夫,宁可种原有的农田,也不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承担被食人族吞掉的风险。在所有的贵族、富商、文人、政客中,没有一个愿意到这道荒芜的海岸。因此,最早在巴西定居的人,不过是滞留的水手或是叛逃的士兵。出于偶然或懒惰,这些人为殖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生育了无数的混血儿,无数的“玛麦鲁古”(4)。据说他们每人都有三百个后代。可最终,这里只留下了几百个欧洲人,尽管当时已经探明的土地已经同欧洲差不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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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葡萄牙帝国不得不采用西班牙试行过的流放制度,强制推动巴西移民。地方法院接到通知:倘若罪犯愿意前往巴西,则可以免除刑罚。何苦要让监狱人满为患,还要用国家的钱供养他们?最好将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在新大陆度过余生。毕竟在那儿,他们还能有些用处。就好像高效的肥料,自身虽不干净,却能够最有效地滋润土壤,促进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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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愿来到巴西的只有刚刚受洗的犹太人。他们不带手铐脚镣,不为污名所累,没有刑罚在身。但他们的自愿也不纯粹,还夹杂着恐惧与逃避。在葡萄牙,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虔诚,更是为了逃避火刑。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阴影。那么,趁着宗教法庭的毒手还未延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最好及时抽身逃往新大陆。受洗或者仍未受洗的犹太群体在港口定居,他们才是这里最初的殖民者。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新的基督教徒不仅最早组建家庭,而且率先开展商业活动。凭着对全球市场的了解,负责对巴西红木的砍伐与装运。这是巴西当时唯一的出口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许经营权由国王授予其中的一名殖民者——费尔南·德·诺隆亚所有。无论葡萄牙还是外国船只,都常常来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自伯南布哥到桑托斯一带,渐渐形成了许多小型的沿海村落,也即未来城市的雏形。此时大大小小的舰队经过多次探索,已经到达拉普拉塔河并绘制了海岸线图。然而,在狭长的海岸背后,巴西那无边无际的国土,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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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三十年间,巴西发展缓慢,而且慢得危险。为了得到木材,新港口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却没有经过葡萄牙的许可。1530年,葡萄牙国王终于下令,向巴西派遣一支小型舰队,由马丁·阿方索·德·索萨担任指挥。舰队刚刚抵达,便当场擒获三艘法国货船,并在第一时间向君主汇报那已听说了无数次的观点:倘若不想失去巴西,就必须进行殖民。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国库一直是空的。印度的驻军、非洲的要塞、必要的军事供给,都在不断消耗着葡萄牙帝国的财富与能力。若想殖民巴西,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取得了良好效果,即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促进殖民进程。既然巴西国土尚未有人居住,便将它分为十二个长条,每一条赠与一位公民。受赠者需要在其领地上种植开垦,吸引更多的人居住;而一切收益都归受赠者所有,且其后代享有完全继承权。获赠的每一块领地都是一个真正的王国——都比葡萄牙国土还大,有些甚至抵得上法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本国已经一无所有的贵族,在印度战争中功勋卓著而要求奖赏的将军,抑或是像昂·德·巴胡斯一样让国王对他心存感激的史官,所有这些人都在分封的行列。每一块巨大的领地都包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开垦土地,间接地为祖国捍卫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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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既无组织也无计划,但作为最初的殖民尝试,却极其慷慨。受赠者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只需承担很少的义务,便可以自由铸造货币,拥有完全的领主权利。如果能够成功吸引大批人口居住,他们子孙的财富将堪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可是,这些受赠者大多已不再年轻,为了替国王效命,他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如今接受这块赠予的土地,只当是留作子孙的遗产,并没有精力进行殖民。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只有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原名为新卢济塔尼亚)两块领地得到发展,这要归功于种植甘蔗的明智选择。而在其他地方,由于领主的无所作为,劳动力的缺乏,土著人的仇视以及陆地与海洋上的各种灾难,很快便陷入到混乱之中。整个海岸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他们彼此隔绝,意见不一。既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防御能力,更没有要塞与士兵。在领地之上,无论是凶猛的敌人还是狂妄的海盗,都肆无忌惮、随意劫掠。1548年5月12日,绝望的路易斯·德·高雅斯写信给国王:“……若陛下不尽快救助巴西海岸与各处领地,不仅我们会失去生命与庄园,陛下也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葡萄牙向巴西提供统一的组织力量,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只有国王派一个全权代表作为巴西的最高长官,并配备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及时恢复秩序,将正在四分五裂的巴西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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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巴西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葡萄牙国王及时听到巴西的呼救,并于1549年指派多梅·德·索萨为最高长官,在巴西设立首都,建立中央政府,掌管巴西全境。首都地点不限,但最好在巴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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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德·索萨早在印度与非洲就已展现过非凡的才能。除了必要的随从之外,他还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流囚。他们将成为城墙内外最早的居民。建造城市的必要材料一到港,每个人立即投入到建设之中。只用了四个月时间,便修起了城墙及防御工事,拆掉了破败的泥草房,代之以教堂别苑。他们在临时政府大楼里设立了两个行政处,分别用以管理首都与殖民地。为了司法的公正及实际的需要,他们还建起了一座监狱。这也是一个警告,预示着从此之后,一切法令都必须严格执行。在每个人心中,他们再也不是被祖国遗忘抛弃的流人了,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需要遵守国家法律,能够受到军队保护。有了首都和中央政府,巴西终于获得了头脑与灵魂,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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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德·索萨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囚犯。他们或举起武器捍卫领土,或操持工具建设家园。然而,这一千个人的价值却仅仅体现在身体与力量之上。对于巴西的命运而言,他们的重要性还不及六个衣着朴素、身穿黑袍的人。国王派他们随多梅·德·索萨一起,在巴西提供精神劝解及导引。这六个人带来了最珍贵的、也是这片土地和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传递了一个思想,并借此创造了真正的巴西。这六名耶稣会士怀着尚未偃息的最初活力;因为他们的教派是如此之新,正饱含着热切的心愿,期许证明神圣的教义。他的创建者依纳爵·罗耀拉尚且在世,凭借钢铁般的意志、炽烈真挚的激情和与目标相契合的热望,成为了自治自律的表率。同所有的宗教运动一样,在还未取得成就的最初阶段,耶稣会士克己清修、严谨自律,其程度之高、要求之严为后世所不及。在1550年,无论在精神还是世俗层面,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耶稣会都还未能像之后几个世纪中那样取得权威。而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将降低人类精神的纯洁,正如某个党派的独裁一样。一无所有的耶稣会,无论个人还是整个教派,其思想都是精神性的,丝毫未受世俗沾染。最好的时刻来临了。因为他们最大的目标,便是通过思想争战,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统一的宗教团体。而一块新大陆,便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1519年,在沃木斯议会上,狂热的德国人点燃了宗教改革的战火,近一半的欧洲大陆背离了天主教会。基督教,这一从前的“世界教派”,几乎只剩下防守的气力。倘若能够征服这突然出现的新世界,令它皈依真正的古老信仰,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将是多么巨大的优势啊!鉴于耶稣会士对金钱特权一无所求,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同意他们在新大陆传教,并允许六名基督战士随军前往巴西。但事实证明他们并非随从,而是真正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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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人创造了历史。在他们之前,所有来到巴西的人,或是为了完成使命,或是为了躲避灾祸;每一个登陆巴西海岸的人,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木材干果还是飞禽走兽,又或是人类矿石,都对这里有所图谋。从没有人想过要回馈这片土地。只有耶稣会士无欲无求、全心全意地为新世界服务。他们带来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带来了常用药品,用以治疗病痛;带来了书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带来了信仰戒律,用以传播教义、移风易俗。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是殖民地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对于历史早期的蛮族和他们邻旁的西班牙而言,殖民就意味着屠杀,或者将土著人当作牲畜;对于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来说,大发现就意味着统治、征服、剥削、奴役。而耶稣会士们却完全不同。按照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5)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些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超越了抢掠的殖民思维,希望能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在所有人之间,树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正因为土著人的生活落后,才不能使他们更加落后,堕落成为牲畜或者奴隶。而应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借助基督之手将他们引导到西方文明之中;应当通过宗教、教育,使这片土地发展成为新的国度。这个卓有成效的思想,最终将巴西由分离的元素变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互斥的散沙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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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显然知道,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他们并非混沌不清的空想家,领袖依纳爵·罗耀拉也不像圣方济各一样轻信人类之间的手足情谊。他们是真正的实干者。依靠每日的修行,他们知道如何蓄积能量,以克服人性弱点的巨大阻力。他们明白世事艰难,任重道远。然而,正因为有着长远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才使得他们能够自始至终区别于那些只顾眼前、用枪炮权力迅速牟利的人。耶稣会士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巴西化”的过程,势必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每一个人更要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生命健康以及全部力量来冒险。而作为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他们也许无法看到任何成就。万事开头难,更遑论这番事业本身的艰辛与无望。可面对着一望无际而未加开采的土地,面对着未受教化的居民,他们的斗志非但没有消减,反而越发激昂。耶稣会士的到来对于巴西是一件幸事,巴西对于他们亦是天赐的宝藏,是他们传教的理想之地。在巴西,他们的活动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无人比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精神连同物质,本质合并形式,毫无秩序的荒野加上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法,便形成了崭新的世界与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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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由更加强大的力量加以完成。这两者相遇之时最特别的惊喜,便是出现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马努埃尔·达·诺布莱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区长委托之后,立即启程奔赴巴西,甚至没有留出时间前往罗马亲自接受会长罗耀拉的指示。他那时三十二岁,在加入耶稣会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然而,诺布莱加之所以能为历史铭记,并非因为其突出的理论修养,而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语言缺陷,诺布莱加无法成为维埃拉(6)一样的伟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谢塔(7)一般的伟大作家。在罗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战士。在解放里约热内卢的远征军中,他是整个部队的推动力量,也是最高长官的策略顾问。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展现出了一名天才指挥的完美才能。他的信件中有明显的英雄义气,证明他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在那些岁月里,仅仅为了勘查探索,他们从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横跨了整个大陆,在忧虑与危险之中度过了上百个夜晚。在那些岁月里,他成为了长官身边的长官,大师之中的大师。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骚乱。在那个时代,巴西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收复里约港口,建立桑托斯与圣保罗,征服敌对部落,成立大学,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劳。诺布莱加开创了一切。他的学生与继任者,维埃拉与安谢塔,在巴西的名声虽然更大,却不过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他们建造的一切,无不在诺布莱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历史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诺布莱加写下了第一页。这双坚定有力的双手所勾勒的笔触,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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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巴西之初,耶稣会士致力于了解当地情况。在传道授业之前,他们愿意先学习。立即有人提出要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只需一眼就能发现,这些人还生活在极其落后的游牧社会。他们一丝不挂,不知道劳作,也没有武器,甚至连最原始的工具都没有。如果饿了,就直接从树上摘、到河里捉;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光了,再换另一个地方。他们天性善良,温顺纯朴;之所以互相争斗,也只是为了抓到几个俘虏,在隆重的场合将他们吃掉。即便这种食人风俗也并非由于他们性格残忍;这些野蛮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囚徒,对他们如丈夫一般侍奉照料,直到将他们杀死的那天。当圣徒们劝说他们放弃食人,他们的惊异多于真正的反抗。因为这些土著居民远离文明社会,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吞掉俘虏就如喝酒跳舞做爱睡觉一样,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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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是耶稣会士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却简化了他们的任务。既然这些赤裸的人们毫无道德与宗教观念,便更容易说服他们。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见,或者受到巫师、圣徒、萨满控制,对传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则恰恰相反。按照诺布莱加的话说,他们温和顺从得就像一张“白纸”,接受一切教化,服从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白人传教士,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友好接待。”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洗礼,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地(为什么不呢?)追随传教士们,让这些“好白人”保护他们免受“坏白人”的迫害。作为专注的实践者,耶稣会士自然明白,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从,他们的祈祷、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传教区域,在圣保罗和第比利萨(8),有时仍能见到食人风俗的复兴。耶稣会士从不浪费时间统计征服了多少灵魂,他们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让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才能得到抚养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这一代人文明开化,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礼仪,或许并非一件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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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学校。他们谨慎地采用了种族融合的办学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有意识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儿童,让他们同许许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断请求送来更多的白人小孩,尽管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切崭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种族融合,他们都极力欢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称作恶棍的迷途浪子与流氓土匪”。他们有意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众领袖,因为土著人在宗教学习中,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更愿意相信肤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与其他人不同,耶稣会士更关心下一代。这些现实主义者目标明确,只有他们能够看清巴西的未来。早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之前,他们已然了解巴西的广袤,并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了严格规划。这是一份长期的作战纲领,永远不得变更。其目的就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这些目标,更应当向这些传教士报以永恒的感激,因为正是他们,使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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