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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朝圣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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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1年(咸亨二年)一位在唐代名气与玄奘不相上下的僧人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这位僧人叫义净,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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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从位于山东省境内的齐州南下,在扬州停留三个月,度过了夏天,再前往广州,并从这里出发去往印度。与他同行的是一位晋州僧人善行。当年十一月,两位僧人登上了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印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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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顺风时,海上的交通非常迅速,不到两旬,他们就到了室利佛逝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室利佛逝是古代南海交通的巨型中转港,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语言)。善行由于染了病,从这里折返回到了国内。接下来的路,就只剩下义净一个人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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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获得了当地王侯的支持,将他送到了末罗瑜国,这里也是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又译“末罗游”“摩罗游”“无来由”等。当义净返回时,这里已经被室利佛逝吞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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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罗瑜停留两个月后,他转向了羯荼国[52]。当年腊月,他再次登船,十几天后,到了裸人国。我们无法考证裸人国的具体位置,但从义净的描述看,这里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这里男人不穿衣服,女人用少量叶子遮体;这里不产铁,但有椰子、槟榔、芭蕉和藤竹;这里的人善用毒器。此外,义净听说从“蜀川”(实际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地区)向西南走,就能到达这里。如果是这样,裸人国就可能位于东南亚的半岛地区。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半岛东南亚在唐朝时已经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区域文明,很难找到不穿衣服的野人了。反而是在一些岛屿,比如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上,还存在这样的原始部族。而该群岛也恰好处于从印度到中国的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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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裸人国继续向西北前行半个月左右,就到了耽摩立底国[53],这里就是玄奘记录过的区域了,也是东印度的南界。[54]耽摩立底国位于现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那波(Midnapore)的塔姆卢格(Tamlūk)附近,古代时恒河从这里入海,因此也是航海的交通要道和起点(或终点)。两百多年前,东晋僧人法显也是从这里踏上归国行程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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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到达的时间是公元673年(咸亨四年)二月初八[56]。在这里,义净遇到了一位玄奘的弟子叫大乘灯,大乘灯也是从南海方向进入印度,说明即便是玄奘的嫡系弟子,也已经放弃了西域道,改走海道了。他们相约从这里经陆路去往那烂陀,有六十几个驿站的路途。在路上,义净得了病,又遭遇了贼,险些无法到达那烂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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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印度待了十几年,遇到了不少唐土的僧人,比如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人。这也表明,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自助游”团体,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学习,与现在的背包客有不少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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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685年(垂拱元年),义净才又按照原路回到了室利佛逝。与玄奘直接归国不同,之后的义净实际上将室利佛逝当作自己的根据地,他不仅在这里居住多年,而且往返于广州与室利佛逝之间,之后才回到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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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让他与玄奘相比具有更多优势,可以将诸多僧人的事迹进行整合,于是就有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唐朝许多前往印度朝圣的僧人,将他们作为一个群像呈现给世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早期僧人大都走西域,之后大唐和印度使节,以及玄照等人所走的吐蕃道兴盛了数年。当这条路关闭后,人们就都改走南海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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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道的繁荣,标志着唐朝和印度的外交高潮已经成为过去,也表明大食人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还说明唐朝和吐蕃走向了对抗。然而,南海道却又开创了另一个时期,表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目的从政治变成了商业,它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创了唐朝中后期和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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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的兴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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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玄奘出发时,中国和西方的大食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刚刚经过了南北朝和隋代内乱的土地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崛起,而大食国也处于一个宗教理论已经形成,正准备伸出对外探索的触角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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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经过西域漫长跋涉到达了印度,中印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唐和吐蕃之间的结盟,又让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更紧密的联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阿拉伯却必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打出天下,它最初的两大对手是叙利亚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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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南海上,掌握了海运主动权的除了印度,还有更加遥远的波斯人。波斯船队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中国南部的港口,是整个南方海路上名副其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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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了几十年之后,虽然唐帝国还是显得足够强盛,甚至将影响力传到了西域,却从来没有将影响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疆土,反而是生活状态更加落后的大食国击败了东罗马,获得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又击败了中东的主人波斯,最后进入中亚、印度,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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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波斯归顺了大食,就连波斯的海上优势,也变成了大食人的海上优势,使伊斯兰教不仅传入了印度,还传到了东南亚。在此之前,东南亚一直是印度和中国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却出现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海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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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唐帝国先是被吐蕃人夺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又在怛罗斯[57]败于大食联军,加上“安史之乱”的内乱,不得不退出了对中亚的争夺。从此,中亚的佛教世界逐渐褪色,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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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论明清时期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时,总是认为汉唐时期代表了中国的强盛。实际上,到了唐代,中国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颓势,它可以整合所谓的中央之国,却无力扩张到中央之国以外的地区去了。那所谓的天可汗,那一直设置到波斯境内的羁縻州,都更像是一种对唐王朝的嘲弄,它的统治者只醉心于这样冠冕堂皇的称号,却缺乏实现它的手段和雄心。宋朝更是变成一个内敛的王朝,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除了南海的贸易让宋朝必须对海洋世界有所了解,宋朝对于西域已经不再有任何企图,这种态度,让突厥人和蒙古人在中亚有了扩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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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中土”之外的土地永远只是别人的土地,它虽然会带来不少的奇技淫巧,却不是人们好奇心的重心所在。对于中土之外的观察永远只是附属性的,不会成为主流。二十四史正史里记载的大都是王侯将相,只是在每本书的最后,会留一点儿篇幅简略记录那些中土之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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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更加注重本土的思维习惯呢?是因为中国文化上的儒教和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是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让皇帝只关注于维持统治而无法去探索新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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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是开放式的,没有标准。但一个可能的解答,反而隐藏在中国得天独厚的幸运条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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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学界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出现之前的旧大陆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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