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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明清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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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0年（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大明王朝最后的皇太后王氏决定孤注一掷，向欧洲求援。[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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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军占领北京，继续向南进军，明朝在中国南部的残部进行了孱弱的抵抗后，被压向了更南方。弘光、隆武二帝相继死难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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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永历四年，清军攻克韶州，永历帝担心自己的安危，于是逃往两广中间地带的梧州。大明江山仅剩下最南面的一小块，包括现在的广西和云南[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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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之中，永历帝的太后（嫡母）王氏突然想到了寻找救兵，她想到的救兵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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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王太后在太监庞天寿的引导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马氏和妃子王氏也都加入了天主教。王太后的教名叫作烈纳（Helene），马太后的教名叫作玛利亚（Maria），王妃的教名叫作亚纳（Anna）。不仅三个女人入了教，就连永历帝的幼年太子朱慈煊也加入了天主教，教名是当定（Constantine）。唯一没有加入的是皇帝，他其实也信奉天主教，没有加入的唯一原因就是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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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王太后突然想到要寻求基督的帮助，请求上帝之子保佑大明江山。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位于罗马的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Ⅹ），另一封给耶稣会的会长，请求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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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与欧洲相隔万里，到底谁去送信呢？太监庞天寿想去，但由于他年纪大了，太后不放心，于是请欧洲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前往。为此，庞天寿也写了一封信给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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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弥格拿着三封信前往欧洲，到了澳门耽误了一年才出发，在印度又遇到了阻碍，只好走陆路经过波斯、叙利亚，进入地中海，两年后才到达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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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到达教皇所在的罗马时，英诺森十世已经去世了，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接见了他，并给王太后写了回信，由卜弥格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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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卜弥格再次回到中国，距离离开时已经六年多。此时教士才知道，王太后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永历帝也已经逃入云南境内。不管教皇是否替大明江山祈祷，当年传教士们服务的帝国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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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灭亡前，为了抵抗李自成，崇祯皇帝派去的军队里竟然有传教士汤若望。其原因在于汤若望会造炮，曾经设立炮厂，铸造过20门大炮。但这些大炮并没有拯救明王朝，于是中国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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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对传教士来说反而成了机会。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唯一的权威在发号施令，即便下面阳奉阴违，也必然有所忌惮，自从明朝进入垮台的节奏，不仅中央政府，就连地方政府也无法管理民间了。这就是传教士的机会，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沉入社会最基层农村去传教，并且不用担心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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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叛乱和明清更替中，少部分传教士死于战争，但大部分却幸存下来[237]。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是很客气，不管是李自成的军队，还是明军，抑或清军都尽量避免杀害传教士，而是希望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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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待遇给了传教士很好的观察环境，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具有完整西方记录的改朝换代。在西方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中国人不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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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西方人大都居住在广东，他们对广州城关注最多。这里曾经是南明王朝隆武帝的首都，永历帝继位的肇庆距离这里也不算远。除广州城本身被清军攻克之外，城市之外的水域由于地理复杂，有四大海盗出没。这些海盗虽然是汉人，但在民间的声誉反而不如清军。当南明军队被赶走后，清军反而成了社会的稳定力量，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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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也一直在观望，不肯倒向任何一方。直到清军获胜之后，才决定与清军建立关系[238]。清军也选择了不进攻澳门，与之和平相处，继续做买卖，于是，澳门并没有在改朝换代中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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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期，在其他国家的商人眼里，清朝也是比明朝更容易打交道的政府。那时清朝的皇帝希望发展这种贸易关系，以便迅速平定社会动荡。在这种政策下，其他国家是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观看大明王朝的倒台的。[239]毕竟明朝时的中国人非常排外，外国人想要登岸，简直困难重重，通往口岸的道路被封锁，传教士们只有把自己装扮成皇帝的宠物才能进入。商人们更是麻烦，必须遵守各种不合理的贸易规矩。清朝一来，大门打开，他们不害怕与外国人打交道，做买卖也更直接，很有欧洲人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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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外国人享受着清朝带来的自由，他们绝对想不到，在未来，清朝会变成一个比明王朝还保守和封闭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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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还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特殊的“雇佣兵”：黑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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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葡萄牙人到来之后，整个东南亚地区就有雇用外国雇佣兵的传统。他们最常雇用的是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总有许多葡萄牙浪子，他们身无分文，却对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了若指掌。东南亚除被西方人征服的港口之外，还有许多较大型的国家，比如陆地上的缅甸、泰国和岛屿上的爪哇。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招募一群葡萄牙浪人进入军队，能够大幅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些葡萄牙人就是中国太平天国时期洋枪队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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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利用雇佣兵的是南明将领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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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荷兰人的记载[240]，郑芝龙的军队中有两队黑人士兵，这些黑人士兵原本是荷兰人的奴隶，会使用来复枪和短枪，他们从荷兰人处逃离之后，被郑芝龙招募，组成了郑氏军队的黑人营。当郑芝龙被清军俘虏后，这支特殊的部队又归属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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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241]，郑芝龙的黑人士兵是由在澳门的奴隶组成的。战争初期，这些黑人有300多人，跟随郑芝龙对抗清军。由于作战英勇，郑芝龙对他们的信任比对中国人都高。黑人部队忠心耿耿地伴随着他打仗，直到郑芝龙被清军击败。好几个黑人一直战斗在他身边，最后用剑自杀。剩下的则跟随郑芝龙投降了清军。当时他们还有200多人，被编入了广州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即便归顺之后，还保留着基督徒的礼节。比如，在四日斋期间不得食用肉类，即便是总督赏赐给他们吃，他们也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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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芝龙之前，中国人对于雇佣外国人进入军队一直是排斥态度。在明朝，公元1621年（天启元年），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明朝引入了一批大炮对付后金，朝廷曾有引进100名葡萄牙士兵的想法，但是在官员们的反对下没有成功[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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