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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脱衰亡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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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国仍然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时，传教士已经在清朝的宫廷中找到了位置。最先投下效忠书的就是传教士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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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的当年，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就已经觉察到改朝换代的到来。他不失时机地将在崇祯时期制作的历法《崇祯历》献给了清朝政府，结果这个在明朝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历法反而在清朝被颁行了。[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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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也由此当上了清帝国的“天文学家”，掌管钦天监。之后汤若望屡屡升官，担任过太仆寺卿、太常寺卿，赐号通玄教师，通政使，官阶达到了正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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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若望的带领下，传教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清朝统治者在最初对外国人都较为宽容，基督教眼看就要在中国获得突破。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大的灾难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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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清圣祖康熙小皇帝刚刚10岁，这时的清朝正处于鳌拜等摄政大臣控制之下。一位叫作杨光先的历法学家开始攻击汤若望等人。此前已经有人攻击过外国人，但大都被他们化解了。但这一年，摄政大臣们却决定采纳杨光先的意见，将传教士驱逐出官场，让杨光先控制钦天监。[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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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国的史书，还是外国人的记载[254]，都尽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历法之争。比如，在这件事之前，杨光先和一个伊斯兰教徒曾经控告汤若望等人计算的能看见水星的日子不准确[255]，但经过当天的实测，反而是伊斯兰教徒测量有误。之后，杨光先换了一个新方法：上奏说汤若望的罪过是故意用不吉利的日期来糊弄皇帝。[256]当从天象之争转向吉不吉利这种中国特色的轨道上时，传教士就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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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这时年迈的汤若望因中风而瘫痪，最严重时甚至不能说话，更不可能写字为自己辩解，于是摄政大臣们决定采纳杨光先的说法，惩罚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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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却是另一个隐忧让大臣们决定这样做。这个隐忧是：传教士本身的传教活动，与中央帝国的统治模式是不匹配的；中央帝国要求世界上只能有一个权威，就是皇帝，但是传教组织实际上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这个权威表面上是上帝，但在人间的代表，却是罗马的教皇和他的传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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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先在一道奏章中给传教士定了三个罪名：阴谋叛乱、宣传邪教和历法失误[257]。其中历法失误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却是阴谋叛乱和宣传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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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不管怎么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和历法学家，但骨子里的目的仍然是吸引信徒，让这些信徒摆脱帝国的思想控制，依附于遥远的罗马。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信徒从明代的数百人变成了清代的数万人，这样的数量已经足以让中央政府感到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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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皈依人员数量众多之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事情：中国人的联想能力。一旦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在经过最初的休克之后，随后发生的往往是异化，也就是产生中国式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借助的是一套带着基督教色彩的说辞，以基督教为外壳，塞上了土生土长的东西，将自己神化成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只要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必然会产生这种异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异化之前就掐灭它，不让这种思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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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汤若望被免职，传教士们被抓起来，每人绑了九条链子，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胳膊上，三条在腿上，然后押入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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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北京的这些教士，在中国的其余省份，也都下令将传教士扣押。虽然每个地方执行的程度不同，但最终，从各省解来了26名外国传教士，加上京城的4名，一共30名。此外，还有7名中国人被控叛乱罪[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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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判，汤若望和7名中国人都被判凌迟，另有5名中国人判斩首。这几乎是最严厉的刑罚，而在审判时，传教士们还以为自己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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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眼看性命不保，但一件意外却救了他的命：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259]这次地震改变了汤若望的命运，他被改为流徙，其余被判凌迟的七个中国人中，两人流徙，五人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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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执行中，最后流徙也没有执行，汤若望等人被释放了，软禁在北京。其余的外国人中，在北京被抓的都留在了北京，剩下的被送往广州经由澳门遣送回国。当他们被送到广州后，剩下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这些人很快就能在广州自由活动了[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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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先虽然可以把传教士告倒，但在实际的数学和天文技术上，他却无法适应，掌管钦天监不久就因为不能胜任而辞职了，于是皇帝只好再找西洋人前来掌管。这一次教案至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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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人们常把康乾并提，但事实上，康熙皇帝是一个有着充分好奇心的人，而他的孙子却更加自大，对外来的事物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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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后，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显得极其宽容，使得中国的基督教出现了大发展。首先，西方人掌管钦天监成了清代的惯例，即便在海禁最严的时候，中国人也承认在天文上是不如西方的，仍然寻找西方人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道光帝时期，才由于中国人已经能够完全胜任，理解西法，从而改由中国人掌管钦天监。[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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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熙皇帝对于海外的事务同样有好奇心，愿意去了解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这给了外国人一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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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熙皇帝对于他们的传教也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态度，使得教会的活动慢慢变得公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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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时期是教士们弹冠相庆的时刻，他们以为苦尽甘来，再也不会出现新的波折，中国也终将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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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喜庆时他们忘记了一点：中国皇帝与教会之间始终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是暂时隐藏了，却不会消失。它就是：到底谁才是最后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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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只能是皇帝，但是在教会，必然是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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