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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的俄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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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3年，俄罗斯恰好是野心勃勃、虔诚又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Russia）执政。在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已经崛起，整个欧洲都在想办法遏制这个新兴的主宰。不过，俄国仍然有工夫关注东方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鲁缅采夫[325]，他提出要送一个外交使团到中国去谈判，解决一系列的东方问题。那么，鲁缅采夫要解决的东方问题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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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当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俄国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326]进行。恰克图虽然是边境小镇，却承担了中俄贸易的所有功能，也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贸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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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俄国人来说，恰克图有着无数的缺点，它地处内陆，运输不便。特别是在俄国人获得了哈萨克草原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恰克图口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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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为俄国再增加两个口岸，其中一个位于新疆，希望在布赫塔尔玛地区[327]开辟一个新的口岸，接纳中亚的贸易。之前，清朝政府禁止新疆与俄罗斯直接贸易，但是允许哈萨克等与清朝有宗主关系的民族在边疆做生意，于是哈萨克人成了俄国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有些人大发其财。俄国自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主子，希望改为由中俄直接贸易，绕开哈萨克人[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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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口岸是海路的广州。此刻的广州对葡萄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开放，但清政府依然遵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口岸的原则，既然俄国有了北方的恰克图口岸，清朝的广州就对俄国人封闭了。清朝皇帝不明白，北方的俄国人为什么要绕远到南方的广州去做生意，他更不知道，自从俄国人占有了阿拉斯加和北方岛屿，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毛皮资源，通过海路运往广州进行贸易反而是更加便捷的方式。[329]俄国人有千百个理由，但这对于不懂地理的清朝皇帝却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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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俄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麻烦：边境问题。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两者的边境划清了，不存在太多的模糊性，但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满意。加上清政府迁出人口的做法，让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成了真空地带，俄罗斯认为在没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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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最大的觊觎之处是黑龙江这条河流。黑龙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随着俄国人对远东的开发，他们需要一条河流将内地与海洋连接起来，而黑龙江作为该区域最大的河流，是最适合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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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中，将黑龙江流域都划归了清方，但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利用这条河流，反而将居民撤出，形成了政治空白区。俄国人由此下了赌注，强行说这是一片需要重新划分的领土，希望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重新划界，并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航行[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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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布楚条约》，双方的划界是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起源的外兴安岭向东北方延伸，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地区。黑龙江在外兴安岭以东，所以整个属于中国，不仅是河流本身，还包括它的流域所在[331]。但俄罗斯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兴安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山脉，在地图上极其不起眼，强行将这条小山脉组成的边界划成了有争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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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上来说，黑龙江属于中国是毫无争议的。如果黑龙江属于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库页岛[332]也必定属于中国。到了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战败，俄国才成功地将黑龙江以北拿走，更甚者又向南沿乌苏里江拿走了大片土地和库页岛，并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变成了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与战败有关，也和清朝早期的糊涂政策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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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的最主要使命有三条：1.广州通商；2.新疆通商；3.东北边界问题。[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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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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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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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派出的使者叫戈洛夫金（Yury Golovkin），而清朝方面负责接待的，是驻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阿尔达西[334]，其中又以蕴端多尔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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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老人不可能在坟墓中再干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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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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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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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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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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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公元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1805年使团才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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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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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336]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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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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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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