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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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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三讲 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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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若将国家作为研究空间，疆域变迁则是最根本的问题。疆域一词具有界限以及界限所包纳空间的含义，若将疆域与政治共同思考，则应从属于国家的概念。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包括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与三要素中的领土有着相近的内容，但又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涉及的领土为立体形态，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其中领海不仅包含内海，还包含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这样看中国古代的疆域仅属于狭义的领土，由于历史的局限，多数历史时期疆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其包纳的空间又分实在管辖与松散管辖两类。中国古代疆域不仅与当代政治学的理念不一致，而且表现出动态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1]本讲述及的疆域，即以这一空间为基准，探讨其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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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疆域属于一个完整的词汇，但最初“疆”指放置在地上的绳子，“域”则指绳子所包围的空间，因此将疆域用作表述一个政权的境界，包含着疆界与空间两重含义。若就疆域包含的两重内容而论，我们早已意识到一个事实，即中国历史时期长期存在有域无疆或以域代疆状态。当代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疆界，不仅需要双方签署边界文件，而且地面通过划界设有包括经纬度信息的准确界标，并由界标相连成线，构成双方的主权界线。中国历史时期完全不同，对于疆域的确认多数根据边疆地区民众的归属与行政管辖的范围，边界地区若存在地理障碍性明显的山川湖泊，即成为可寻识的地标，若没有这样的地物，边界则无标可寻，具有鲜明的有域无疆特点。入清以来与俄罗斯等国划界之前，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邻政权划定明确疆域走向的事例不多，公元8世纪后期唐蕃清水会盟应属此例[2]。公元11世纪初，宋、辽“澶渊之盟”也形成了类似条文。但所有这样的事例，均发生在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于现今中国疆域之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协约，真正意义的国际边界条文在进入清代之前鲜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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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出现有域无疆现象？国家乃至于政权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国家、政权作为空间有机体，发展中总会遇到自然界限，即山川、沙漠、森林，这些自然地物既是人类集团维持生存的屏障，也是人类集团继续拓展空间的障碍，因此山脉、河流等往往成为国家或政权的边界。若国家继续发展，遇到强大的邻国、部族给予有效的反对，相互之间势均力敌之处自然构成边界。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就边界做出这样的诠释：界限是相邻民族扩展的结果。边界既服从于自然物的走向，也是政治从属关系不同的人类集团间力量抗衡的结果。如果仅存在山川、沙漠、森林这些地理性的障碍，只表明这一人类集团活动的范围与扩展能力，只有另一个相邻人类集团出现，才使两个人类集团划定界限成为必要且具有意义。那么，历史时期的中国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另一位西方学者美国人L.S.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的《全球通史》，述及中国历史的内容并不多，但他对于中国文明的阐述却发人深省：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3]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是历史，核心却意在地理。中国西部与中亚联为一体的荒漠以及北部的干旱草原，并不是适宜人类生存或孕育强大人类集团的地带，这一被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为“与世隔绝”的地带环绕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或因地广人稀，或因游牧民族的流动性生活，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实质性划界的需要。疆界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空间直接接触，为了辨明彼此而出现的标识，若不存在相互抗衡的另一方，其结果必然是形成有域无疆的边界特征。与东北、西北相比，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多为定居农业社会，中国与这些国家、政权间的疆域走向反而比较清楚，且留有文献记载。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署，中国结束了有域无疆的历史，疆域变迁进入另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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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最初的起步之处又在什么地方？疆域变迁不仅是开疆拓土那些事儿，也与地理相关，也许其间的关系更重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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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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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中国”的含义及其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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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土主权国家的称呼，它所包括的政治理念与空间界域十分清楚，但这一称呼所具有的含义并非从来如此，而是经历过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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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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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在题为《释中国》的文章中提到，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为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铭文中出现“中国”一词，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4]但这时“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仅表明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唐兰释何尊铭文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迁都成周，并按照武王的礼，进行福祭。祭祀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周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下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呜呼，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完成使命。’”[5]（图3-1、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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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何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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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之外，张政烺、马成源等对何尊铭文“中国”之释，大体相同。当代学者释“中国”并非出于自己的创意，于省吾指出“中国”一词由“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记载，均表明了这番意思，只不过那时视为中央区域的，或为殷商乃至于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诗经·大雅·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中“中国”指商都或商的基本控制区。《尚书·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的地区。武王克殷，以周代商，周人所在核心区域则被视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注疏》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处“中国”，指周人国都丰镐及毗邻地区。商人居东，周人居西，由西周进入东周，周人的政治中心也由位于丰镐的宗周移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伴随这一迁移，“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即黄河中下游地带。入周以后，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这些文献提到的“中国”均指中原地区。不仅如此，何尊铭文所及“中国”也应指中原，《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位于洛邑的成周是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营建的，故唐兰等均认为“余其宅兹中国”为中央之地即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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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正像唐人孔颖达所说的那样，“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6]。礼仪、服章强调的都是文化，显然“中国”所在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反之，没有这样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前述《左传》鲁成公七年吴伐郯事件之后，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就是这样的事例，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不但不是外人，而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7]，但远在长江下游，全失华夏风范，竟被鲁人视作蛮夷。西周时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也不高，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而且华夏之风也没有可能为普天下效仿，于是不仅吴、楚不在“中国”之列，位于今四川的蜀也是如此，故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8]。“叟”是那个时代对蜀地民族的称呼，限于地理条件，叟人至春秋之时与中原地区仍来往不多。文化风范与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同处于农耕生活背景下的吴、楚、蜀尚不被视为“中国”，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带的非农耕民族更无法纳入到“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被称为戎狄、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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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中国”一词具有的内涵，对后世影响很大，故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如《新唐书》载：“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毡罽以利中土。”《宋史》载：“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三朝北盟会编》载：“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载：“华阴，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乾道临安志》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以上所列，涉及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中国”的含义却很相似，其所指均不是政权空间，而是文化区域。其中《新唐书》所书姚州，东汉时已经归永昌郡统辖，与中原内地有着完全相同的管辖方式，但在唐朝人理念中仍不在“中国”或“中土”之列。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对峙，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但中原诸国与都于杭州的吴越国之间，宋人仍认为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权为“中国”。唐五代时期，早已打破了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现象，吴越所在之地不仅拥有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尽管如此，上古时期形成的“中国”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仍然使人们将设在中原的政权统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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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在华夏文化已经传布到各地后，文化诞生地被视作“中国”的理念仍然沿承下来，无论涉及政治、经济还是自然山川，凡言及“中国”，其地理方位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至于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否自认为“中国”，仍在于政权的政治核心是否在中原。《辽史·张砺传》载：“（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张砺本为磁州人（今河北磁县），入辽后上奏辽太宗的奏文中以“大辽”与“中国”相对，因辽王朝的政治核心在塞外西辽河流域，而辽南京所辖地区在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之内，属于传统“中国”的范畴，故有上述言辞。与《辽史》记载的情况不同，《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人迁都南京（今北京）50年之后了，由于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带，金人以“中国”自居，反过来对位于江南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辽史》《金史》的记载说明，古人理念中是否认为是“中国”，并不在于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要，故虽为女真人，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中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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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以下所引为《尼布楚条约》有关疆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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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