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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37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农业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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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39 农业是一项决定人类生存的生产，因此人们出于求生的欲望，对农业的开发并非永远处于理智状态。农业开发本身用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被，已经导致自然环境出现重大改变；而非理性的农业开发对于环境的影响不仅仅是植物类型的取代，还伴随着对于环境物理性的破坏与严重的生态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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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41 说起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系，我们会想起古代先哲发人深省的见解，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孟子云：“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先秦诸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思想肯定了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人类生存的互依互利关系，不但构成人们早期环境意识的核心部分，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代相关政令。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诏曰：“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教顺天时，无违月令，所繇长吏可举旧章，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动生植之类，慎无杀伐，致令夭伤。”[24]宋代帝王也发布过这样的诏令：“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夹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25]辽代也有“方夏，长养、鸟兽孳育之时，不得纵火于郊”的规定[26]。古人的这些环境思想，在官方号令所及的地方，对于保护生物资源起了一定作用，但并非任何时候都具有指导人们行动的功用，在无饥馑之忧的地方会抑制人们的行为，但面对为求生而寻觅生存资源的人们就显得十分无力。特别是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开垦扩展，人类赋予环境的已不仅仅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而是生物生存空间受到毁灭性扰动的后果，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对农业开发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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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43 回顾中国历史，非理性的农业开发渗透在各个时代与南北方各地，但从历史遗患至今，唯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三者最为显著。而用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不属于非理性农业开发范畴之内，是农业生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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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45 （一）农业开发用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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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47 农耕业的核心是农作物，大地上的农作物均属于人工栽培的产物，也有极少部分凭借动物、风、水等自然传播方式落地生根，但是无论人工播种还是自然传播，种子有着与天然植物一样的对于环境、对于水热条件的选择。尽管哪一类作物种植在什么地方是人类操控的结果，但人类安排农作物的种植地域并非随心所欲，其中起控制作用的是作物内在的生理属性，这就是农作物会在一些地方枝繁叶茂、果实饱满，而在另一些地方枯萎凋落、难以生存的原因。农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导致农作物在大地上呈现与天然植物一致的地带性分布特征[27]，如糖料作物中甜菜适宜于北方，尤其东北地区；甘蔗适宜于南方，尤其华南等地。但农作物毕竟不是天然植物，在人工培育之下往往拥有对于环境广域性的适应能力，即一些作物可以在北上南下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如冬小麦、谷子（粟）既是北方的优势作物，也在南方赢得了种植空间；盛行于南方的水稻，同样在北方获得了一席之地。农作物广域性的环境适应特点，通过同一作物不同品种而实现，并在对于天然植被的取代中，形成同一的、辽远的种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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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49 农作物保持着与天然植物一致的对于环境的依赖性，但同样的绿色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农作物在取代天然植被的同时，也改造了环境，其显著之处在于：其一，天然植物是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对应的产物，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乔木、灌木以及草本，而农作物多属于草本植物，且种类单一，由农作物取代天然植被最明显的环境改造是植物多样性的消失。其二，天然植被不存在因周期性破坏而出现的裸地，而农作物的播种、收获经历着一年内周期性的土地裸露，无论南北方，裸地的出现均带来明显的环境后果。其三，长年连续耕作，必然出现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结构改变、土壤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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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1 如果说由农业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仅局限于某一个时代，那么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则贯穿农业开发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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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3 （二）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引起的湖泊面积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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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5 水乡泽国是江南一带的环境特点，人类社会早期没有人口压力，也不具备征服自然的技术，因此对于水乡环境的利用小心翼翼。唐宋以来，伴随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日益加重，人们不再满足于对环境的利用，改造环境并取得更多的农业用地成为那个时代群体性的追求，围湖造田是其中对环境扰动最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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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7 圩田是江浙水乡围湖造田的主要形式，宋人称“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28]。这种田制创始于宋代以前，宋代随着人口增加不但圩田面积和数量不断发展，而且名目与形制也有所更新，如涂田、沙田等均属此列。由圩田派生的各种新的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农户的创举。元人王祯《农书》总结这些垦殖形式，圩田“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是各类围水造田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涂田上布种，“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种植在沙田上的庄稼更“以无水旱之忧”而胜于他田。尽管王祯的话有夸大其词之嫌，不能尽视为信语，但无疑圩田等各种围水造田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圩田得之于诸多优越性，迅速在江南各地推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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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9 围水造田在获得农业产量成功的同时，也因过度围垦造成环境恶化、湖面缩小。宋代就有人对围水造田引发的环境影响提出看法，围田之前，“东南地濒江海，水易泄而多旱。历代以来，皆有陂湖蓄水以备旱岁，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泄田中，水多则放入海，故无水旱之岁，荒芜之田也”；北宋中期以后，围水造田活动兴盛，至政和年间两浙地区的湖泊已大有“尽废为田”的态势，于是出现了“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的景象，农民岁被水旱之患。[29]许多著名湖泊如鉴湖、夏盖湖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围垦成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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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1 鉴湖本为越州境内蓄水、灌溉能力最强的湖泊，被围垦前可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境内9000顷农田，水量仍沛然有余。北宋前期就有人盗湖围田，以后有增无已。大中祥符年间有27户，治平年间80余户，围田700余顷[30]；熙宁年间增至900余顷[31]。鉴湖水面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朝廷不得不派官前来调理。熙宁年间朝廷派至浙东的官员，面对大片湖水已被围垦成田的现状也无可奈何，只好采取妥协之计，“立碑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32]，使现有湖田两存，即一方面承认既有围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尽力阻止围田进一步扩展。这样软弱无力的做法自然丝毫不能阻止围垦湖田的强盛势头，至宣和二年（1120）湖田面积已达2200多顷，时人惊呼整个鉴湖已经“湮废尽矣”[33]。与鉴湖情况相似，位于越州上虞县境内的夏盖湖、余姚县境内的汝仇湖、明州鄞县境内的广德湖等也都在这一时期因围垦而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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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3 鉴湖等湖泊如此迅速地被围垦罄尽，宋人沈遘曾忧心忡忡地感叹道：“鉴湖千顷山四连，昔为大泽今为田，庸夫况可与虑始，万年之利一朝毁。”[34]沈遘所说的“万年之利”主要指湖泊调蓄水量的作用，大规模围垦湖水甚至竭泽而耕必然加剧水旱灾害。如夏盖湖曾是四周六乡数十万亩田地所仰赖的灌溉水源，湖面被围垦后，周围田地“若雨不时降，则拱手以视禾稼之焦枯”；若“一遇旱暵，非唯赤子饥饿，僵踣道路，而计司常赋亏失尤多，虽尽得湖田租课，十不补其三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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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5 两宋之际“靖康之难”迫使中原士庶纷纷南下，南方人口激增。由于人口增加，原来已经十分狭迫的土地，此时显得更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努力扩大耕地范围，开禧二年朝廷“以淮农流移，无田可耕”的原因，不得不开放曾一度下达的围田禁令，“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原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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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7 围田初行之时，其意义本在“围田”，即将濒临湖陂的土地用堤坝圈围起来，使之淤填成田，以后则变为“围水”，也就是所谓的盗湖为田。南宋时期势家大户盗湖围田之风愈演愈烈，以致成为当时朝政上的一件大事，史云：“自壬子岁入朝者，首论明、越间废湖为田之害。”[37]这时除了鉴湖、广德湖等面积较大的湖泊，像白马湖、落星湖这些溉田不过百余顷的小湖，也相继被盗为田。经过这样一番围垦，“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围水造田最初“只及陂塘……已而侵到江湖”[38]，范围逐渐扩大。由于湖面减少造成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往往使农田“旱无所灌溉，水无所通泄”，当时人们就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弊在于围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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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9 宋代是历史上围湖造田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以江浙一带围田量最大，此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各地围水造田的事例越来越多，大片湖泊消失。随着湖泊水面减少，不但影响到农业生产灌溉问题，而且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对江河水量调蓄能力的降低，这一切又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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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1 （三）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与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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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3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开发历史很久。早期山区开发主要参与者是被中原人称为蛮、僚、傜的民族，他们的生产手段一般都很落后，以刀耕火种为主，加之人口数量很少，开垦规模小而分散，对于环境的破坏并不明显。真正对山区环境有威胁性的开发，从宋朝开始，经元、明、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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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5 山区农业开发对于环境的影响与开垦规模、开垦方式以及当地气候、土质等因素都有直接关系，其实汉代就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并提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的观点[40]。宋代随着东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破坏山区植被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宋人魏岘回顾四明一带山区，“昔时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虽遇暴雨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留下不多，所淤亦少”，而“近年以来，木植价穹，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包搅以固沙土之留，致使浮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由是舟楫不通，田畴失溉”。[41]山区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山上失去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山下泥沙壅堵，河道不通，舟楫无法通行，农田为泥沙覆盖，难以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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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7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口多、土地开垦范围大，是这一时期山区开发的突出特点，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更甚于前代。若就原因进行分析，主要可归为两类：其一，山区开发多采取刀耕火种，在砍伐焚烧之下，山地植被受到根本破坏。清人严如熤就有这样的记载：秦岭山中“产松杉美材，大连抱十余寻，足供栋梁之用”，但即使这样的美材，亦在砍伐焚烧之列，“山民垦荒砍伐，朽腐烧炭”。为此严如熤连呼“殊可惜也！”[42]各类美材毁于斧斤之下不限于秦巴山地，浙闽一带也是如此，山区未开发之前，山上皆美材，“往年风雨时，叙自海隅，达之山陬，莫不茂林蒙密，今则童山”，山上树木砍伐之彻底，甚至连“臃肿拳曲之给薪蒸者无几”，更不用说“材且美者”。[43]其二，玉米、甘薯等作物根系粗大，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玉米、甘薯的引进对于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种作物“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土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此时前往山区垦荒的棚民往往以三年为契约期，因此耕作方式粗放，全无涵养土壤意识。“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泄靡遗。”三年之后，由于水土流失，一处已不能开垦，“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忌处，皆石山不毛矣”。[44]这样的情况在东南丘陵山区比较普遍，如清人所言：“今日徽郡之患不在水碓而在垦山，嘉庆《绩溪县志》载：‘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即玉米）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一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沙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立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渐至壅塞，大溪旱弗能蓄，潦不能洩，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诚哉，是言，祁自棚民开垦，河道日高，水在沙下，舟不能达。”[45]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云南，“乾隆二十三年以后，塔盘前后诸山渐次开垦，山无草木障蔽，一经大雨，沙石横下，压毁旱坝，冲塞河身”；更为严重的是“嘉庆十三年六月初旬，大雨三昼夜，涧旁被犁之山，尽行顷崩，无量之沙水，数仞之巨石，匉訇怒发，竟将旱坝尽推入河，填满河身。八十余丈点水不流，城内及南北两隅俱成泽国”。[46]种植在山地的甘薯也会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浙东山区“自温州棚民租山垦掘种艺番芋，厥土松缺，一遇淫霖积潦，山上砂砾随水奔集于溪，溪路遂处处淤塞，甚为阖邑田庐之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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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9 山区植被减少，拦蓄水土能力也相应降低，首先影响山区农业：“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迨耕种日久，肥土为雨潦洗净，粪种宜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辏密之处，今皆荒废。”[48]为了追求收获，砍伐后的山区农业以撂荒为特点处于游耕状态。山上毁林，间接影响山下农田：“溪涧之水，发源山谷，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至堰田无水可注。”[49]湖北施州一带，开垦之后，“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土壤全无，“从前此地亦产棉花，今则绝无其种”。[50]山区植被破坏不但造成自身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也影响到依靠山间水源灌溉的平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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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1 自宋代以来近千年，毁坏林木成为南方山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而成的积弊不仅停留在历史时期，且一直遗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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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3 （四）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农业开垦与土壤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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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5 长城沿线是中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带，固然历史时期也在这里留下了农业开发的记载，但那时的农业开发处于不连续状态，在时断时续的开发过程中受到扰动的环境得以修复。入清以来沿长城一带的农业开垦进入完全不同的阶段，以“走西口”“闯关东”为主的移民几经艰辛，落脚生根，开荒拓垦的正是这片土地，使这一地区就此进入连续性农业开发。然而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开发未满百年土壤沙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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