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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一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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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这三次发生于北方的战乱成为历史时期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动因。北方移民进入江南,最初并不善于水田耕作,但江南水乡环境不允许大量劳动力长期游离于水田耕作之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北方移民很快由旱地农民转为水田耕作者,且为提升水田耕作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是北方移民改变江南地区粗放农业走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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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耕水耨下的易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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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然地理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历史早期长江下游地区是典型的水乡泽国,适应水乡地理环境,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栽培稻,并成为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至汉代“饭稻羹鱼”成为江南一带代表性的经济生活方式。但江南地区久远的水稻种植历史仅是环境适应的结果,并不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先进,地广人稀与水乡的环境障碍必然导致农业技术的粗放。《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即水稻播种前先烧掉野草,然后播种,当未烧死的野草长到七八寸时,全部割掉,并灌水令其腐烂以助肥田。火耕水耨整个劳动环节基本由播种与收获两个环节组成,水稻收获后土地处于休闲状态,由于没有任何人工措施追加土壤缺失的养分,休耕是实现土地肥力自然恢复的唯一途径。正因此,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火耕水耨为一年休闲法[2],即易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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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实行易田制采取的“菑、新、畲”土地利用方式推测[3],火耕水耨耕作方式下,土地轮耕周期大约为2—3年,即耕地中1/2或1/3处于休耕状态。实行休闲制,土地利用率约在50%甚至更低。这时江南地区有限的人口与广大未垦土地之间存在悬殊的数量关系,为人们实行易田制提供了土地空间,因此建立在易田制背景下的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生产技术以及人地关系吻合的一种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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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稻秧播与土地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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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江南水田放弃火耕水耨,从易田制转向土地连作大约在唐代中期。改变南方水田易田制,实现土地连作的关键在于水稻秧播。唐中期关于水稻插秧的记载可见于诗文中,如唐代诗人高适在诗中写道:“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4]张籍写道:“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艳。”[5]岑参写道:“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6]杜甫则在诗中描写了插秧以后加灌田水的情景:“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7]这些诗人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公元700—830年之间,他们诗文中提到水稻插秧移栽的地点分别为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川西(今四川成都等地),四地分别位于长江上中下游,这样的地理信息告诉我们唐中期插秧在长江流域已经不是陌生的生产技术了,沿江上下游均已实行插秧,甚至经济落后的夔州一带也是如此。探究这样一项农业技术的起源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唐以前文献没有关于水稻秧播的任何记载,唐代中期南方各地出现的插秧技术又是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从西岛定生的研究获得极大的启发,他根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载“五月可别稻及蓝”,推测“别稻”即属于移栽技术,可能东汉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水稻秧播技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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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早已散佚,“五月可别稻及蓝”出于《齐民要术》所引。《齐民要术》中关于水稻播种以及稻秧管理的记载共有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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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渍,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裛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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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纳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用栽而薅之。溉灌、收刈一如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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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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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上述记载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内容:稻种播种前盛放在竹编的圆形箩筐内浸涨催芽,约在三四月播于地中。苗长到七八寸时,草亦随之长起,除草方式为两种,一种为割掉杂草用水浸泡,令其腐烂;另一种为拔出水稻,待薅草后重栽。两种去草方式中,第二种“拔而栽之”虽然不是易地插秧,仅是原地复栽,但技术环节与水稻移栽具有同类性质。这项技术诞生的缘由在于水稻连续种植,杂草丛生,通过复栽可以起到彻底清除杂草的作用。至于复栽技术的实行地区,从贾思勰提到的“北土高原”判断,显然这是北方植稻区的技术特征,与南方无关。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出自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的“五月可别稻及蓝”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西岛定生认为“别”为移栽之意,缪启愉也有同样的看法[9]。若只从这一句分析,这一结论应是有道理的,但若与前句对照,即“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及蓝”,我认为很可能是指种在薄田上的稻苗过于稠密,需要间苗,“别”为间苗。若“别”为间苗之意,则东汉时期尚未出现移栽或复栽技术。同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陈文华依据广东、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时期水田模型,指出可能存在插秧技术(图6-1)。[10]但模型显示的劳动场面以及水田本身的格局并没有明确的插秧迹象[11],即针对模型作出哪一方面的理解均合情理,这样看来东汉年间是否出现移栽、复栽技术需要斟酌。但从《齐民要术》记载的“(稻)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用栽而薅之”来看,北魏时期存在水稻复栽技术,应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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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东汉水田模型(广东佛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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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水稻种植技术不同,江淮地区至6世纪一直保持火耕水耨[12],《隋书·食货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南方山区以及岭南地区甚至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耕种方式,唐代“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13]。如前所述,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即北方移民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很迷惑,北方为旱地生产环境,盛行旱作农业,因此北方农民虽然掌握着优于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但这些技术多属于旱地农业技术,进入江南水乡泽国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更谈不上推动农业生产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北方农业生产技术中唯有复栽与水田相关,若北方南下移民将复栽技术带入南方,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为秧播技术,那就完全不同了。这项技术不仅使北方南迁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说法有了合理解释,而且使南方逐渐脱离火耕水耨易田制耕作方式,并根本改变了南方水田的生产效率以及土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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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年开始,在中原地区历次战乱的推动下,南迁人口逐渐增多,至唐中期南方各地不但改变了地旷人稀的面貌,而且一些地方人地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在人口压力下继续实行火耕水耨易田制的耕作方法,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而提高粮食产量的基本途径就是放弃易田制,采取土地连作,通过扩大耕地总面积而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当水稻连年种植时,随之而来的是杂草伴生,掌握复栽技术的北方人自然会想到利用这一技术去除杂草。复栽的目的是为了除草,稻种初播到稻秧复栽均在一处土地进行。就技术本身而言,复栽虽然与插秧没有本质区别,但稻田的空间利用却不一样,真正的秧播存在苗圃与大田的区别,复栽则属于直播的变形,因此我认为北方人南下过程中,放弃火耕水耨之后,首先采取的是直播水稻复栽形式,此后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真正的秧播。在稻麦轮作出现前,秧播的目的应该是更彻底地除草并整地、施肥,进而在水稻连作背景下提高产量。至于秧播为以后实行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营造了时空条件,应该仅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不是最初的目的。可以肯定,北魏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复栽技术,但由于掌握这一技术的人员有限,且南北朝时期南下移民主要聚居在宁、镇、常地区以及江淮之间[14],多数人仍从事旱地农业,这项技术没有得到推广;其真正推广应在唐代,而“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迁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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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放弃火耕水耨易田制,依托复栽技术实行土地连作,土地利用率从原来的50%提升至100%,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粮食亩产没有变化,地区总产量也提升了一倍,增加的粮食不仅成为当地土著与移民的衣食之源,而且增加了江南地区整体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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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二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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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北方移民携带的复栽技术,使江南地区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到100%,宋代北方移民南下在向南方扩展冬小麦种植范围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将农作物种植制度从原来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进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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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水稻秧播技术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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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通过水稻秧播实现了土地连作制,但并没有为南方平原地带粮食作物种类带来根本性变化,南方水乡的环境特点决定了水稻在平原地带的主角地位,冬小麦若要在平原占据位置,必须实现与水稻的轮作,离开这一前提,很难在平原形成种植规模。因此论及唐代冬小麦在江南平原的种植规模,核心在于稻麦复种制。而涉及稻麦复种制的首要问题,是这一种植制度出现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20年前我在《宋代农业地理》中就明确指出,这一种植制度出现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时期。[15]2002年李根蟠针对李伯重提出的唐代稻麦轮作论再次作出论证,并重申了宋代江南地区出现稻麦复种这一观点。[16]此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对宋代江南地区出现稻麦复种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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