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377254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二次提升
1705377255
1705377256
唐代北方移民携带的复栽技术，使江南地区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到100%，宋代北方移民南下在向南方扩展冬小麦种植范围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将农作物种植制度从原来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进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至200%。
1705377257
1705377258
（一）关于水稻秧播技术的讨论
1705377259
1705377260
唐代通过水稻秧播实现了土地连作制，但并没有为南方平原地带粮食作物种类带来根本性变化，南方水乡的环境特点决定了水稻在平原地带的主角地位，冬小麦若要在平原占据位置，必须实现与水稻的轮作，离开这一前提，很难在平原形成种植规模。因此论及唐代冬小麦在江南平原的种植规模，核心在于稻麦复种制。而涉及稻麦复种制的首要问题，是这一种植制度出现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20年前我在《宋代农业地理》中就明确指出，这一种植制度出现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时期。[15]2002年李根蟠针对李伯重提出的唐代稻麦轮作论再次作出论证，并重申了宋代江南地区出现稻麦复种这一观点。[16]此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对宋代江南地区出现稻麦复种形成了共识。
1705377261
1705377262
南方稻麦轮作制度的产生与水稻直播向秧播技术转变有直接关系，从表面看水稻播种形式仅是水稻种植技术问题，事实上水稻播种方式不一样，在农田中占地时间完全不同，秧播缩短了水稻的占地时间，进而使水稻收获后复种冬小麦成为可能。在水稻秧播技术没有出现之前，江南地区普遍采取直播形式种植水稻，这一点西岛定生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17]据《齐民要术》记载，水稻直播“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而收获期则在霜降，即农历九月下旬。[18]冬小麦的播种期多在八月下旬、九月上旬，收获期却在四、五月，因此不能设想在水稻收获后种植冬小麦。水稻改为秧播情况就不同了，一般二、三月育秧，这时虽然正处于冬小麦的生长期，但育秧在苗圃进行，稻麦不存在用地之争，待四月末、五月初冬小麦上场之时，也正是水稻移秧的日子。对此，宋人陆游在题为《五月一日作》的诗中写道：“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19]水稻五月插秧，八月就可以收获了，宋人称“八月登粳稻”[20]；冬小麦播种正好在水稻收获之后，“八月社前，即可种麦”[21]。水稻改为秧播后，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5—8月，冬小麦为8—5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的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创造了条件。
1705377263
1705377264
上文已经指出，江南地区水稻插秧技术大约出现在唐中期，那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稻麦复种制产生于何时？理性地分析这一问题，就会发现秧播与稻麦复种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秧播是在复栽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目的是除草，而稻麦复种则是依托秧播而发展起来的多熟制技术，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技术攀升，因此无论站在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秧播与稻麦复种制这两项农业生产技术都不会同步启动，两者投入到生产必然存在时间差。从水稻秧播到稻麦轮作，两者的时间间隔主要用于解决水旱轮作的技术问题。单纯水田耕作与稻麦复种，在农耕技艺、土壤保养方式上有许多不同之处，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从唐代文献看，明确记载稻麦复种制的只有云南一处：“从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22]这也是关于稻麦复种制最早的记载，虽然这时今云南一带已经实行了稻麦复种制，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江南也存在同样的种植制度。这是因为云南与江南有着明显不同的雨量季节变化规律，云南属于西南季风气候区，从11月至4月处于干季，云量稀少，日照丰富，气温较高，降水不多，具有明显的干季气候特点；干季的出现解决了许多因水田改旱地而带来的耕作技艺麻烦，因而这里有可能率先采用稻麦两熟制。江南地处东南季风气候区，四季都有雨水浇淋，从现代气候资料来看，上海秋冬两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34.9%，九江占30.5%，南昌占25.1%，南京占30.5%[23]。在这种降水季节分配下，由水田改旱地的耕作技艺要复杂得多；此外，4—5月间是梅雨季节，频繁的降水对冬小麦抢收、水稻抢播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秧播技术实行初期即转向稻麦复种，存有环境、技术等多种障碍。江南农民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摸索，才能在生产中实施水旱轮作耕作制度，因而江南等地实行稻麦复种要比云南滞后一段时间。从文献记载来看，直至北宋时期江南一些地区才出现关于稻麦两熟的明确记载，如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刈麦种禾，一岁再熟。”[24]
1705377265
1705377266
事实上阻碍唐代实行稻麦复种制度的原因不仅在于气候差异，劳动力是更关键的因素。李伯重提出唐代稻麦复种观点的依据之一，就是唐代江南人口增加为这一种植制度提供了劳动力保证。[25]但从农业技术的演进序列来看，这一提法存在明显值得商榷之处。唐代伴随人口南迁，用土地连作制取代以直播法为核心的易田制，为江南地区带来了重要的技术进步，这一技术对于南方各地而言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强度。在易田制背景下，地力恢复依靠轮休与腐沤的杂草来实现，因此不仅不需要专意将施肥纳入农业生产中，且无论土地轮休还是火耕水耨都是在翻耕土地的一次性劳动中完成，进而减免了大量劳动；土地连作后消耗的地力不仅需要大量施肥，而且各项田间管理也显得十分必要，这一切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从粗放逐渐提升到精耕细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劳动投入，这时的劳动量相对于以往粗耕农业不只翻了一番。尽管自唐中期以来人口南迁为南方各地提供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增加的劳动力已投入到上述劳动中，再实行稻麦复种恐怕无法解决劳动力需求，因此从劳动力角度分析，唐代出现稻麦一年两熟种植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大明年间属于江南地区的丹阳、会稽、吴郡、吴兴以及南徐州共有265000多户，《旧唐书·地理志》载唐贞观年间润州、常州、苏州、湖州共有72000多户，《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年间润州、常州、苏州、湖州共有354000余户，《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年间润州、常州、苏州、湖州共有164000余户。贞观年间户额比刘宋时期低得多，天宝年间户额比刘宋时期增加了近90000户，但这样的人口数量经历“安史之乱”急剧下降，元和年间反而比刘宋时期少了100000户。比较两个历史时期的户额变化，虽然唐中期户额超过刘宋时期，但就唐代总体而言，并没有表现出绝对优势，正因此，在接受秧播、土地连作的同时又引入稻麦复种技术是不现实的举措。
1705377267
1705377268
李伯重所持唐代稻麦复种观点的文献依据除上引《云南志》（即《蛮书》）记载之外，《唐会要》中一段关于职田的记载也属于此列：
1705377269
1705377270
大中元年十月屯田奏：应内外官请职田，陆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麦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伏以令式之中，并不该闰月，每遇闰月，交替者即公牒纷纭。有司即无定条，莫知所守。伏以公田给使，须准期程，时限未明，实恐遗阙。今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日为定式，十五日以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据今条，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春麦限三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新人，已后上者并入旧人。今亦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日为定式。所冀给受有制，永无诉论。敕曰。五岁再闰，固在不刊；二稔职田，须有定制。自此已后，宜依屯田所奏，永为例程。
1705377271
1705377272
仔细审读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唐朝对于职田收获所得归前任还是后任，在前后两次制定的规则中选取的标准是不同的。前一次制定的陆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麦田限九月三十日，这三个不同的日期就是旱地作物、中晚稻、冬小麦的播种期。三个播种期前上任的官员此季收获归自己所有，与前任无关；三个播种期后上任的官员，此季收获归前任官员，与现任官员无干。其中的道理十分清楚，就是谁主持了播种期劳动，成果就是谁的。这项规定本来并没有错，但若将闰月考虑进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于是产生了新的规定：职田限六月三十日，春麦限三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这三个日子中春麦为播种期，其他两个日子均为生长期。闰月出现就是将原来的月序向后推了，将日子定在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日，即使存在闰月，仍然处于作物生长期之内，根据这个日子主持播种的是前任官员，但他在自己旧日职田上拿不到收获物，需要到新任地收获别人的成果，这就是“已前上者入新人，已后上者并入旧人”的获取原则。表面上看有了很大区别，实际结果是一致的，不管拿到的是自己种的还是别人种的，总归不是两手空空，最终是有收获的。至于春麦的三月三十日，平年不说，即使闰年月序向后推移，也并不影响收获物的归属。通过这一分析，可以发现唐代前一次对于职田收获物的规定可以说与作物播种期相关，后一次的规定基本没有考虑播种期，更多考虑的是闰月带来的麻烦。因此若将这一记载视作一年两熟稻麦轮作的证据，可能与实际有较大出入。
1705377273
1705377274
稻麦复种制属于事关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问题，上述论述从江南环境、劳动力分配以及职田收获物归属三方面强调了唐代南方农业技术的重要变化，仅在于土地连作制取代了易田制，此时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尚未出现。
1705377275
1705377276
（二）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与冬小麦在南方各地的扩展
1705377277
1705377278
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南北方作物种类的差异导致人们食性偏好不同，习惯北方物产的人们迁入南方，在没有适应南方生活环境前，必然要将北方的物产引入南方，冬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南方扩展的。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这三次人口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发生在“永嘉之乱”前后，由于此时北方人还没有将冬小麦视作主要粮食[26]，故这一次北方人南迁对冬小麦向南方扩展影响很有限。此后由“安史之乱”引发第二次人口南迁，北方移民通过水稻复栽技术，主要致力于对水田耕作制度的改造。“靖康之难”发生的时代，北方人已经形成对小麦的嗜食习惯，因此渡江南迁人口不仅存在对粮食的需求，也存在对面食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推动冬小麦不断向南方扩展。
1705377279
1705377280
宋代是冬小麦向南方扩展的关键时期，北宋初年“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成为当时农作物地域分布的显著特征。这样的作物分布特征虽然与南北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但“参植以防水旱”却是防灾避难必须考虑的举措，经臣下建议，宋太宗诏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27]。从太宗这道诏令来看，江南一带麦类作物不但不是常见之物，而且种子还需渡淮而取，可见当时种麦范围之小。也许正是由于太宗皇帝这道诏令的作用，此后不仅江南种麦反复见于记载，而且稻麦两熟制也出现在北宋文献中。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有“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记述[28]，这是有关稻麦两熟制的明确记载。有的学者提出“刈麦种禾”仅仅是农事安排的衔接，并非土地利用的连续性过程。[29]仅就记述方式而言，无论刈麦还是种禾，若分别处于不同地块，在土地利用上均为一季作物，这样的结果与一年一熟水稻没有任何区别，也绝不会用“一岁再熟”这样的词汇进行记述，因此“一岁再熟”只能是对稻麦一年两熟的描述。
1705377281
1705377282
稻麦复种制出现于北宋时期，但实行之初种植规模并不大，因此有关冬小麦的记载十分有限，即使在朱长文所述“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太湖平原，也同样存在种麦稀少的现象，苏轼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浙中无麦，青黄之交当在来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30]；“浙中无麦，须七月初间见新谷”[31]。苏轼撰写这些文章应在元丰初年，他离任湖州之前。湖州地处太湖平原，北宋时期属两浙路，故以“浙中”相称。朱长文撰写《吴郡图经续记》在元丰七年（1084），两人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看到的景象却完全不同，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朱长文为苏州籍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未离开家乡，谙熟家乡的一切；苏轼的家乡不在太湖平原，虽然在湖州一带做官，但为期甚短，仅三个月，对于太湖平原农业生产的整体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正因此，朱长文在苏州看到的“刈麦种禾，一岁再熟”，有可能不为苏轼所知，或与之相邻的湖州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以上事例的结论只有一个：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虽已出现，但在太湖平原并没有普遍实行。
1705377283
1705377284
南宋时期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量南下，是推动稻麦一年两熟种植制度空间扩展的直接因素。“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32]“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33]绍兴初年，由于喜欢面食的北方人骤然增加，一时冬小麦成为稀缺粮食，一斛麦竟至万二千钱。[34]为了满足需求，南宋朝廷多次下诏劝民种麦，乾道七年（1171）孝宗皇帝诏令：“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劝民种麦，“官为借种”。淳熙七年（1180）孝宗皇帝再次下诏令：“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且“自是每岁如之”，年年都发布劝民种麦的诏令。[35]嘉定八年（1215）宁宗又下诏，令“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并同时诏令对于这些杂种的旱地作物“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36]正是由于朝廷推行这一政策，“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种麦之后“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出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现象。[37]
1705377285
1705377286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南宋时期冬小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展，并在丘陵山地与平原地带两种不同的地貌区同时得到推广。江南地区平原水乡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冬小麦绝不会代替水稻而独占田土，它的推广扩大只能在稻麦复种制的背景下与水稻轮作，进而不断扩大种植范围，因此冬小麦种植范围扩大与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的推广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南宋时期的诗文中留下许多明确记载稻麦复种的描述，如“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38]、“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39]等诗句都清楚地记述了稻麦轮作、起麦秧稻的场景。稻麦复种制不仅限于平原，山区也不乏其例，宋人曹勋《山居杂诗》中的“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40]，讲的就是这样的情景。稻麦复种制下，四五月是农家最忙的季节，冬小麦收割，水稻插秧都需要在此时进行，因此南宋时期江南一带四五月间“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已不是稀罕之事。[41]
1705377287
1705377288
宋代江南地区在北方移民的推动下出现了稻麦复种制，农作物一年两熟使土地利用率从100%发展到200%，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大了精耕细作的力度，由提高土地利用率转向提高亩产，进而在亚热带地理条件的支撑下，为江南赢得了经济重心的地位。
1705377289
1705377290
1705377291
1705377292
1705377294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环境选择与南移时间
1705377295
1705377296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涉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个因素，自然环境、农作物以及劳动者三者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重心的地域所在与南下转移的时间。
1705377297
1705377298
（一）稻麦复种的空间规模与环境选择
1705377299
1705377300
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技术支撑。这两项与北方移民相关的农业技术，环境选择并不一致：唐代插秧技术盛行于长江流域植稻区，并成为水田耕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宋以来稻麦复种则受环境影响主要限于江南地区。两项农业生产技术地理分布的变化，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所在地只限于江南地区而不是涵盖整个南方的重要原因。
1705377301
1705377302
1．稻麦两熟制中冬小麦种植范围的变化
[
上一页 ]
[ :1.7053772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