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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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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长江中下游湖泊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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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分布区，历史时期由于长江水道以及地质运动、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经历着盈缩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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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梦泽盈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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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江汉平原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良田千顷，稻浪翻滚，但历史时期则是烟波浩渺、雾霭苍茫的云梦泽，这番沧海桑田之变仍然与自然力、人力的双重推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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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泽的存在与消失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关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写道：“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司马相如的文辞展现了云梦地区的基本地貌形态。基于地理学视角审度这一地区，它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湖泊、沼泽在内的多种地貌综合体，范围非常广泛，东起大别山、幕阜山，西至宜昌、宜都，包括松滋、公安一带，北抵大洪山区，南缘长江。在这一范围之内，云梦泽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基本分布在缘长江一带，即今天的江汉平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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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开发的空间进程基本与云梦泽水体变化同步，《中国历史地图集》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记载标定了各个时期行政建置的变化，行政建置反映了云梦泽的变化过程，将这些信息与《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遗址位置结合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现象：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址基本围绕江汉平原呈环形分布，平原的腹心只有戴家场附近的柳关遗址，其余均为空白，环形区域的北缘在天门以北，西缘止于荆州附近，东面为空白。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址所形成的环形地带基本在50米等高线处。根据这一遗址分布形势，可以判定50米等高线以下地带多数属于云梦泽水体覆盖的湖沼。城背溪文化距今8000—7000年，大溪文化距今6000—5000年，那时人们选择的居住位置多数处于山麓地带，云梦泽近水之处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数目并不多。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距今均4000年以上，这两类文化遗存沿江汉平原北缘50米等高线分布，30—50米等高线之间的区域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遗址。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相比，变化明显之处在于北部边缘的遗存数量大为增加的同时，遗址沿孝感、随州、枣阳一线形成密集的线状分布，此外仙桃、潜江附近亦有零星石家河文化遗存。将前述两种地图资料落实在DEM技术形成的江汉平原地貌图上，遗址与地貌的关系十分清楚（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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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江汉平原地貌与史前时期遗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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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历史时期，盘龙城是江汉平原附近为人瞩目的文化遗存，其时代属于商代中期，位于武汉市市区以北约5公里的黄陂区境内，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遗址处于长江以北低矮丘陵与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面与东北面为盘龙湖所环绕，西面和西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盘龙城城内东北部发现密集的宫殿建筑遗迹，城外四周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葬。根据出土器物类型判断，盘龙城应为商人南下所建直系方国的都邑，城址选择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与黄陂所在地正当孝感、随州、枣阳至中原一线交通冲要相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江汉平原云梦泽水体范围，这一时期云梦泽水体边缘基本保持在30米等高线附近，盘龙城应距湖滨不远。[30]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活动为长江中游地区留下重要的一页。依据考古成果分析，楚人的活动范围同样沿50米等高线留下遗存，此外这一等高线东部地带的楚文化遗存明显增加，并沿平原边缘的孝感至随州、枣阳一线形成遗存的密集地带。这一楚文化遗存密集带，与商代盘龙城相距不远，均属于云梦泽东北缘一带。与云梦泽东北缘对应，在史前文化的基础上，江陵附近同样也是楚文化遗存密集地带，不仅如此，楚国早期都城郢即位于此。长江河道在今沙市以西转向南流，江水北岸面向江汉平原一侧不仅有夏水、涌水这样的支流存在，而且形成以沙市为顶点的陆上三角洲，在泥沙的推动下，陆上三角洲逐渐向东扩展，楚人都郢不仅说明了这一时期荆州一带不属云梦泽水体范围，同时也说明这一处陆上三角洲平原已经开始了较有规模的农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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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唐宋时期是云梦泽水体退却的时代，县级行政建置的出现成为确定云梦泽水体变化的依据。西汉时期，沙市陆上三角洲上出现了华容、竟陵两县，县级行政建置的出现既是这里人口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标志，也是三角洲范围扩展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云梦泽水体西南缘沿江一带，一直鲜见人类活动遗迹，西汉时期出现了州陵、沙羡两个县级建置，东汉时期在云梦泽北缘设置了云杜、安陆县级建置，西晋时期设置了监利、沔阳两县。《晋书·地理志》荆州条下载有监利县，从《宋书·州郡志》郢州条引《晋起居注》来看，监利县应置于西晋太康初年。《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下载：“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陶侃任荆州刺史为西晋末年之事，沔阳县的设置应在此之前。《南齐书·州郡志》郢州条载有惠怀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的位置，即沔阳附近，属于撤沔阳，置惠怀。华容、竟陵、监利、沔阳、惠怀各县依设置时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推移，这一方向也是沙市陆上三角洲的扩展方向。华容、竟陵设置于西汉，监利、沔阳、惠怀设置于南朝时期，其间相距五六百年时间，陆上三角洲向东南移动50—60公里左右，平均每百年10公里。随着陆上三角洲的扩展，云梦泽在淤浅的同时，水体也逐渐向东南推移，以至西汉时期设置在大江北缘的州陵县为水所没，其辖地于刘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并入绥安县（图7-7）。[31]云梦泽的这一变化成为水体退却的重要转折期。此后随着陆上三角洲不断扩展，泽水日趋平浅，唐宋时代云梦泽多已淤填成平陆，司马相如所称道的“九百里云梦泽”为零星小湖所取代，从南宋后期人们开始修建垸田，最后推动云梦泽消失与江汉平原形成。在云梦泽水体退却，江汉平原形成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几乎同步推进，从50米等高线的边缘地带逐渐向腹心发展，最终赢得了整个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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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云梦泽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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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7-6所示江汉平原地貌特征以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楚文化遗址位置可以大致推断，50米等高线所圈定的空间为江汉平原的基本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云梦泽水体早期覆盖面积较大，此后多数时段集中在30米等高线以下，但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当代县级行政建置的治所都没有低于25米等高线的位置，这说明25米等高线之下是云梦泽水体最后停留的高程，江汉平原上农业开发的步伐随着陆上三角洲的延伸而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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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洞庭湖湖面盈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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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湖面同样经历盈缩之变，《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指出，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经历着由小变大，由大变小，即由河网切割平原到周及800里的湖泊，又淤塞为几片湖区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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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属于燕山运动形成的地堑型盆地，经历反复升降，全新世初期成为河网切割平原。湘、资、沅、澧四条长江支流分别汇入长江，与今日共同汇入洞庭湖，再通过洞庭湖各个湖口与长江相通的局面完全不同。《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显示洞庭湖湖区范围之内发现大量新石器时期遗址以及器物，有些遗址甚至在水下，这些遗址位置证实了洞庭湖区曾为平原的事实。此后湖区范围开始出现下沉，新石器时期遗址密集分布在湖区内部，商周时期已经明显离开湖区，遗址呈现环状分布，环状中心为遗址空白区。根据这样的分布形势，推测环状中心地带出现明显地质下沉，已经充有水体，环境不适宜人类生存，而商、周遗址形成的环状分布带就应是水体的边缘地带。这时湖区水体并不多，虽然不适于人类生存，但在地貌上仍表现出切割平原的特点。至东汉三国时代整个洞庭湖区依然呈现平原面貌，《水经》中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平原上湘、资、沅、澧几条大江仍然保持直接入江的局面，洞庭湖区内虽然也存在资水、沅江汇合处这样的小湖，但整体仍然属于平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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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石器时代结束，洞庭平原与分割长江江水的华容隆起均处于缓慢沉降之中，至东晋、南朝之际长江中游南侧支流切穿沉降中的华容隆起，江水进入洞庭平原，逐渐导致原来河网化沼泽平原变成湖泊，洞庭湖最终形成。[32]《水经注》载：“湘水左会水青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径鹿角山东，右径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口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也。水又北径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会大江。”[33]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代，应为洞庭平原存在的最终时间。洞庭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分别代表平原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华容隆起为江水切穿之前，洞庭湖尚未形成，这一区域可称为洞庭平原；华容隆起被切穿之后，洞庭湖形成，湖区周围平原应称为洞庭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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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洞庭湖附近设置了罗县（今汨罗）、益阳（今益阳）、临沅，东汉设置了作唐（今安乡），三国年间设置了龙阳（今汉寿），西晋时又在龙阳北设置了汉寿以及巴陵（今岳阳），南朝时设置了安南（今华容）、湘阴（今湘阴）、沅江（今益阳北），自此，洞庭湖周围设置的县级行政建置至清代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对比商、周时期遗址与南朝时期县级行政建置的位置，两者几乎在相距不远的环状区域内。首先，商、周时期遗址分布与南朝时期县级行政建置的位置关系说明华容隆起切穿之前，地质沉降已经营造了洞庭湖湖盆的基本轮廓，即使在江水切穿华容隆起涌入湖区之前，由于地势低洼这里也不适宜人类生存。自西汉以来各个时期设置的县级治所均位于这一环状区域之外，洞庭湖平原的农业开发以这一环状区域的边缘为起点，实现了全部开发历程（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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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洞庭湖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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