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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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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一讲 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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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人类交通的途径，关乎国事民生。然而道路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踩出来的，远古时期，当先民在洪荒大地上踏出第一行脚印，留下第一个标记时，最早的道路就萌生了。从此，伴随先民的狩猎、采集、播种、收获……足迹成行，一条条道路延伸出来，交织成大地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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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固然是人踩出来的，但在没有技术可以从容不迫地逢山劈路遇水架桥的时代，先民的脚步落在什么地方，踏出一条伸向何方的道路，则与地理直接相关。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道路均可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人们以自己的聚落为中心采集、渔猎，每向远处前进一步都需要探索与冒险，难以成行的地方自然无路可通，得以立足的地方则相联成行，为后辈所传承。道路的形成既受制于山川自然，也取决于人们足下的选择。最初的道路仅是人类在探索中形成的由家居之地到食物采集、渔猎地的途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道路增添了更多的功能，不仅服务于政治，也服务于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建立，在完成政治统一的同时，凭借驰道的修建，使车同轨、书同文成为秦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即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驰道由数条道路构成交通网，囊括东西南北，“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经过研究，可以确定的驰道分别为：（1）由咸阳沿渭河、泾河河谷西北越六盘山通向河西一带。（2）自淳化沿子午岭向北经鄂尔多斯高原至秦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这条北上之路也被称为直道。（3）由咸阳东北行于临晋关（后改称蒲津关）渡黄河，沿汾河河谷北上，经平阳、太原至云中、代郡。（4）由关中经故道、褒斜道、子午道越秦岭至汉中，经金牛道越巴山入蜀。（5）由咸阳东南行出武关，沿丹江至汉水。（6）由咸阳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成皋至临淄。（7）由洛阳北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经邯郸至蓟。陆上道路之外，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菏水、鸿沟运河的开凿又将黄河、淮河、长江各大河流水系南北相联，构成水路通道。[2]这些相联成网的道路不仅维系着地域间的联系，而且在代代相承中融入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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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但明以前历史文献很少留下集中记载，追寻这些道路延伸的方向，相关信息散见于各类历史事件与考古学成果，其中与军事相关的事件几乎成为研究历史交通道路的关键性信息，故古代交通道路的研究多与军事地理研究相伴而行。明清两代商贸活动盛于前朝，为便于商旅出行，系统记载天下道路的著述越来越多，明人黄汴撰写《天下水陆路程》、憺漪子撰写《天下路程图引》等，意在为天下商旅指点行商路径，却也成为今日了解古代交通道路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中涉及天下主要道路，这些道路虽然见于明人记载，其历史却可溯至数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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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太行山东麓道路与重要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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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是以北京为起点，沿太行山东麓南北纵贯的交通道路，对于华北平原的道路体系具有支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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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具有久远的历史，大约形成于距今9000年前。确定这一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关。磁山文化诞生于距今9000—8000年前，发现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武安县境内，考古成果显示不仅磁山文化的传播经行这条道路，此后起源于河南、陕西一带的仰韶文化也沿着太行山东麓一路北上，直抵拒马河以北地带。[3]远古时期先民的串串足迹开启了这条道路，自此数千年间太行山东麓道路始终是中国南北向交通道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以北京为起点经保定、石家庄、邯郸、鹤壁、新乡一线的京广铁路北段仍然穿行于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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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形成多取决于山川地貌，太行山东麓道路的重要地位究竟来自于哪些自然因素？太行山为中国地形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的分界，越过太行山即进入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500—700米。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穿过太行山各个谷口流向华北平原，河流在山口地带形成冲积扇。地貌学定义冲积扇为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体，当河流流出谷口时，摆脱了侧向约束，其携带物质便铺散沉积下来。冲积扇平面呈扇形，扇顶伸向谷口，从顶部到边缘，沉积物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异。冲积扇顶部位于出山口处，河流落差明显，较强水动力携带并沉积下来的物质粗大；从山口进入平原，随着河流落差降低，携带的物质变小，冲积扇中部不仅土质较细，土壤肥沃，且地下水位适中；进入冲积扇底部扇缘地带，因地下水位高，具有明显的盐碱化现象。冲积扇不同部位自然属性的差异导致人们选择性地利用环境，顶部与扇缘地带均不利于农业生产，只有中部有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水文条件，成为数千年来人们定居之处。太行山南北延伸400公里，山脉东麓的冲积扇不止一个，每一个山口均有冲积扇，大小冲积扇联为一体，被地貌学称为冲积扇裙。若将冲积扇裙中部联成一线，就是太行山东麓道路的走向。由于这里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远远超过华北平原其他地方，从八九千年前至今，尽管世事多变，这里却一直是人们定居之所、通行之处的最佳选择（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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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冲积扇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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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凭借冲积扇中部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道路，然而，一条道路的地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也与这条道路与其他道路的关联性相关。南北延伸的太行山地质时期曾发生过多次断裂，河流切穿这些裂谷形成山中谷地——陉，古人称“连山中断曰陉”。太行山中究竟有多少陉，古人说法不一，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引晋人所撰《述征记》归纳为“八陉”，即“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4]。太行八陉均呈东西走向，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向道路相接，连接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共同组成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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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人们利用道路交通的同时，也在山口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太行山东麓道路与太行山口构成许多重要关隘，自北向南为：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紫荆关位于今河北易县、倒马关位于今河北唐县、井陉关位于今河北井陉县、天井关位于今山西泽县、轵关位于今河南济源市等。古往今来这些关口的名称与关址固然有所变动，但关口一直与各条道路组合在一起，为历史留下了不平静的一幕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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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执掌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及部下史思明率兵造反，安史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出发，沿太行山东麓道路南下，面对毫无准备的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仅至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遇太守颜暠卿率部坚决抵抗；虽然颜太守最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被俘[5]，但还是牵制了叛军的行动。随后河东节度副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两部会合，从井陉西端娘子关东行，出井陉关收复常山，斩首以万计，生擒四千，河北归顺者十余郡。常山郡控扼太行山东麓道路咽喉之处，且与井陉道相互呼应，收复此地就截断了安史叛军回归范阳之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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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河北，安史叛军南下渡过黄河，朝廷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负责守卫洛阳。连日血战，洛阳失守，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潼关位于今陕西省潼关县北，北临黄河，南依秦岭，《水经注》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7]在当时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潼关地形之险，坚守此地，等待四方援军，本是可举之策，但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并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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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进入洛阳后，马上自立为帝，国号为“燕”，这一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从地理角度审度这一历史事件，安禄山称帝后的日子应是他发动叛乱以来最危险而不知所措的时候：西向潼关，通往长安之道被哥舒翰控守；东向、南向进入江淮的道路分别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而北向回归范阳的道路则被李光弼、郭子仪两部唐军封堵。这时安史叛军大有走投无路之势。但历史总有让后人扼腕之叹，原本安史叛军面临不战自困的局面，却由朝廷给了他们生机。唐朝前期实行“重外轻内”的布兵原则，使潼关守军数量不多且多羸弱，年迈的突厥将领哥舒翰出任潼关守将，原本可以依险守关，可朝中权臣杨国忠不顾双方实力，在玄宗面前屡屡进言，并“从中督战，翰不得已出关”[8]。哥舒翰开关等于给了绝死之地的安史叛军一条生路，叛军冲进潼关，俘虏了哥舒翰，兵锋直指长安，杨国忠死于愤怒的唐朝军人手中，玄宗匆促南下入蜀避难，从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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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均与交通道路密切相关，且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陉的作用尤其关键。如果当年唐廷能够借收复常山郡之机，困安史叛军于洛阳，结果会大不相同。但历史不可倒退也没有如果，后人只能“以史为鉴”。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拉开了全国解放的大幕。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会选择西柏坡这样一个小山村？从地理形势来看，中共中央的选址既要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并进退有余，又要传递给全党、全军一个信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历程。历史证明，西柏坡面向华北平原且与井陉以及太行山后方相连接的地理位置，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成为新中国的起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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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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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与重要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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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仍与太行八陉相关，八陉中军都陉就是通向内蒙古的必经之路，而居庸关则是控制军都陉的重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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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得名于秦，据元人王恽称，“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9]。“庸”为刑徒，居庸之地为修筑长城刑徒所居之地。故《吕氏春秋》与《汉书·地理志》均留下“居庸，有关”的记载。居庸虽得名于秦，但最初仅是依山就形的郡县间关口，真正成为长城上的关隘是在北魏时期，以后历代相承，既控扼军都陉，又属长城上的一道险关。穿过居庸关向西，经今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进入蒙古高原。由于居庸关紧邻北京，故自金、元以后在太行山各个关隘中最为重要，在八百多年的历史中留下许多引人回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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