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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四讲 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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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理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不仅将军情战事置于大地之上，且融山川关险于谋略之中。因此天下形胜不仅被书写于兵书之中，也被兵家视作攻守备战之要旨。明末清初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部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的历史军事地理著作。时至今日品评军事、论略古代战事几成时尚，并由此而诞生以历史军事地理为前提的“棋盘型格局”“九边、四角、四边”说[1]。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关键之处在于其时间节点，即站在当代的视角看历史，所有历史无论秦汉两晋隋唐两宋元明清，均处于同一空间，那么当代地理学家所论列的山川形势、关隘险阻，在历史的诠释中自然不分彼此，纳入貌似有序的格局之中；但是，真正的历史中，中国的核心政权并非一直就拥有为后人视作天下的空间，自然也并非一直就存在“棋盘型格局”乃至“四角、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站在今天的立场逆向看历史，“棋盘型格局”或许存在，但历史毕竟是顺向发展的，依循时间序列，中国核心政权从中原向四周的空间扩展中，应该存在一个始终如一且贯穿历史的大战略，以及制约大战略的大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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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就军事地理而言从战略着眼与从战事着眼所思考的内容会有差异。战略是服从国家或政治集团既定的政治目标，全面规划、部署、运用以军事为基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所有力量的谋略，谋略的核心是政治，军事仅是其中的主要手段。战略视角下的军事乃至军事地理具有宏观性，局部战争仅是大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具体的战事就不同了，这一概念涉及具体的行阵征战之事，关注的则是一地一战之得失。因此战略与战事从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政治，体现的是政治家的谋略；后者是军事，实现的是军事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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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战略与战事有着如此大的不同，说到中国历史中的大战略、大地理，我想起很多年前看过倪健中主编的《东西论衡》，其中有一句话：“‘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2]仔细品味，不错，倪健中与他的团队提到的十字运笔方向不仅与中国历史经济重心变化吻合，而且也是中国历史大战略的空间运行轨迹。那么，十字运笔方向是否能够概括中国历史中的大战略、大地理的全部特点？若从历史上的中国全部境域着眼[3]，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仅存在于以农业生产为支撑体的农耕区范围内，而自燕山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至青藏高原以西以北地区，持非农业经济生活方式的各个民族、部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武力争雄则表现为自东北、西北两个方向面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冲击，而这一形势与地质力学提出的北北东向、北北西向两大构造体系营造的山脉走向十分相似。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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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从属于政治，而战争则是政治的延续，即无论谋略还是实现谋略的举措都源于政治。那么政治依凭什么而制定目标？那就是利益，国家利益或政治集团的利益。时代不同，政治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农业社会看重的是能够支撑农牧业存在的土地，当代社会则将利益的砝码设定在资源一侧。换句话说，古代的利益争夺仅限于陆上，而当代则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表层到太空，从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延伸。诞生在西方的“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乃至“太空计划”正是对利益的追逐中政治目标不断升级的结果。本讲谈论的时代是传统农业社会，因此政治决策者制定利益目标与大战略自然不能脱离这一时代的基础——对土地与人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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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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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载于历史与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多为武力冲突，扩展与冲突的结果又几乎都是西胜东负，两个问题自然摆在我们面前：从西向东空间历程的推动力是什么？其结果为什么是西胜东负？地理是一个在今人知识汲取中几乎被忽略的领域，事实上正是地理在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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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的著作《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问世，人类生存与地理的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国家、部族均是拥有生命的政治有机体，生命体的增长必然导致生存空间的扩展。一个国家或部族跨越原有居住范围首先到达的是它的自然界限，此后如果没有强大的相邻势力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走向更大的空间，因此推动人类追求生存空间的最早动力是人类自身的繁殖。这一阶段应属于史前时期，那时地旷人稀，凭借追寻生存空间的本能，人群迁移与部落空间扩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争战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性质，还提升不到政治与军事谋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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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具有真正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开始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周人克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于隋、唐王朝的建立，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王朝的更迭与政治集团的取代原本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情，然而令后人关注的是，胜者均为自西向东，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史记》记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4]周武王凭借不足五万人进击商纣王七十万人，进而建立了以周代商的伟业。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护送周平王东迁再被封为诸侯，并率部从陇右迁居关中，但由于国弱兵衰，商鞅变法之前始终被关东诸侯视作戎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居于西部的国家，战胜拥有十倍之地、百万之师的关东诸侯而统一了天下。此后不久，刘邦入关中时属下不足十万，而项羽则率诸侯军四十余万入关，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楚汉相争的结果却是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人望始终左右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地理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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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周人灭商、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是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这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步之地都与位居古代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相关，当代地理学家定义关中平原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东西约360公里之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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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关中地区赢得战争的地理形势首先在于这里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将其称为作战基地，其实两者具有相同的内涵，“根据地”来自于中国本土，“作战基地”是翻译词汇。《战争论》认为“一支军队出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大”。这个地方就是作战基地，其价值在于为作战部队提供后勤给养与兵源。军队的人数越多，对于基地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如同一棵树，总是从它扎根的土壤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移植会比较容易，但树长大了，移植就很困难。[5]尽管这样，作战基地与根据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即作战基地侧重于战役的需求，而根据地则具有战略后方的意义，不仅服务于一次或几次战役，面对的是长久的战争，且具备政治稳定立足的条件，这就是古人理念中的“根本之地”。明末清初之人魏禧《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中言“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常不择地”。何谓“根本之地”？清人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诠释：“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6]显然“根本之地”与筹饷相关，即具有作战部队物资补给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就“根本”而论是否还有更深的含义呢？“根”与“本”均指树木之根，引申出来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与兵源，还是政权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关中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见于《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关中可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直至晚近关中一带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即生在这样富庶之地的姑娘绝不会外嫁到其他地方。农业支撑了立足关中地区的政权，关中地区也成为战略意义上的根据地或作战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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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还提到另一个问题，即地形与战事的关系：“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久的关系，它对战斗过程本身，以及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地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范围，但其结果则表现在战略范围。”[7]克劳塞维茨所在的时代已经是西洋火器盛行的时代，与此相比，冷兵器时代对于地形的依赖更强。就地形而言，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而这样的地方不仅能够为战事赢得不败之结果，且拥有支撑“根本之地”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础，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关中地区拥有的地形被地貌学家称为“地堑”，即这类地形属于“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关中南部有秦岭，北部则为黄土丘陵山地，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仅使包围在山地之中的平原形成“四塞之国”，而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凭借如此地形构成“形胜之区”。关中诸多关隘之中，需要提及的是控扼黄河与崤山之间险狭谷地的函谷关，这里是关中通向华北平原的必经之路，乃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与崤山素来用于界分东西，函谷关以西被称为关西，以东称为关东；若以崤山为界，则有山西、山东之称，《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指崤山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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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同时拥有“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之称，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列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8]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9]正是这样的地理形势，成为秦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秦亡，项羽进入关中之后，“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而项羽因“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舍弃立本之地而东去。故韩生留下这样的话：“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10]刘邦也是楚人，北定三秦后，选择何处为立本之地？谋士给予刘邦的建议几乎与韩生所言相同。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对西汉王朝的国都究竟放在洛阳还是关中举棋不定之时，娄敬对他说：“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1]张良也有类似的话：“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2]两千多年以来，不知多少人讨论过汉胜楚败之因，关中独占的地理优势几乎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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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因地理优势而成为中国历史早期成就天下霸业的起步之地，西汉文帝时期儒生贾谊名作《过秦论》开篇即点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凭借这样的地理基础，当面临山东诸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的危险局面时，尽管“秦人开关延敌”，但“九国之师”却“逡巡而不敢进”。于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只弄了个“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结果。随后“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继秦之后，刘邦同样凭借关中的地理基础赢得了汉家天下。楚汉之争的作战之地不在关中，根据地却是关中。西汉开国后，论及各路功臣，刘邦认为萧何功居首位。与那些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将军相比，萧何虽然无一城一地之功，但在兵源粮饷供给方面却做出重大贡献。“汉王与诸侯击楚”，相持五年，损兵折将，多次轻身逃跑，萧何驻守关中，不等刘邦诏令，即从关中派军队补充兵源，济汉军于困境之中；汉与楚在荥阳相守多年，军中存粮不足，萧何屡屡从关中转运粮饷，救汉军于乏绝之时。固然刘邦多次丢失山东，但萧何却常保全关中，以待刘邦回归。[13]萧何在楚汉之争中济困救乏之功成功地表现了治国才能，但关中之地“四塞之国”易守难攻与“天府之国”物产富足的优势，才是萧何施展才能的地理基础。无论秦、汉还是起步于关中的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均没有脱离这里作为“根本之地”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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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关中地区具有“根本之地”应有的地理优势，但是，要成为根本之地，在自身拥有优势的同时，“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这就意味着还需要具备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讨论中国历史自西向东的空间进程，必须考虑“天下”的地理。且以战国时期为例，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商鞅以“武爵武任”“粟爵粟任”为核心的变法，使不为山东列国看重的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这时的秦国要完成统一天下之举，若仅靠自身的地理优势，仅能做到守本，而起事则需要运用天下之势。运用天下之势，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战国时期伴随秦人的崛起，两个立场不同的政治联盟相继出现，以苏秦为代表首倡合纵，继此之后，张仪再倡连横，所谓合纵即为合众弱以攻一强，而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结盟的对象与目的不同，结果也大有区别。加入合纵之中的盟国，抗秦只是目的之一，更大的目标在于通过联盟获取自己希望的利益，一致抗秦仅是暂时之举，内部争斗则处于主流。故那时的谋士曾对山东国君说过这样的话：若两只野兽知道老虎逼近自己，绝不会再继续厮杀了，如今山东诸国的国君却没有意识到秦国威胁到自己，仍然互相争斗不止，且两败俱伤，连野兽的智力都不如。[14]连横就不同了，联盟的利益核心是秦国，无论盟友是否更移，核心利益不会改变，因此在山东诸国“从散约败”的时候，连横却始终存在，即秦国从来没有失去过追随者，且通过破坏对手的联合，将自己追随者的土地变成对手联盟的障碍，甚至借追随者之力达到削弱对手力量的目的，其性质与当代的代理人战争十分接近[15]，《战国策》中名为《秦使赵攻魏》的篇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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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外，面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合纵、连横这两个联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地理因素。由于利益的基点不同，合纵试图将隶属于不同政治实体的土地与资源整合为一个联盟并不成功，而连横利用秦国的追随者破坏合纵，且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赢得小块插花地，无疑这一切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军事上仅仅阻挡了合纵的实现，而没有实现对于秦国国力实质性的补助。张仪之后，又一位魏国谋士来到秦国，这就是范雎，他提出了“远交近攻”之策。无疑，正是范雎的谋略为秦人赢得了统一，赢得了从关中本土到整个山东地区土地相联、人民所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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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针对秦昭王攻齐这一举措，指出“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且远攻即使成功，土地却不能与自己本土联为一体，反而肥了别国。“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17]战争的目的在于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并强化自身，为实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目的，秦人远交齐楚，近攻三晋的同时，也将国土从关中伸向韩、魏、赵三国。以地理视角审度这一切，秦人的远交近攻不仅仅实现了国土的扩展，且将地理屏障推至太行山一线。山川是大地上的脊梁，也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屏障。立足于西部，关中作为“根本之地”，并非孤立存在即能成事于天下，其面向山东，外围就是太行山与豫西山地。太行山与豫西山地既是当代地理学家界定东西部的界线，也是古代东西抗衡的战略重地。太行山在三晋土地上，不但成为关中地区的又一道军事屏障，且通过穿行于山中的道路沟通东部平原地带，这样的地理形势成功地保证了秦人走出西部，赢得东部乃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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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拥有根据地的特征，不仅成就了秦人统一天下的大业，在东西交锋中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周武王灭商，此后北周灭北齐，不同历史时期的王朝政治固然有别，但关中的地理优势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其被山带河的地理形势不仅能够在战争中保全自身，而且具有转劣势为优势的可能。因此中国历史的早期在大地上画出自西向东的这一笔，起笔之处就在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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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之间的军事较量中，支撑西部赢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关中的地理优势，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西部的地理核心区也在变化。战国时期山东、山西之界在崤山，《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位于崤山以东。汉武帝时期推行“广关”政策，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通过这一举措，汉武帝元鼎年间，大关中区域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18]这次“广关”之后，太行山是否成了东西的分界？《汉书》中的一段记载对于了解这一问题十分有意义：“（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19]此时的函谷关已从今河南灵宝市东迁至新安县，而天井、壶口、五阮关均位于太行山上，战国时期界分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依凭函谷关、崤山，汉代则移向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界限。这一界分山东、山西的地理界限就此形成，并为后世所继承。宋人文谠为唐人韩愈诗句“衔命山东抚乱师”作注曰：“自太行而东皆谓之山东。”[20]即太行山为山东、山西之界。然而南宋王十朋为北宋苏轼诗句“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作注时，山东、山西又有了新的理念：“古所谓山东，乃今之河北晋地是也。今所谓山东，乃古之齐地，青、齐是也。”[21]这是说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时至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则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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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函谷旧关（今河南灵宝市）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今河南新安县）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东退至青、齐之地则既失战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成为与“山东”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这就是从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至明清两代设山东布政使司以及今天山东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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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国家战略分析，西部地区地理核心区的变化在服从立都关中王朝政治需要的同时，也随着国都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经历着西安、洛阳、开封自西向东的变化，逐渐淡化“根本之地”的功能。随着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成一统，山东、山西仅以行政区名称相属，而无当年东西鼎足相峙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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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时期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经周、秦、汉、唐历代对于黄河流域的经营与战略谋划，黄河流域早已走出依托“根本之地”赢得政权的时代，不但政治中心在整个黄河中下游经历着自西向东的变化，而且这一时期伴随长江流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十”字中由北向南的那一笔开始越来越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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