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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39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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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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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不同尺度上讨论迁移流，从大规模的洲际涌流到个人在同一大都市内的迁徙。尽管不同尺度控制空间行为作用的机制始终如一，但是直接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对人口格局和文化景观的影响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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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距离的长短和其对人们生活的干扰程度，无疑会凸显出对移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种种差异。住处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徙，必定改变许多学童和成人的非工作活动空间，但上班族可能依然以该城市——实际上是同一个就业场所——作为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从欧洲到美国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人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则意味着行为模式全方位的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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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尺度上，洲际移民的迁移范围从最早定居的适宜居住的地方到最近亚洲和非洲难民逃往的欧洲和西半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的人口结构，反映了始自16世纪和17世纪的涓涓细流变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如洪水般的大规模洲际迁移的过程。此后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紧随的战后时期，2500多万人永久性地跨国定居，但不全是洲际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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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迁移和地区之间迁移包括跨国的与国内的迁移，最常见的是个人和群体为改善经济前景或为了逃避困难或危险的环境、军事、经济或政治状况而迁移。随着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成百万难民离开本国，这就是此类群体迁徙的例子。1980—2000年，欧洲接受了大约2000万新移民——其中多为难民，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进入西欧的1500万流动工人（“外来工人”）。21世纪初大约有1.75亿人——世界人口的3%——住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里。移民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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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有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境况所迫而勉强移居。在被迫或非自愿迁移的情况下，重新定居的决定完全是由移民本人以外的人做出的（图8.16）。从16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1000万—1200万非洲人作为奴隶强行迁往西半球。虽然有近百万人抵达美国，但一半以上被遣往加勒比海地区，其余大部分到达中美洲和南美洲。澳大利亚最早的欧洲殖民地为18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人因流放罪犯而在其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建立的苦役营。较近期的非自愿迁移包括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被强行从农村迁往城市，以及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西部地区强行迁往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的劳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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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被迫迁移：5个开化的部落。1825—1840年，美国东南部约有10万印第安人被军队赶出故乡，迁移到密西西比河对岸，即今天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到目前为止，印第安人数最多的是南部5个开化的部落：切罗基族、乔克托族、契卡索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这些定居的、基督教化的、有文化的小农，在被武力驱赶的艰辛旅程——特别是在1837—1838年严酷冬季的迁移，被切罗基人称为“泪水之路”——中经历苦难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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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9年开始，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展了一项咄咄逼人的计划，即从人口密集的爪哇岛向本国其他岛屿和地区移民，这项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殖民计划”使大约80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非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重新定居——非自愿迁移。据世界难民调查（World Refugee Survey）的资料，2003年因战争、政治动乱和压迫造成的国际难民约为1500万人——当时地球人口中每415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过去难民主要到欧洲或其他发达地区寻求庇护。近年来人们主要从发展中国家逃往其他发展中地区，难民较多的许多国家也是世界上较穷的国家。1990—2003年，伊朗成为大约240万阿富汗难民和同样数量的逃避镇压、迫害和战争的伊拉克人的东道主。只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地，就容留了300多万难民（图8.17）。世界范围内，还有2200万人“内部转移”，实际上是其本国内部的难民。他们为了安全或为了生计，离开故里但并未越过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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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非洲难民流。近年来政治动乱迫使成百万非洲人离开家园穿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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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William B. Wood,“Forced 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no. 4, Figure 3, p. 619.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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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迁移运动的主体是自愿的，表现出对影响一切空间相互作用决策因素的个人反应。迁徙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是移民相信，移居目的地带给他们的机会和生活会比目前状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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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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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决策是一种文化和时间上的变化因素。游牧民逃避饥馑和非洲萨赫勒（Sahel）地区不断蔓延的沙漠，其动机显然有别于为了得到一个职位而移居到芝加哥的经理人员，有别于为了寻求城市里工厂的工作而移居城市的阿巴拉契亚居民，也有别于为了寻求阳光和沙滩而移居的退休夫妇。一般来说，自愿决定迁移的人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环境，或者舒适宜人的地方。对许多人而言，迁移的理由常常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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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境不佳被迫决定迁移的情况被称为推力因素（push factor），包括失业、缺少就业机会、过分拥挤和其他各种影响——如贫穷、战争和饥馑等。预想中迁移目的地的吸引力被称为拉力因素（pull factor），包括被认为存在于新地点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属性——也许是安全和食物，或者是就业机会、良好的气候、低税率、更宽敞的住房等。迁移经常是迁移者感觉到的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8.18）。这是对至关重要的机会和对需求满足的直觉，而不管这种直觉是否会得到客观现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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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美国的移民。虽然出生率和死亡率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但1990—1999年美国人口增长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向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净移民所致。拉力因素包括就业机会和温和的气候，推力因素包括就业机会丧失和严酷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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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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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其他任何单个动机，经济考虑对迁移有着更大的推动力。如果迁移者在原住地面临不满意的状况（比如失业或饥馑），并相信其他地方经济机会较好，他们就会被移居的想法所吸引。贫穷是巨大的激发因素。世界大约有30%的人口——几乎有20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还有许多人是干旱、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或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最为贫困，农村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7.5亿人的家乡，其中每年有2000万—3000万人移居城镇——许多人是“环境难民”。他们丢弃了被严重侵蚀或因地力耗竭而不能再支持他们的土地，加入城市中40%以上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本国劳动力大军，或寻求合法或非法手段进入发达世界更有前途的经济中。所有这些农村或城市的移居者，都是对相同作用力——贫穷的推动力和察觉到的或预期机会的吸引力——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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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国内战争与迫害的愿望和对新地点自由的追求是迁移的政治动机。美国人都熟知为了寻求宗教与政治自由而移居北美的殖民者的历史（图8.19）。美国在近代接受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诸如1956年暴乱后的匈牙利、菲德尔·卡斯特罗接管政权后的古巴，以及南越政权倒台后的越南。1947年，当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统治实体而建立的时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大规模横越印度次大陆是出自宗教原因；20世纪30年代大量犹太人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纳粹德国，则是政治原因引起迁移的例子。更近的年代里，在图西族人（Tutsis）掌控卢旺达政府后，约100万胡图人（Hutus）逃亡到相邻非洲国家。③ 住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被塞族人赶出其家园，而许多海地人在一次政治危机中因遭受严重经济匮乏的影响而逃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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