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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39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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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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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迁移诱因相并行的是对迁移的种种阻碍或屏障。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即使家乡境况不佳而且知道他乡较好，但许多人仍不认为移居更可取。移民决定取决于人们对其他地区机遇的认识。对他乡机遇知之不多的人移居的可能性，比那些掌握较多信息的人小。其他阻碍因素还有地理特点、移民费用、与原活动空间的个人和组织的联系，以及政府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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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的天然屏障包括海洋、山脉、沼泽、荒漠和其他自然形态。史前时代，天然屏障对迁移的制约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更新世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冰盖扩张对人类的迁移和定居都是一种屏障。直到最近400年，天然屏障对移动的限制可能才变得无足轻重。始自公元1500年、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的各种进步，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展，使人们更容易实现对空间的征服。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交通状况得到改善，旅行变得更迅速、更容易、费用更低廉。即使这样，如同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前驿马骑手所经历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旅行可能是艰辛的，而且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情况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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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经济屏障包括旅行费用和在他乡建立住所的费用两方面。维持与留在原住地亲朋的联系所需的额外费用，常常也是和费用有关的因素。所有这些费用通常都随着旅行距离而增加，而且对穷人来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屏障。许多独自移民到美国的男子是已婚的，赚到足够的钱后寄给家人前来团聚。这种现象在从加勒比海地区到美国的移民和已定居在北欧和西欧国家的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中间仍很普遍。费用因素制约着长距离迁移，但是原住地当前境况与所知目的地机遇的差异越大，就有越多人愿意为移居支付这笔费用。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年长者而言，这种差异必须非常大才能使移民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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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也是造成放弃移民的因素。家庭、宗教、种族和社会的种种关系不服从“机遇差异原理”（principle of differential opportunities）。许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移居，除非境况极端窘迫。对变革的担心和人的惰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可能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在考虑移居的时候除了反对别无他途。对自己的国家、文化群体、邻里或家庭的依赖可能强烈到可以补偿家乡的种种不利条件。回归的移民可能使潜在的移民相信，他乡的机会事实上也不见得更好，或者即使好一些，也不值得因此而加入到一种外国文化中，或是牺牲自己的住宅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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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构成了迁移的政治屏障。许多国家政府不赞成进出其边界的活动并限制本国人向外移民。这些限制可能使潜在移民无法离开，当然也限制着向外移民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苦于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则常常鼓励移民。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美国的大量移民是他们察觉到经济收益机会远高于本国的例证。许多欧洲国家人口过多，而且其政治与经济制度有时遏制了国内的经济机会，而那时美国企业家需要这些盼望到资源丰富但未被充分开发的地区去赚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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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或者被认为较高，一般是国际移民最理想的目的地。这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为了保护自己避免不可阻挡的移民流，制定了限制性的移民政策。除了有移民数量的绝对份额外（通常按来源国分类），还可能强加一些其他必要条件，诸如工作许可证或被认可的社团的赞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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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39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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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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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地理学概念与迁移模式有关。第一个是移民场（migration field），即迁入和迁出移民模式占优势的一个或几个地区。对任何地方，其迁入移民的源地和迁出移民的目的地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稳定。可以预期，源地附近的地区是构成移民场的最大部分（图8.22）。但是，相距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也可能是重要的移民场。移民场的这些特性是向较大地方等级运动的函数，而如此众多的人居住在大都市地区的事实，可能使人认为国内大多数地区都有移民迁入和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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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1980年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场。（a）就佛罗里达州而言，相邻南方各州接受大多数迁出移民，但是迁入移民——尤其是退休人员，多来自美国东部。（b）就加利福尼亚州而言，迁出移民的地区是西部各州。迁入移民的源地包括西部和人口密集的东北部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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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om Kavita Pandit,“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ubsystems and Typologies in the Analysis of Migration Regions,”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No. 3, Figs. 5 & 6, pp. 342-343.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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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场并非完全与前面“扩散与新发明”一节的概念相吻合。如图8.23所示，有些移民场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渠道化移民流模式。这些渠道联系着社会和经济上因过去的移民模式、经贸利益或其他亲密关系而相互依赖的地区。结果，沿着这些渠道运动的移民流大于其他迁移模式的移民流。从前美国黑人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向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的迁移、墨西哥人向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等边境各州的迁移，以及退休人员向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的迁移就是渠道化迁移（channelized migration）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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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 从南部乡村向中西部中等城市的渠道化迁移流。距离不一定是流动方向的主要决定因素。南部农村地区可能通过亲朋与中西部某个目的地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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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drawn by permission from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 C. Roseman, Vol. 3, p. 142. Copyright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Blackwell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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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移民都永久停留在第一个目的地。1900—1980年间进入美国的大约8000万移民中，约有1000万人返回故里或迁移到另一国。对加拿大移民的估算表明，每100名移民中也许有40人最终会离去，到澳大利亚的移民也有大约25%最终会永久离去。因此，迁出移民流的必然结果是回归迁移（return migration）或逆向迁移（counter migration），即移民们向原先迁出的地方回迁（图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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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 从南斯拉夫移居德国后想要回归故里的移民。随着在德国居留时间的增加，有意回归的人数比例下降，但是即使在国外居住10年以后，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愿意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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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B. Waldorf,“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7, no. 2, Fig. 2, p. 132.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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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境内，回归迁移——迁回自己出生的州——约占全部国内迁移的20%。不过这个数字在各州之间变化很大。例如目前迁入西弗吉尼亚州的人有1/3以上是回归者，那些迁入宾夕法尼亚州、亚拉巴马州、艾奥瓦州和其他少数几个州的人中，25%以上也属于这种移民。像新罕布什尔州、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等差异很大的州则名列回归者少于10%的州之中。访谈结果表明，被认为有吸引力的州吸引大量新移民，而在移民流中回归者比例高的那些州，除了原先的居民外，其他人都认为那里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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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移居的自由不受限制，全部移民中有多达25%的人回归其源地就不足为奇了。移民不成功有时是因为人们无法适应新环境，更常见的情况是移居时基于误传的印象对目的地做出错误期望。道听途说、第二手信息或虚假信息，以及人们自己的夸张是造成错误移民决策的原因。虽然移民回归常常表明他们未能适应新环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带回该地区的负面信息。这通常意味着迁移渠道的加强，因为不成功的移居者与有意移居者之间的交流有着别样的含义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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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渠道化以外，大城市的影响造成移民场对距离衰减模式的偏离。逐级迁移（hierarchical migration）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移民场的性质。上文谈及信息传播有时遵从分等级的规律——即级别最高的城市向级别较低的城市逐级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逐级迁移是对流动的一种响应。对国内移居者而言，其趋势是向上迁往较高的等级，从小地方迁往较大的地方。在向上迁移的过程中可以跳越一些等级，在总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才考虑向下面的等级移动。大城市郊区被认为是大都市地区的一部分，因此从市镇向大城市郊区迁移是向较高等级移动。我们可以从这个等级模式想象从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向下流向小地方的信息，以及从农村向上流向城市地区的移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