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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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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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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innovation）是指社会群体内部所产生的思想和该文化所接纳的思想导致的文化变化。新奇的事物可能是弓箭或喷气式发动机之类实质性的技术发明改进，也可能包括社会结构和相互影响等非物质形态的发展，例如封建主义或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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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前和传统社会以不创新或不接受变化为特征。在与环境达到均衡而别无所求的社会里，变革没有适应性，也就没有发生变化的理由。的确，所有社会都与生俱来地反抗变革，因为创新不可避免地在新现实与其他已确立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造成紧张状态。这些紧张状态只有整个系统的各部分都做出适应变革时才能解决。例如，新采用的技术和步伐缓慢的社会特质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被称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抱怨年轻人的时髦或赞美往日的好时光，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不愿接受或不适应变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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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明——常常因压力而出现，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冰期结束时粮食基地的扩大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压力而发生的。动植物的驯化似乎是各自独立地在图7.12所示的几个公认的农业“发明”地区发生的。由此想见，不迟于2000年前，大多数的人类从猎采社会进入定居农业社会时，食物类型、生产技术和新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模式得以迅速传播。一切创新对文化网络都具有辐射作用，越是基本的创新，其结果越是普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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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动植物驯化的主要中心。南亚和东南亚中心以芋头等植物驯化为特征，此类植物通过现有植物的分株和移植来繁殖（营养繁殖）。通过种子播种繁殖（例如玉米和小麦）则以中美洲和西南亚为典型。非洲和安第斯地区发展了用上述两种方法繁殖的农作物。图中所列各源地的农作物和家畜名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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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比农业革命更根本。它影响着社会的每个方面，造成了农业社会前猎采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在对领土控制的竞争中，农民是胜利者而猎采者是失败者。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近代。过去500年来，欧洲人的扩张完全控制了他们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世界大部分地区所遇到的猎采文化（见“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专栏）。农业及其定居的生活方式，使文化以加速的步伐改变，而农业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类学会了用动植物纤维纺织的技艺，学会了使用制陶转轮烧制黏土制造器具，开发了制砖、制灰泥和建造房舍的技术，发明了采矿、冶炼和金属铸造技术。某些地方的资源或产品优势促进了长途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这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一种更复杂的、带有剥削性的文化出现了，这包括一个分阶层的社会代替了大体上平等的猎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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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 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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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⑤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提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起作用的——以及导致世界以欧亚人占优势的——环境差异是欧亚大陆有丰富的适合驯化的动植物可资利用，东西向延展的陆地使动物、粮食作物和技术的长距离传播成为可能。其他大陆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任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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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冰期结束后世界上若干地区分别发展了农业，但是中东地区的居民有幸拥有众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包括8种最重要的禾本作物中的6种，其中有小麦品种的原型。这些植物很适合栽种、生长迅速、营养价值高、能够支持大量人口。欧亚大陆还有丰富的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包括牛、羊、猪和马，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此外，由于同动物亲密接触，欧亚人也感染了后来被证明对其他大陆居民极具破坏性的各种流行病，与此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己对那些疾病的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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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东这样的文化源地所开发的粮食生产技术很容易沿着欧亚大陆无垠的东西轴线扩散，该大陆宽广地域上大体相似的气候适合培育同样的农作物组合，从西班牙到中国都能看到同样的家畜。欧亚大陆的巨大面积还意味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每个民族都具有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并将新技术扩散到远方。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产生了各种文明——中央政府、城市、劳动分工、纺织、制陶、文字、算术、长途贸易、金属加工，最后是四处征战的欧亚人带到其他大陆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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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享有欧亚大陆那样的环境优势以及因之而来的人口与技术优势。非洲或美洲开发的几种粮食作物，不能穿越这两个南北向延伸大陆的气候和生态屏障而有效扩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由于大自然的意外事件或先民对大型动物的捕猎，没有产生家畜，而美洲只驯化了美洲驼。其他地方缺乏欧亚大陆的粮食基地和便捷的纬向运动，人口规模停留在较小水平，比较孤立，总体上创造性不够。15世纪开始的大发现和殖民之旅，证明欧亚人的优势无可阻挡。其他大陆的居民对许多疾病缺乏抗性，没有马匹、甲胄、火器和像征服者那样的组织，只能迅即臣服、受制于人——按照戴蒙德的观点，不是由于天生自卑，而是因为限制或延缓其发展前景的地理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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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和技术革命的源地起初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文化源地（culture hearth）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创新的地区，关键的文化要素从这些地区向外扩散，对其周围地区施加影响。文化源地可看作任何文化群体的“摇篮”，所形成的谋生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千百个文化源地，大多数仍停留在社会与技术发展的低水平上，只有少数产生了象征文明的符号——通常认为包括文字（或保存记录的其他形式）、冶金、长途贸易关系、天文学与数学、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劳动分工、定型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结构化的城市社会等。最初的粮食革命之后出现了若干主要文化源地，有些早达7000—8000年以前。最突出的早期创造中心位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北方、东南亚、非洲若干地点、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图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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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旧大陆和美洲的早期文化源地。“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B.C.E.）是指文化源地形成复杂社会、知识与技术基础并作为文化扩散中心的近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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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代社会里，创新的变化业已成为寻常、可预期和必然的现象，尽管某些单独的文化群体可能拒绝接受这些创新（见“原生态文化与流行文化”专栏）。发明创造的速率——至少按专利授权的数目计算——是稳步增长的，而且从概念到形成实用产品之间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有如一条普通的公理：即有用的思想越多，能开发与结合这些思想的头脑越多，则发明创造的速率越快。这条公理的空间含义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心往往也是发明创造的中心，这不仅是由于其大小，而且也由于这里有大量思想交流的机会。的确，多种想法不仅激励新的想法，而且必定创建一种产生解决方案的环境，以维持社会前进的势头（图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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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人类历史上创新的趋势。猎采者的生活与其环境和资源基础达到平衡，几乎没有创新的需要，其文化也无须改变。农业革命加速了思想和动植物驯化、城市化与贸易的扩散。随着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全方位创新的大幅增加开始改变世界各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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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4 原生态文化⑥ 与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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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发达”社会里，也并非所有文化群体都乐意接受或适应文化的变化。按一般理解，文化用以表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和为何）行事、吃什么、穿什么、如何消遣、信仰什么、赞美谁。然而，在人们所接受“生活方式”普遍性的问题上，有些方面还须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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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群体得以存在，或是由于空间的隔离，或是由于自愿与周围主流文化实行社会隔离，但他们本应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原生态文化（folk culture）意味着同族的、内聚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群体的传统和不入时的生活方式的特征，从根本上孤立或抵制外来的影响。传统控制着原生态文化，强烈地抵抗变革。在工具、食物、音乐、故事和礼仪等方面，自制和手工居主导地位。原生态生活是一种文化整体，由有形和无形的元素组成。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有形的部分，由物质的、可见的事物组成：从乐器到家具、工具和建筑物等一切事物。在原生态社会中，这些事物都是家庭或社区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批量的商品。无形的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包括口头流传及民歌、民间故事和习惯性行为表达的精神产物和社会产物；讲话方式、礼拜模式、各种见解和价值体系都是通过教育和示范世代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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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美洲⑦ ，真正的原生态群体已很少见而且日益减少。过去此类群体数目较多，是由于移居新大陆的移民带来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这些族群有着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与地区来源。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带来的民族特性逐渐变成美国的“民族”风貌。例如，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传统歌曲可以认为是上南方（Upland South）⑧ 的非物质原生态腔调，也可以认为是移民传承英国乡村先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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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民族起源和原生态生活的痕迹。我们每个人都使用自己家庭或我们所属文化的谚语，每个人都熟悉孩童时代的童谣和神话。我们击木祈福，听说过如何观月相和种植花草，知道什么是节日庆祝或者制作佳肴的“正确”方法。然而，此类原生态文化证据至多是我们生活中的次要元素，只有少数群体——如旧规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⑨ ，拒绝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世俗的”装备而热衷于马车、人力工具和传统服装——残存在美国，使人回想起这是原先广为人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别之处。另一方面，加拿大保留了大量清晰可辨的、具有民族特色和装饰艺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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