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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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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因为如今很少有人把地理学看作是浪漫的。不可否认，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可它是浪漫的吗？事实上，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那时的探索者都被视为地理学家，即懂得测量和绘图技巧的人。他们的探险一经报道无不被追捧和敬仰。那时，如果人们把戴维·利文斯通抑或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故事搬上银幕，会和讲述伊丽莎白一世或者甘地的电影一样轰动。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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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事件真的是地理学事件吗？戴维·利文斯通在非洲的冒险不是更像历史事件而非地理事件吗？中学和大学往往捆绑教授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它们有什么不同呢？一个讲好听的故事，另一个则不然。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是一部由鲜活的人物和戏剧化情节组成，并携着一点执迷于浪漫情怀的骑士精神的跌宕历史。与之相比，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地理学，虽然信息丰富亦有用，却不能让人心潮澎湃。历史有时也可以是枯燥的，但若考虑到它对于文明及其存亡来说看似多余和奢侈，它仍可被视为“浪漫的”。比如，印度这一伟大的文明由梦幻般的神话和传说支撑，而并没有像欧洲或中国那样的历史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初级的或是复杂的——都必须或多或少对脚下土地的特征有系统的了解以谋生存。此外，历史有“历史罗曼司”，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这一文类的先驱。然而，当被问及是否有“地理罗曼司”时，大多数人都会大脑一片空白或零星提及一些冒险故事。所以，“浪漫地理学”这一富于想象、大胆又扎根现实的概念，似乎是个矛盾的想法。尽管如此，浪漫地理学是否可以存在呢？是否可以说它的存在实为必要，因为人类生活大多数时候是由热情所驱动——由可望而难即，甚至不可即的东西所驱策的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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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在本书中我会对我的观点给予论证。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就是定义“浪漫”或者“浪漫主义”，一种在1780年至1848年间出现于欧洲的宽泛概念和价值观。给出确切的时段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概念和价值观本身就是含混且往往自相矛盾的。诗人托马斯·休姆认为，浪漫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是人类完美主义的信仰。历史学家雅克·巴赞曾谈及浪漫主义的性情，并把它概括为“对能量的敬仰、道德的热忱、原初的禀赋，对于人类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矛盾的认知”。浪漫主义在时间上与崇高和哥特的概念有所重合，它们同被称作颓废（1800—1900年）的西方艺术创造时期相衔接。这四种特征——浪漫主义、崇高、哥特以及颓废——都是对崇尚稳定的生活常规的反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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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理学大多是关于生活常规的。即使地理学者注意到变化，这些变化也通常被归为非人力所能左右之变。若与地理相关的某项工作映射出对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求，或是人类完美主义的热望，它便被视作游离于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并被划入浪漫的领域。地理学著述固然可以表达“道德的热忱”，即巴赞谈及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一；然而热忱——炽热之情——更有可能是攻击而非推崇，更似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而非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赞誉。此外，正如巴赞所说，浪漫主义的性情是在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间挣扎；与之相比，当代地理学者的工作鲜少呈现出这种属于浪漫主义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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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存在于地理学者的愿景与实践之间的空白地带，绝非独属于地理学的学科盲点。事实上，这一空白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氛围，即反浪漫主义风潮。这一时期对那些保育与安居理念的极度热忱，便是最好的例证：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生存的呼声，不仅存在于学术讨论，更充斥于社会运动之中。尽管这些热忱的呼吁者提出的观点以及表述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因其都试图将地球变成一个稳定而可居的家园，而可被归为“家园经济”（home economics）的拥护者。无论对人类多么有用且必要，“家园经济”都难以激发人之热情、促发心绪飞扬。“家园经济”不是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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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它对混合了妩媚与恐惧、高度与深度的“崇高”的追求远甚于对优美或古典美的欣赏。将两极化价值推向其极致的通常是那些发达社会或文明的奢侈——它们在享有高度经济安全的氛围下，赞颂个人价值，甚至那些古怪反常的个人价值。全球文明众多——根据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的论断，世界上大概有十几至二十个主要文明——但是，独有西方文明发展出的一种思考与感知世界的方式，不负浪漫主义之名。[3]所以，在这本书中我谈及更多的会是西方文明。此外，我的讨论所涉及的时间段，将集中在20世纪之前的大约一百年间。这是因为1900年以后，极盛浪漫主义的理想逐渐被“民主”与“公民”的理想所取代。不过，浪漫主义在流行文化中依然生机勃勃：一些著名电影里仍讲述着身着耀眼铠甲的骑士拯救美丽少女抑或搜寻圣杯的故事。在当今的文化精英群体看来，这种浪漫是浅薄而幼稚的；然而，它仍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那些甚为复杂的关于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的感知与理解。这种影响无法避免，是因为潜藏在浪漫精神之下的——事实上，潜藏在所有人类的欲望、诱惑和渴求之下的——正是两极化价值观。这种情怀诱使人们，哪怕是在想象的世界中，跨越常规并向着极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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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1 两极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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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两极化价值？两极化价值包括黑暗与光明、混沌与秩序、身体与头脑、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等等。每种文化的两极化价值都与其他文化有着微妙的区别。整体而言，它们之间又有一种家族相似——在这些价值的呈现中，总有一极包含了黑暗、混沌、身体、物质、自然这些“负极”，而又总有一极包含了光明、秩序、头脑、精神、文化这些“正极”（这里的引号用来提示二者的价值是可以互换的）。这些二元概念组成了浪漫地理学的基础部分：它们聚焦于极端情况而非中间情况；它们影响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客观事物和人的感觉和判断。同时，更关键的是，它们也在我们展望和感知具有挑战性的大环境——无论是地球及其所包括的山脉、海洋、热带雨林、沙漠和冰原这些自然分区，还是与自然对应的因人而生的城市——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些在这些环境中添加着浪漫佐料的人，总是在寻求冒险，甚至是那些他们无法阐明的更为神秘的事物。后者或许可以被称作求索，而求索——就像寻找圣杯的壮举一样——正是浪漫的核心所在。但首先，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二元概念上，因为它们既定义了人类生活常规运作中可接受的限度——地理学，又暗示了超越这些限度的可能性——浪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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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暗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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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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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为《创世记》开篇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做了说明。“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他里面（即在道内）“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生过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众人借着他造的。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约翰福音》1：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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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即是光，或者反而言之，光即是上帝。在人类世界中，光是智慧的灵感或精神的启发。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建筑领域，基督教中的光都被赋予了相比其他宗教（如佛教）更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正因如此，当但丁越过最遥远的恒星所在的水晶天时，据说他进入了一个充满“纯净的光，智慧的光，饱满的爱”（《天堂篇》XXX.38）的天堂。在艺术作品中，圣人的背后总是带有光环。而真正使光在物理特性与符号含义上具有辉煌而象征性的力量的，却是建筑——哥特式教堂。12世纪哥特式教堂中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十字肋架拱、尖拱，或者飞拱，而是光本身。正如艺术史学家奥托·冯·西姆森（Otto von Simson）所说：“那哥特式的墙壁就像开孔的介质：光滤过它，穿透它，与其融合，使其升华。哥特式可以描述为透明、模糊的建筑，那是一片连续的光的界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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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发明了哥特式教堂的圣丹尼主教苏热（Suger，1081?—1151年）这样描述他置身于哥特式教堂中的感受，他认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住在宇宙中怪诞的一隅，既不全在地球的污秽之地，又不全在天堂的纯净之中；尔后，承蒙天恩，我可以从此低贱之地被渐次运往更高层次的世界”。换句话说，由于无法避免地存在于“地球的污秽之地”，苏热的教堂仅仅是通往天堂前的预演罢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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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和死亡在上帝的圣殿中弥漫：发霉的、洞穴般的地下室里实实在在的黑暗和怪兽般的滴水嘴中的黑暗喻象。至于死亡，那僵硬而坚固的石像似乎在嘲弄着重生的向往。苏热尽管信奉光明及其符号含义，却也在教堂中添加了黑暗的意象。若与苏热相比，和他同时代的中世纪神秘主义之父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可被称作一位纯粹主义者。对于某座修道院的装饰，他愤愤不平地评价道：“更有甚者，在修道院的回廊中，在忙于诵读的信徒眼中，那些可笑的丑物，那些畸形的造型到底有什么用呢？还有那些肮脏的猴子？那些凶残的狮子？那些巨大的人马怪？还有那些半人不人的东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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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热爱光明而非黑暗，显然是因为我们是视觉的动物。在黑暗中，因为看不见，我们便无法辨别方向而感到迷失。如果没有轮廓分明的外部现实的指引和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将散乱无际并唤出纠缠我们的怪兽。想想那种人人都体会过的不均衡：我们会在夜里做噩梦，而在白日做美梦；前者让我们在恐惧中流汗，后者只是让我们微笑。想想那种平常却让人感到深深安慰的体验：当我们从噩梦中惊醒后，注视着窗外明亮的天、繁茂的树和啼叫的鸟——那是对于重生的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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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把暗与光、黑与白看作对立的两面。非洲黑色皮肤的人们甚至也认为光和白好过暗与黑。在西非的班巴拉（Bambara）部落里，白是尊贵的色彩，代表了智慧和心灵的纯净；而昏暗的靛青色，则被认为是悲伤和不纯洁的象征。对于尼日利亚的努普（Nupe）部落来说，黑色代表着魔法、邪恶、恐怖的预言。对于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人而言，黑色意味着低等、邪恶、怀疑、厌恶；而白色代表着与前者相反的价值，诸如光明、希望、快乐和纯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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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与白也有负面的含义。在中国，白一方面与“阳”（光明、白昼、阳光）有关，代表着正面和美好。但是当尸体因耗尽血液和生命而变色时，白亦代表死亡。在西方世界中，尽管白有很多正面含义，它却仍不乏一些负面意义，这甚至出现在了《圣经》中。正因如此，《马太福音》（23：27）中把伪君子比作“白色的坟墓”，只因他们外表美丽，内部却只有人的污秽和骸骨。约瑟夫·康拉德在其长篇小说《黑暗的心》中使用了传统的对立元素白色（好的）与黑色（坏的），但当他讲到库尔兹的小屋旁被漂白的头骨、库尔兹的光头、象牙引诱着欧洲人的贪婪，还有其中公司总部的地点“白色坟墓”之城时，他为“白”赋予了堕落和死亡的含义。[8]白即是耀眼的光明。然而，长时间被光照射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长时间丧失睡眠最终会把人引向死亡。白色的投降旗代表了无能、软弱和怯懦。在智力方面，白暗示了浅薄——只有表面，没有深度；而黑与暗则强调了肥沃、潜能、营养、萌芽和母性。暗红色是血气方刚的力量，而灰白则是贫血的表现。黑土是优质的，苍白的土壤却意味着营养物质不足。植物能够生长，正因为它的根埋在幽暗的地下。人类喜欢在黑暗中享受性爱以及助人恢复体力的睡眠。我们如此恋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每晚那仅有的几小时里，我们可以纵享那奢侈的湮没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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