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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暗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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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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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为《创世记》开篇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做了说明。“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他里面（即在道内）“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生过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众人借着他造的。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约翰福音》1：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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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即是光，或者反而言之，光即是上帝。在人类世界中，光是智慧的灵感或精神的启发。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建筑领域，基督教中的光都被赋予了相比其他宗教（如佛教）更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正因如此，当但丁越过最遥远的恒星所在的水晶天时，据说他进入了一个充满“纯净的光，智慧的光，饱满的爱”（《天堂篇》XXX.38）的天堂。在艺术作品中，圣人的背后总是带有光环。而真正使光在物理特性与符号含义上具有辉煌而象征性的力量的，却是建筑——哥特式教堂。12世纪哥特式教堂中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十字肋架拱、尖拱，或者飞拱，而是光本身。正如艺术史学家奥托·冯·西姆森（Otto von Simson）所说：“那哥特式的墙壁就像开孔的介质：光滤过它，穿透它，与其融合，使其升华。哥特式可以描述为透明、模糊的建筑，那是一片连续的光的界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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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发明了哥特式教堂的圣丹尼主教苏热（Suger，1081?—1151年）这样描述他置身于哥特式教堂中的感受，他认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住在宇宙中怪诞的一隅，既不全在地球的污秽之地，又不全在天堂的纯净之中；尔后，承蒙天恩，我可以从此低贱之地被渐次运往更高层次的世界”。换句话说，由于无法避免地存在于“地球的污秽之地”，苏热的教堂仅仅是通往天堂前的预演罢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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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和死亡在上帝的圣殿中弥漫：发霉的、洞穴般的地下室里实实在在的黑暗和怪兽般的滴水嘴中的黑暗喻象。至于死亡，那僵硬而坚固的石像似乎在嘲弄着重生的向往。苏热尽管信奉光明及其符号含义，却也在教堂中添加了黑暗的意象。若与苏热相比，和他同时代的中世纪神秘主义之父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可被称作一位纯粹主义者。对于某座修道院的装饰，他愤愤不平地评价道：“更有甚者，在修道院的回廊中，在忙于诵读的信徒眼中，那些可笑的丑物，那些畸形的造型到底有什么用呢？还有那些肮脏的猴子？那些凶残的狮子？那些巨大的人马怪？还有那些半人不人的东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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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热爱光明而非黑暗，显然是因为我们是视觉的动物。在黑暗中，因为看不见，我们便无法辨别方向而感到迷失。如果没有轮廓分明的外部现实的指引和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将散乱无际并唤出纠缠我们的怪兽。想想那种人人都体会过的不均衡：我们会在夜里做噩梦，而在白日做美梦；前者让我们在恐惧中流汗，后者只是让我们微笑。想想那种平常却让人感到深深安慰的体验：当我们从噩梦中惊醒后，注视着窗外明亮的天、繁茂的树和啼叫的鸟——那是对于重生的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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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把暗与光、黑与白看作对立的两面。非洲黑色皮肤的人们甚至也认为光和白好过暗与黑。在西非的班巴拉（Bambara）部落里，白是尊贵的色彩，代表了智慧和心灵的纯净；而昏暗的靛青色，则被认为是悲伤和不纯洁的象征。对于尼日利亚的努普（Nupe）部落来说，黑色代表着魔法、邪恶、恐怖的预言。对于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人而言，黑色意味着低等、邪恶、怀疑、厌恶；而白色代表着与前者相反的价值，诸如光明、希望、快乐和纯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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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与白也有负面的含义。在中国，白一方面与“阳”（光明、白昼、阳光）有关，代表着正面和美好。但是当尸体因耗尽血液和生命而变色时，白亦代表死亡。在西方世界中，尽管白有很多正面含义，它却仍不乏一些负面意义，这甚至出现在了《圣经》中。正因如此，《马太福音》（23：27）中把伪君子比作“白色的坟墓”，只因他们外表美丽，内部却只有人的污秽和骸骨。约瑟夫·康拉德在其长篇小说《黑暗的心》中使用了传统的对立元素白色（好的）与黑色（坏的），但当他讲到库尔兹的小屋旁被漂白的头骨、库尔兹的光头、象牙引诱着欧洲人的贪婪，还有其中公司总部的地点“白色坟墓”之城时，他为“白”赋予了堕落和死亡的含义。[8]白即是耀眼的光明。然而，长时间被光照射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折磨。长时间丧失睡眠最终会把人引向死亡。白色的投降旗代表了无能、软弱和怯懦。在智力方面，白暗示了浅薄——只有表面，没有深度；而黑与暗则强调了肥沃、潜能、营养、萌芽和母性。暗红色是血气方刚的力量，而灰白则是贫血的表现。黑土是优质的，苍白的土壤却意味着营养物质不足。植物能够生长，正因为它的根埋在幽暗的地下。人类喜欢在黑暗中享受性爱以及助人恢复体力的睡眠。我们如此恋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每晚那仅有的几小时里，我们可以纵享那奢侈的湮没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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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乱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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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一章把上帝看作匠师。他做的，正是所有人类匠师做的事情——在混乱中置入秩序与明晰。“地是空虚混沌。”所以，在一系列神迹之后，上帝创造了形。他把天与水分离，而后把水集于一处，让陆地显现出来（《创世记》1：9—10）。当然，人类匠师无法在如此的尺度下创造秩序，然而他们尝试了以天为模板的创作。他们在星辰的变换中看出了规律——秩序井然——这是他们无法在地上的事物及事件中看到的。因而，他们的任务便是把这种秩序由天穹带回大地。我们能够从那些拥有宇宙般秩序的远古城市中看到这种努力：将城墙和主要建筑与方位基点对齐，即与那亿万星辰之中最为重要的太阳的运动轨迹上的重要位置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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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远古的天文学家们观察到众星围绕着一个不动的天体——北极星——旋转。在近一些的地方，他们看到太阳明确地围绕着大地东升西落。事实上，古人渐渐发觉很多事物是圆的，或至少是沿着圆做循环运动，比如四季的变化，鸟类的迁徙，以及生命的周期。然而，建造一个由巨型的封闭圆形城墙所保护的城市对古人而言是个难以实现的巨大挑战，所以在城墙的形状上，他们用正方形或长方形代替了圆。天的秩序，以城市的几何秩序来表现。这样的建设需要平整丘陵和山谷，移转溪流，移除村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驯服地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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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城市是在其作为宇宙祭拜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中的核心居民包括执掌宗教最高权力的国王、宗教官员，以及社会精英。这些城市居民主持着他们认为维持秩序与生活所必要的礼仪，而其自身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则依赖于那些从城郊或更远的地方拥入的庶民所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尽管对于统治者及精英阶层而言不可或缺，但背景复杂的庶民、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而非农业的人们，由于并不属于宇宙范式的关键部分，而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为了监督这些纷繁复杂的庶民群体，以使社会如繁星般以一种有规律、可预测的方式运转，一个庞杂的官僚体系应运而生。其中的关键词便是和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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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化的过程就是从无形到有形、从混乱到和谐的过程。有谁会对这条带来发展与前进之路是人类应取的正道表示怀疑？然而，怀疑之声有因可循。上帝在混沌中创立了秩序，但对这位拥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伟大艺术家而言，太可预测的“秩序”不免有一丝乏味。所以他把人类添加到他的作品中——人类与其他造物不同，他有自由的能力，这意味着他能进行选择，包括以自己的选择制造无序的可能性。人类也是想从混乱中创立秩序、从错乱中提炼和谐的艺术家。他们受到繁星围绕北极星运转的秩序的启发，想要建立一个诸侯与庶民皆甘心屈从和服侍永恒帝王的社会。这一愿景若能实现，结果必然是一个拥有秩序与和谐的世界——然而，那亦是独裁的世界。好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完美而和谐的——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无序，需要由社会的压力和矛盾所不断促生的新思想的滋养。换句话说，好的社会制度就像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必须包含失调的部分。可以容纳混乱与开放机制的好的社会制度，其浪漫气息胜过古典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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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低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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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能被认为有“低”与“高”的分别。“低”关乎身体和大地，“高”关乎精神与上天。二者中一个与庶民相关，另一个则关乎精英——这是一种由精英制定、普通人默许的区分方式。精英自视为半神，他们的泥砖房位于城市的中心，也是概念上的制高点。从中心开始，城市的高度向周围“递减”：先是中间阶级的住处，而后是城市边缘的穷人和他们不体面而拥挤的陋居。几个世纪，乃至一千年以来，这便是大城市的建筑和社会格局。普通的住宅进化的路线是向上的——起初是半地下的，就好像不愿离开大地母亲的安全感一般。之后，住宅开始建于地面之上，也有更重要的建筑坐落于高台之上。宗教与其建筑从依附于壁穴、山丘、水洞、溪流，发展到直指上天与其神灵；宗教的仪式由在户外举行发展为在寺庙内举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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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黑暗”与“光明”一样，“低”与“高”的价值可能会颠倒。因而，在古罗马和现代的芝加哥，高层建筑是给穷人居住的，而贴近地面的别墅和豪宅则是富人的住所。低而平展的建筑意味着稳定性。与企业集团总部那层层而上的摩天楼不同，政府建筑往往是贴近地面且舒展的。人们很难想象，象征延续和传统的英国白金汉宫抑或奠定军事力量基础的美国五角大楼是摩天大楼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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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低”是十分有指向性的词。所有优越的或是优秀的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物理高度的感觉。事实上，英文中意指“优越”的“superior”一词，正是由拉丁语中意为“更高”的词变化而来；同样，意指“优异”的“excel（celsus）”亦来自拉丁语中意为“高”的单词。印度宗教中“梵”的理念脱胎于意为“高”的一个概念。英文中意指“等级”的“degree”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在空间中上升或下降一步。同样，社会地位常常被形容为“高”或“低”，而非“大”或“小”。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一个人在别人的妒忌和邪恶行径面前疲惫不堪时，“攀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可以理解，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成就最卓越的个体偶尔会感到平凡的吸引力。美学家可能对泥土表现出怀旧之情，知识分子则会怀念野兽的感官现实。具有任何高级地位的人都有落魄的风险，对于社会地位而言尤为如此。反极权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本是英国社会上层中产阶级的一员，但他在社会底层的磨炼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巴黎餐馆的洗碗工，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事实上那种生活是可以忍受的。“你曾经常说去像狗一样生活——而今周遭都是狗，而你还不时碰触它们，并且觉得过得去，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大口气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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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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